100个理由-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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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0年前”与“1840年后”的史书上，所谓“爱国主义”的精髓其实是“恨”，即通过共同仇恨某些外在敌人，为现实的局面赋予“合法性”。被这种历史观浸染的国人，总要仇恨些什么，用代表正义、受难、复仇理想的“我们”和十恶不赦的“加害者”来建构想象中的历史。仇恨的对象过去是“美帝”或者“苏修”，日本则在近年来“脱颖而出”，被想象为一个极右的、变态的、处处挑衅的罪恶帝国。加上日本在历史上曾与中国有朝觐关系，就更被看作恩将仇报、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从而满足了我们建构仇恨世界观的一切条件。因此，从历史观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仇恨的对象，而被仇恨的重任，现在落在了日本头上。
在知识界，大抵亦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意见认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如果完全没有制约，在任何领域、任何情况下都唯我独尊，那确实会有全民走火入魔的危险，但搞民族虚无主义的危险，与它相比却不会小，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
相反的意见则认为，民族主义无疑是近现代民族国家反抗外来侵略、压迫，团结本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思想旗帜。但是，一旦外来威胁消失，民族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民族主义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据。如同可以在马背上打天下，却不能在马背坐天下，一个国家在没有外来威胁、处于和平建设的情况下，仍然抱着民族主义不放，民族主义就有可能产生负面的恶果。如果当今民族主义想在近年来颇为紧张的中日关系上显示一下民间的正义诉求和民族的尊严与情感，自当是一支真正爱国的建设性力量；如果它想跨越这个界限，进而成为指导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其最终结果就可能阻碍甚至断送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大业，民族主义就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害国主义。
我注意到，对当今民族主义的观察，比较贴近当下生活的是王彬彬先生。他“从秉有民族主义情绪和精神的主体方面来区分”，将民族主义大概分为三类：“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民族主义、群众性的民族主义。”
从最近几年间，互联网上闹得沸反盈天的日本人的“珠海买春”、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的所谓“辱华事件”（胡注：2003年10月29日晚，在西北大学外语系的迎新晚会上，一名日籍男教师带领三名日本留学生在表演节目时，胸前佩戴红色胸罩，小腹部位系有倒扣的纸杯作生殖器状，并将藏于胸罩内的纸屑抛洒向观众席，并有下流的舞蹈表演动作，背上还贴有用日文写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字样。在场中国师生对此十分不满，急剧扩大为校内带有打砸抢性质的学潮，并走上西安街头示威游行，最终惊动两国高层）， 还有网上众多让人感到像是“义和团运动”在复活的“民族英豪”的言论，都让他想到可以用“群众性民族主义”来概括。
他指出：对“人”的尊严很淡漠，身边每日每时地发生着种种践踏“人”的尊严的现象，他们习焉不察；对有涉“民族尊严”之事则感觉异常敏锐，随时准备捍卫“民族尊严”——这是“群众性民族主义”的一个特征。
再一个特征是，同样一种行为，假如是同胞所为，那就是正常的，不值一提，但若是外国人所为，那就十恶不赦。甚至可能是他们自己刚刚从“洗浴中心”或”洗头房”里提起裤子，便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神情，对外国人在中国的“买春”表现出满腔怒火。
而在一些国家的红灯区里，人们看得最多的是中国人的一片黑压压的脑袋。据说现在的荷兰红灯区，老鸨已经会说汉话了，不过只是一句：“中国客，您好！可以开发票！”年头长了，中国人互相见了再不会有忸怩遮掩之态，更多的倒是彼此会心地一笑，脸上一片释然……
关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这场争论，因为其内涵的丰富而又模糊，其外在强烈的“民意”色彩且紧扣中国的政治、外交，其标靶更有某些日本人伙同某些美国人一一制作、频频举起，显然成了近年来最热门的一场争论。而且，大狗叫，小狗叫，饱狗叫，饿狗叫。怎么叫，怎么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怎么慷慨激昂，毛焦火辣，肯定都平安无事，这在中国也是极其少见的。
我不想介入这场争论中去。一是学识有限，二是我总怀疑其中逡巡着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子，而一有利益集团混迹其中，很多事情便说不清楚道不明白。根据自己肤浅的理性与一般的观察，我想说的只是两个问题：
要爱国，上网去（4）
一、中日两国是否真的在走向战争前夜？
二、在相当多的国人看似牢记民族耻辱、溢满浓重悲情的反日仇日情结中，那份悲情是否只是一种伪悲情？
政治家与政客（1）
在日本，虽然右翼势力总在坚壁清野，消赃灭迹，然后戴上洁白的手套，去靖国神社门口吹吹打打，但是反对战争，告诫战争会给世人造成深重灾难的教育和声音要比右翼强大的多，也深入人心的多。
战后广泛的和平主义运动席卷了列岛上下，尽管许多人私下里以“无罚化”的剃须刀，尽可能地削去良知上冒出的任何一点不安，此后再出得门去，有了一张“受害者”苦海无边的脸，但在向往和平上，他们坚决的面孔决不是赝品。
理性地对待过去，不要让战争悲剧重演的日本人占绝大多数，这是不容置疑的。
在冲绳有一个和平祈念公园，公园祭祀的不仅有在“二战”中阵亡的日本人，还有美国人、中国人和韩国人。在冲绳召开西方7国首脑会议时，克林顿曾在此发表了重要演讲。在广岛也有一个和平公园及和平纪念馆，四季常青的树木、喷泉与座椅、曲径间，有不少以和平为主题的大大小小的雕塑、小品。其中，有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名义送的一件雕塑——一个侧头的长发少女，正凝望着肩头上伫立的一只鸽子……
即使是在靖国神社，还有遍布列岛的祭祀阵亡者魂灵的52个护国神社里，我曾与几位阵亡者家属交谈，他们说这些阵亡者出征前相约在神社重逢，神社是后者在天之灵相会的地方。作为亲人追悼他们，是出于一种血缘的朴素情感，绝不是在怀念、更不是要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相反，在祭祀先人的同时，亲人们都在心里祈愿世界和平，日本永不再战……
日本现在的年轻一代，也早不是战前那一大批出身贫寒、虾米紫泥般翻滚于经济危机的黑色浪涌中的少壮派军人。日本到处有樱花，也随处可见层林尽染的红叶。如果说少壮派军人看重的是因落花而起的知死之道，现在的年轻一代喜欢的则是“枫叶红于二月花”的生机勃勃之感。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没有发生过大的动荡。许多年轻人从中学时想的是什么时候有第一次“性体验”，上了大学就琢磨怎么多打点工存点钱，假期去海外旅游。毕业了就想着进个固若金汤的大公司，把此生也“牢固”了。在日本好几个城市，我都看到有自卫队征募军官的广告，虽然从街头贴到巷角，从车站贴到加油站，观看者却始终寥若晨星。再看东京银座新宿那灯火如海的夜晚，天上人间，几乎应有尽有，一对对衣着光鲜的青年男女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之中，早就斗志丧尽了。这代日本青年确实对历史无知，也不像时下的中国“愤青”们有着那么澎湃的爱国激情，若真要打起仗来，十有八九，他们决不会是中国“愤青”们的对手。
现在日本青年的世界形象是：时尚，潮流，创意，有趣。而且，随着日本游戏软件、漫画的大量出口，《机器猫》、《樱桃小丸子》等日剧的热播，酒井法子、木村拓哉、织田裕二这些名字迅速窜红为男男女女的偶像，“哈日”在许多国家已成为区别新一代与次新代、“小资”与“非小资”的标志。
再一个例子，是多年来在闹得在中国很有影响的“修改教科书事件”。
日本的教科书制度与中国不同。日本的教科书不是由国家编辑统一内容、并由官方出版的，而是由各个私营出版社自行编辑出版，经文部科学省审查批准后，私立学校可以选择任意一种教科书，公立学校采用何种教科书则需地方教育委员会决定。2001年以来，出版、修订了所谓《新历史教科书》的是一个叫扶桑社的出版社，现在在全日本中学生当中，用其作为教材的，不到百分之一，远不是全日本的所有学生都在使用。
《新历史教科书》的“代表执笔者”，是宣扬“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方面捏造出来”的右翼学者西尾千二，另有20多名右翼学者为之撰稿。这些人主张彻底批判日本现有历史教科书中不必要的“自虐史观”，全部删除“影响日本国家和民族声誉、影响下一代对上辈人看法”的历史事件，要编撰出能够彻底消除“东京审判史观”和“社会主义幻想史观”的教科书。为此，该书极力歪曲和隐瞒历史真相，大肆美化侵略战争，纸页中泛出陈腐的军国主义气息。
该教科书于2000年4月递交给日本文部省审定，由于史实错误太多，实在看不下去，文部省指出其中137处错误，令其修改。“编撰会”在修改之后，仍然留有不少严重错误，却在次年4月获文部省通过。2004年4月，《新历史教科书》又一次修改送审，文部省要求对124处再修改，这些修改均属边边角角，书中美化侵略、篡改历史的原则性错误仍比比皆是。然而，文部省置韩国朝野的强烈抗议和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于不顾，仍于今年4月通过了新版的《新历史教科书》。
目前在日本，可供初中学生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共有8个版本。东京都教委偏偏选中《新历史教科书》给白鸥中学使用，这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有关。此人是一个著名的右翼分子，东京都教委两个最重要的职务——委员长清水司和教育长横山洋吉都是石原的亲信，同时也是《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狂热支持者。投票通过白鸥中学使用该教科书的东京都教委的其他成员，也均是由石原指定，其他人只提参考意见。显然，石原企图以白鸥中学为突破口，为日后在东京的所有普通中学采用《新历史教科书》创造条件。
政治家与政客（2）
东京都教委采用右翼历史教科书一事，遭到了日本广大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由76个日本民间团体和教职员工会组成的“阻止采用编撰会主编教科书东京网络联盟”通过集会、演讲、游行、征集签名和举行记者招待会等方式，呼吁人们站出来阻止使用这部教科书。2004年8月6日，该联盟向东京都教委递交了有2。9万人署名的请愿书，认为这是将下一代引向战争，坚决要求东京都教委撤消这一错误决定。此后几个月里，以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的夫人三木睦子为召集人，由白鸥历届高中毕业生组成的“白鸥有志者之会”也不断举行请愿、散发传单、征集签名等各种活动，抗议东京都教委强迫母校使用歪曲历史的教科书。
就在新版《新历史教科书》获文部省批准的4月5日下午，又有日本“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世纪”、“战争与对女性暴力”日本网络、日中韩三国通用历史教材委员会、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正视历史事实之会、“和平之舟”等16个民间团体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抗议日本政府这一不思悔改且变本加厉的错误行径。
不仅仅是抗议，日本民间还有人站出来，以理性、良知与血凝固的事实，与篡改者进行笔与笔的角逐。
2000年3月，为了专注于纠正日本修改教科书的问题，59岁的表义文从日本新兴出版社启林馆提前退休，专职担任日本市民团体“儿童和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世纪”事务局长，奔走于中韩日三国之间。表义文和荒井信一教授在应对日本教科书歪曲历史等问题的过程中，深感要修正日本对历史的歪曲，巩固亚洲的和平，仅仅对右翼进行批判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作出忠于事实的“正史”。由此，2002年在南京召开的首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上，两人提出了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一部统一的历史教材的建议，三国学者对这一建议热烈响应，会上即达成共同编写东亚三国近代历史的决议。
关于编写过程的艰辛，黑龙江社科院的王希亮先生对记者作过这样的描述——
“从编写历史开始，我们就得三国来回跑。2002年，我在这上边花了8000块钱；去年花了一万，全都是自费的。其实三国的学者都没什么钱，我们是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便宜的饭菜，干最难干的事。在日本开会，表义文曾自己掏腰包，当场交给饭店50万日元。”
“每天开会都是，早晨门一关，中午吃盒饭，不到晚上12点，绝对没机会睡觉。那叫累……去年我第一次到汉城，结果到了汉城，连旅馆的门都没出去过。我对汉城的印象就是一间会议室，一圈人围着开会，争得面红耳赤的。别人看着，我也许就是花钱找罪受，但这个历史责任一定得完成。”
“日本有良心的历史学者，在做事的时候，右翼就虎视眈眈地盯着，你稍微有点漏洞，马上就是铺天盖地的指责。”（《南方周末》2004年9月23日）
类似这样自费、廉价而又劳碌的国际会议，日中韩学者举行了10次才完成定稿。今年5月，《东亚历史共同读本》就要在中国、韩国、日本以各自文字面世。
无庸置疑的是，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日本民间总体上仍然是尾大不掉。大约只有两类人能反省，一类是如表义文、荒井信一和大江健三郎这样充满理性精神的学者和作家，另一类则是东史郎这样意识到是“自己出事的战争”并受良知驱使的人。但这两类人，对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又恰恰是无关紧要的人。
日本政府也从来没有一口咬断自己尾巴的勇气，但那条又粗又长的尾巴上，还是有些或深或浅的牙印。
战后，日本决心走和平主义的道路，在1947年的宪法里，告之以世界：一、不用军事行动和武力威胁来解决国际争端；二、只拥有最基本的自卫力量。这部宪法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目前，日本的国防经费虽说已居世界第二，但自卫队的兵员只有20几万，保家卫国大抵还要靠美国人罩着。
日本有“无核三原则”，就是不制造、不拥有和不让核武器入境。早在1974年，当时的首相羽田孜就告诉新闻媒体说：“日本当然有能力制造核武器，只不过现在日本还没有去将它们制造出来罢了。”到了今日，日本能够支持核武器发展和研究的科研部门所掌握的技术已十分先进，但这只老虎就是出不了笼子。
日本有禁止武器出口原则，不向任何国家出口武器。有资料显示，目前日本国内有能力进行军工生产的企业约2000家，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三井造船及住友机械等著名企业，都拥有很强的尖端武器生产能力。但贸易大国的日本，几乎什么都出口过，就是没出口过一枪一弹。此外，还限制拥有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武器，如航空母舰和远距离轰炸机等。
一块锈迹斑斑的铁板上，开不出火红的鸡冠花。大和民族对于侵略历史还是有些反省的，不反省，就不会产生这些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