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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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二战”中，列宁格勒被围困900天，苏联军民战死达90余万人，是南京大屠杀的三倍，但是他们消灭了20多万德军。更重要的是，苏联人决不后退，即使在城市大部被占的情况下依然顽强战斗，最终将德军赶出了列宁格勒。前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叫回了原来的名字：圣彼得堡。虽然红星已从国旗上摘去，但圣彼得堡这座最具“二战”同盟国英雄气概的伟大城市，依然让俄罗斯民族世代为之骄傲。
回过头来看南京大屠杀，中国人的心头除了切肤的仇恨，难道没有其他难言的滋味？
在中国从来孝优于忠，忠孝不能两全时，大部分国人选择孝，少数人例如岳飞的母亲，要岳飞不必尽孝，先去尽忠，结果是岳飞反被皇帝及奸臣陷害，成为尽忠的反面教材，日后的千百万“红卫兵”更是为此悔青了肠子。中国的忠也只要求吃皇粮的，古来老百姓就有一句形容自己与政府关系的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在抗战最激烈的时候，不少日本战斗机飞行员会惊愕于一个奇特的景象，日军与我军正在城内外激战，城外不远的农田中，农民竟然若无其事地在田里劳作……
“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时下版，便是日军军曹山田武一对金山卫农民的一番评价：“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居民的观察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只要你和他们拉上家常，先递上烟卷和糖果，他们就会打开话匣子，即使你中国话说得不流利也没问题，重要的是你必须听懂和事后的证实……”
于是，历史若不算是惊人地重复， 也不过是稍稍往前移了几寸——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的景象是：“‘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衙千百！”
37年后，日军进入北平时，没有出现任何民间自发地抵抗，有的只是一座静默的城市，街道上空无一人……
痛心于此的梁启超的结论是，正是自古以来政治体制中“国民权利”的丧失，才导致了国民国家观念的阙如及文化信念的崩溃：“其能受阉宦、差役之娈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国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其能奴颜婢膝乞怜于权贵之间者，必能悬‘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他族之师也”。（《新民说·论权利思想》）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10）
胡适先生后来也说过大约同样意思的话——一个现代而又自由的国家，不可能是由一群听话的奴隶们建造起来的。
柯林斯的看法，则紧扣了当下的战局：“看来，蒋政府应该认真地考虑这种现象了。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
雷歌一般骤然（1）
到了1945年元旦，历史已在悄悄地为我们民族开辟走向胜利的通道，但当时，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还有老百姓们却并不知晓。
因为犯了兵家大忌的“酱油滴水”战略，也因总体上我军英勇地抵抗，日本未能像德国以闪电战在欧洲频频得逞那样完全占领中国，而且，随着40年代的到来，两者间渐进入相持阶段，这已经咬紧了牙关，实属不易；虽然在欧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是处处反攻，一片光明，但这片光明，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能降临到亚洲、中国来，许多人心里都没有数。有数的那只是在后来的电影与小说里……
元旦这一天，在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伪行政院代院长陈公博的元旦献辞《努力三大工作，完成复兴使命》。三大工作是所谓“肃正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申报》自己的元旦献辞里，则重申伪中央政府的“革新政治四原则”：一、强力政治，二、专家政治，三、亲民政治，四、廉洁政治。字里行间远看不出大厦将倾、狼奔豕突的意味。
这一天，重庆的《大公报》在显著位置刊载的也是领袖的贺岁演讲，题目是“蒋主席元旦昭告军民 安危胜败枢纽今年》，副题是《充实战力确立信心争取胜利 召开国民大会不待军事结束》。从标题可透露出，蒋介石正面临着扭转军事和政治颓势的双重压力。可以断定，此时蒋介石决难料到仅仅7个月之后，他就享有和杜鲁门总统、邱吉尔首相以三大战胜国身份在波茨坦发表联合声明的巨大风光。
元旦那天，延安《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词是《争取胜利早日实现》，基调是胜利仍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不可能之处便在于“如果不驱除政府中的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代之以代表人民意志与力量、能够领导中国走向胜利和自由的新人物，那么，日寇继续深入是无法阻止的，更谈不上配合盟国在远东战场上的海陆攻势。”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封电报。
1945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正在实施南下战略（即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南方广大地区）的王震、李先念等：“美军由欧洲东调须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时间可以利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直至美国投放原子弹的前两天，8月4日，毛泽东在致李先念等人的电报中仍判断：“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农民做准备工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
8月6日，9日，美国在广岛、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
9日，苏联对日宣战。当晚，约150万红军在苏联元帅华西里夫斯基指挥下，披坚执锐，势不可当，分东、西、北三路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另一路攻入朝鲜。仅仅十几天内，击毙日军6万多名，俘虏关东军高级将领148名和官兵60余万人。大批武器弹药日后移交给了中共军队，仅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移交的就有：3700门火炮和迫击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1200挺机枪，680座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舰队的船只。
15日，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9月9日上午9时，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何应钦陆军一级上将代表国民党政府接受在华百余万日军正式投降，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是日本驻华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
就在中国人远没有意料到的时候，光明降临到了这片满是血泪与苍痍的土地上。
金箔一样辉煌……
天锦一样壮丽……
雷歌一样骤然……
在北平，上海，在重庆，在松花江沿岸和辽阔的中部腹地，乍一听日本投降的消息，许多人开始以为是哪个炮楼、那个城池里的鬼子投降了。当被告之决没有听错时，又如同从长久呆着的暗室里走到了强烈的阳光下，有一阵巨大的心理晕眩：是梦？是醒？是真？是幻？
这之后，才会感到体内连每一根神经末梢上都袭来的汹涌欢乐……
中国的神圣抗战，8个年头刚刚过去，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不能不说是险胜。
非险胜之胜是胜，险胜也是胜。
两者都确切地指向“二战”中的日本必然要走向玩火者自焚的结局。
一个国家再无法无天，再高唱邪说，与世界深沟高垒，贻历史万世之羞， 但总有一天它会消停下来，它会气焰散尽，拆垒填沟，洗刷羞辱，承认并追随起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这其实是宇宙间无可更改的第一铁律。
许多日本人对此总有些不明白，仿佛不是中国的险胜，日本就能抵挡得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1946年，对日本有深入研究的《大公报》总编辑、著名报人王芸生到日本考察后，他发现许多日本民众中有一种对中国的普遍看法，即“以为中国人不是自力战胜日本的，竟参加联合国逞威风，满心不佩服。”
此外，时下中国人并没有享有和平，更没有重建国家，鸽子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在哪棵树或阳台上打个盹，天上又是战云密布，“时间过了一年多，听听中国国内还陷于战乱，看看在日本的中国人的地位之无足轻重，又轻视中国人了。”（ 王芸生 《中日关系七十年》）
雷歌一般骤然（2）
或许，这正是日本至今未肯向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低头认罪、虔心谢罪的深层原因之一。
对于一向奉行实力崇拜的日本来说，它只心口一致地承认、屈从强者，而在骨子里鄙薄、歧视弱者。
第十三章 拒绝遗忘
真正的强大（2）
天晴风暖，山光树影，秀蔚天成……
中国的这个新高度，在2005年的“两会”上已清晰可见——这就是“和谐”。
因为这两个字的出现，往年在“两会”上必定站出来为富人们讲话的一位经济学家，这次却成了富人们的导师，他告戒他们说：你必须让别人活好，自己才能活得更好。往年怎么也拉不住的那架冲向两极分化、几近疯狂的马车，这次却切切实实地被一股坚韧的合力给拉住了。
有社会学家如是描绘这个高度——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结构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各阶层利益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协调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身份歧视，每个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开放，阶层关系融洽，社会流动畅通的开放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事业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各阶层人民有共同理想，讲诚信、守法度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治安良好，社会稳定有序的社会。
倘若有一天站在了这样的高度上，任沧海横流，天下板荡，却始终标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就切实地在实践着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的话。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站在了这样的高度上，中国必然拥有了真正的强大——
这是一种大音稀声的境界，静水深流的力量，从容不迫的气度。
无须任何炒作与包装，她将对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进程透射出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
历史，在精神家园里（1）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
只要文化的根脉不断，不管政治上经历怎样的天崩地坼，经济上如何地撕肝裂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便依然能在这个星球上繁衍、生长。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冷战时期，在与中国发生最激烈论战的苏联，在斯大林铁腕统治的阴影远没有驱散的莫斯科，仍可看到法国印象派艺术家的作品，听到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演奏会。仍有30多家剧院提供丰富多采的剧目，从果戈里、契诃夫到布莱希特的剧作……
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一名日本记者注意到，有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挤在一个座位，他不知道她们是怎样用一张票子进来的。一个女孩正飞针走线，给膝盖上的布娃娃缝上最后几针。音乐会结束时，她推开众人冲向台前，把布娃娃作为礼物献给了走上台的作曲家……
窃深深以为，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当年飞针走线的，并不是一个布娃娃，而是近半个世纪后浴火重生、依然英气逼人的俄罗斯！
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历史则是这个精神家园里最幽深也最生动的部分。
倘若没有俄国早期的革命者——十二月党人英勇地倒在枢密院广场的血泊中，又无畏地踏上去西伯利亚漫天风雪的流徙之途，就很难展现俄罗斯文化本质的特征——博大沉雄而又蕴籍典丽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丰沛的人民性传统。
倘若抹去被德寇围攻了900个日日夜夜，一副焦黑的身架没有哗然倒地成炭，却锻打为钢筋铁骨的列宁格勒，当年柴可夫斯基音乐厅里就不会出现那个走向台前的女孩，以及她手里飞针走线、虽饱经折腾却总在不懈地寻觅再生之途的俄罗斯……
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呢？
经过革命铁与血的洗礼，多年里威力不亚于武器的批判的批判武器，又走过“文革”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再顿然进入时下红尘万丈的商业化社会，我们还有多少传统文化的传承？
远些的历史，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几乎就只剩一片帝王们的停尸场了。不过这些帝王们都被从棺椁中请了出来，秦始皇，汉武大帝，明太祖，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雍正皇帝……一个个经涂脂抹粉后，大都变成了宵衣旰食、席无暇暖、兢兢业业、文韬武略，为人民打天下为百姓坐江山的好公仆。
近些的历史，亦幽明难分，时有剪裁，屡见空白。
16年前，我的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外甥女，问老师：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老师回答说：学生斗老师，坏人整好人，林彪、“四人帮”欺骗毛主席。
一场人神共愤、浩歌长哭、长达10年的举国动乱，就这样被颠覆为三句话，二十几个字——几近对口词，还有一个答后便可以置于脑后的幽默。
许多时候，中国人的集体叙事不过是掩过取功，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则沦为隐恶扬善。而且，因掺和了太多的政治功利和伦理意图，有些属于“功”和“善”的部分也轻描淡写，或者干脆一笔勾销。
于是，有着太多太多鼎鱼焦烂、幕燕倾危的中国历史，却未能在自己白发万丈的岁月里培育出深刻的悲剧意识，以至于总在不断更迭的悲剧中重复着令后人唏嘘不已的历史……
于是，许多年里，对抗战的宣传与评价，以及相应的对日本侵华罪行的调查与清算，总显得有些低调与游移。我们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育似乎太专注民族的苦难，反而对胜利抱着谦谦君子的态度。曾在报纸上看到，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纪念馆馆长王新华曾对记者说，应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再加上一点，就是胜利教育。他说：“我们在近代就这么几个大的胜利，为什么不纪念呢？”
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重庆，抗战胜利后在市中心树立了“抗战胜利纪功碑”，一解放即被改建成“人民解放纪念碑”。当年志士仁人风集影从的陪都，还留下了大量的抗战遗迹，但有许多都随着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被毁掉了。
南京大屠杀、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日本广岛原子弹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人类三大惨案。据说其他两地的纪念馆不但是国家级的，而且都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时下，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纪念馆却仍不是国家级的纪念馆。
孙立人、薛岳、何应钦、胡宗南等抗日名将，只是漏网之鱼，逃去了台湾的国民党战犯。杜聿明、黄维、王耀武……只是“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盖棺论定时则有可能变成“著名的爱国人士”。最不济的，是死了的戴笠、张灵甫等在抗战中声名也不小的人物，他们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特务头子戴笠的“青面獠牙”就不必说了，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这样提到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但自己被打瘸了一条腿的张灵甫：“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