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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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估价过高了。毛泽东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征服中国，统治中国。假如没有周恩来，他是否能取得这样的成功，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应该记住一点是，并不是由于有毛泽东一个人，而是由于有他和周恩来的合作，才使他们赢得了中国。
历史的吊诡（6）
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想让人上天堂，你就叫他去日本；如果想叫人入地狱，你就让他去日本。
在我见到的一份百年百名汉奸名录上，其中许多人都在这个列岛的清光樱雨下度过了青春岁月。
他们中有在北洋政府里任内阁成员、在五四运动中被学生们一致要求惩办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有日军侵华时汪伪政权的头面人物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陈壁君等人；有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三巨头之一、出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长的汤尔和； 有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以及号称汪精卫〃文胆〃、曾任伪中央宣传部政务次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胡兰成 ……
当年日本政府以提供留学经费为诱饵，所抛出的一条长线，终于钓到了这批大鱼。他们肯定不是小鱼，是因为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为日本谋得了巨大利益，同时，又无不给当时各地的人民带来深重的耻辱与痛苦。倘若说，日本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闯进中国的一条穷凶极恶的海盗船，他们便是这条船上的桨和橹！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学习过英国、法国，学习过苏联，有两段时间可能私下里还打算学习南斯拉夫和新加坡。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无须置疑，没有口号却实在学得最多的是美国——连远在天边的高原上的拉萨，离布达拉宫不过一箭之遥的街区， 都开出了“麦当劳”、“肯德基”。开业不久的一家“星巴克”里飘出浓郁、纯正的咖啡香气，红男绿女们的笑谈声，与不远处寺庙内的转经声、香火气，奇妙地、恍如梦幻一样地交织一起……
还有一个最有效的标志，即“春江水暖鸭先知”，看那些大小官员们，纷纷将子女送往哪个国家，祈望在哪国定居，不管他们嘴上说得如何花团锦簇，这个国家肯定在他们心目里心仪久之。儿女若未去成，或是本人不能以那个国家为可进可退的“根据地”，他们肯定一辈子心里不踏实。
当然，二十世纪末的“向美国学习”，与这个世纪50年代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有很大不同。当初向苏联学习时，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到军衔制、院系调整，乃至民间的穿布拉吉、跳交际舞、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可谓是全心全意，彻底地一边倒。后来的向美国学习，只是半热半冷，半明半暗，多少有〃师夷之技以制夷〃之意，不少中国人喜欢的是美国的物质世界和它的科技力量，对美国的社会制度，所谓民主选举、言论自由一套，却不以为然，并深怀警惕。
现在来看，学习西欧，中国总体上迄今还没有完成工业革命；学习苏联，这个曾经武装到牙齿的庞大的红色帝国，自己也一朝红旗落地，分崩离析；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差得太远。
这一百多年来，学得最广泛、最扎实的，恰恰还是中国人的冤家——日本，这也依然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很多中国人可能不愿意承认，但不管承认不承认，这确是事实——如同日本在中国大地上造下的罪孽罄竹难书，这个民族教给中国人的东西也恒河沙数。
而且，好事、坏事之间，有时换个角度去看亦是可以转换的，毛泽东就深谙此道，1961年1月24日，他在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中说起——
日本的南乡三郎（胡注：1955年任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这一年曾两次访问中国。）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版）
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近代以来的日本，就没有近现代的中国。
第四章 相异性
亲属集团与非亲属集团（1）
从日本全面地以中国为师的“唐风时代”，即公元七世纪中叶后算起，到中国变先生为学生，颇为恭谨地以日本为师的公元十九世纪末期，已有一千二百年。
这中间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两国文化交流陷于停顿，但直到明治维新前，两国的发展水平差距并不大，两国都落后于西方，日本还落后中国一点，这即是说，中国和日本近代化运动的起跑线可谓相差无几，两国都是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开始了奋起自强的近代化运动。
此后，两国发展水平差距突然一下拉大，尤其是当今，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一，真是“脱亚入欧”了，与美国比肩可翘楚于西方；而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在世界上最落后国家的圈子里彷徨，大抵到了改革开放后这二十几年，举国上下一心一意抓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只够资格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这一很难不令日本人洋洋得意、却让中国人脸上作蜡的现象，仿佛都是在两国间与西方世界发生了相撞、交汇后所走过的不同路径引起的，而在此前，仅仅只有中日两国间穿越不过几百英里太平洋的交流。
这一现象，已经让许多学者注意并厘清两国各自近代化路径中的百般景象与种种不同，却也容易让他们忽略打下这近代化路径的桩基还是文化。
文化是千年的不死鸟，文化是天地间的一盏长明灯。即使是被强大而又锋利的西方世界之刃划成了几段，文化也会如一条硕大的蚯蚓，在东方这块古老、奇特的土壤里修复如初。如果用学术化的语言表述，那就是一种文化在受到外来的某种强势文化挤压下，前者的一部分必会随着后者的物质文化一起变化，乃至几乎全盘接受后者的意识形态；但前者的另一部分，很有可能仍然停留在受挤压前的状态之中，即仍然以千百年来民族自己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应对一个外部的世界。
我想，在很重要的成分上，不但近代化路径中所表现出的两国间一眼能察的相异性，是由文化决定的，而且，至今难为人们洞幽并提出的两个民族间所表现出的趋同性，亦是由文化决定的。
这一章先说说相异性。
据学者们考证，中国有近13亿人口，常用的姓才几百个。“百家姓”收录462个姓，基本包括了汉民族最常用的姓氏。中国大多数人的姓氏都有很长的历史。
以笔者的“胡”姓为例，根据人口学者的统计研究，在依次排列的100个姓氏中，胡姓名列中华15大姓之列，为第13位。根据文献所载，胡姓是一个古老的姓族，她的源流可追溯到原始时代的胡部落，而最早得姓的是传说时代的黄帝的臣子胡曹。且胡姓又是一个多源的姓族，商、周、春秋时代的胡子国是其姓源之一，以胡公满的后裔为氏是其姓源之二，而胡公满则是舜帝的裔孙。此外，秦汉以后，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表现在姓氏学上，便是少数民族姓氏的汉化，这又是胡氏姓源的来源之一，在古今的鲜卑、契丹、满、苗、瑶、彝、回、赫哲、达斡尔、白、锡伯等民族中，都有胡姓的存在。（见 黄启昌 编著〈胡姓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如胡姓一样，在中国，几乎随便找一个姓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
就是在今天，在不少姓氏的家庭里，如“孔”、“孟”、“曾”等，还得严格讲究名字中所体现的辈分，这丝毫马虎不得。在我家也一样，我却例外。我本名“胡家适”，即“家”是我的辈分。上小学时，父亲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本院历史系的欧阳琛教授，一次半开玩笑对父亲说：现在胡适就不是好东西了，你儿子还胡家（加）适？改个名字吧。于是，母亲将它改成了“胡平”。她的用心当然是指着我这一生平平安安，但这名字几十年顶下来，狂风恶浪不少；前几年几次进出国门还屡有麻烦。现在要想改回去，确又难了……
在近代以前，大多数日本人有名而无姓，姓氏只在上层社会中使用，只有贵族和武士门第的人才允许使用。那时的姓氏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组织，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整个日本才有为数不多的姓氏。 十九世纪里，随着幕府时代的落幕，平民运动的展开，下层社会才获得使用姓氏的权力。1870年，即明治三年，日本政府决定，一般百姓可以取姓。但奴才做惯了，习惯了类似“阿猫”、“阿狗”般的称呼，许多人仍不敢给自己取姓。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875年再次下令所有国民必须有姓，否则受罚。
犹如大清江山一倒，中国人脑后的长辫子纷纷如急雨般落地，这时岛上的普通百姓也火急火燎请人起姓。由于多是短时间内仓促而取，或是由于岛人自古皆有热爱自然、关注草木的生命情怀，两个原因加在一起，使日本人多是从身边接触得到、看得见的事物，顺手拈来作为姓。如有的人以自己所在的自然环境、面对的山川河谷的名称为姓，有的人则以动植物、房舍、建筑、村庄、田野为姓。住山脚下便姓“山本”，宅门前有一种河便姓“川边”，家附近有一个渡口便姓“渡边”，庭院里有棵松树便叫“松下”等等。于是，与中国的情况相反，日本是世界上姓氏最多的国家，只有1。2亿人口的日本，估计姓氏超过12万。这里可以列举出几大类：
与山川、河流、地貌有关的姓：山本、山下、冈村、石原、小野、河野、中川、渡边、中岛、井上、秋山、北泽、大滨等；
亲属集团与非亲属集团（2）
与动、植物有关的姓：小熊、鸠山、白鸟、松下、铃下、小森、小林、加藤、左藤、伊藤、竹内、菊池、栗原、熊木等；
与房舍、建筑有关的：高桥、鸟居、古屋、小仓、高仓、宫本等；
与村庄、田野有关的：村山、田中、中村、园田、田边、角田等。
此外，还有不少千奇百怪的姓氏，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日本人最简单的姓是“一”和“乙”，最复杂的姓长达12个汉字：“藤木太郎喜佑之卫门将时能”和“笼谷懿府舍仰隶里小也弘光”。稀奇的姓有“八月一日”、“四月一日”、“十七女十四男”、“数十万人”等。
这些都说明日本人姓氏不仅历史较短而且有较大的随意性。由此，有学者认为这是日本人的宗族组织缺乏中国人宗族组织那样强大凝聚力的表现。（ 见 尚会鹏 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姓氏的悠久历史，它的严格性、不可替代性，突出地显示了在中国的大家庭里，每个孩子一生下来就处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亲属关系之中，他（她）有哥哥、姐姐、舅母以及姑母、姨母、婶母、叔、伯、舅、姨夫，各种姑、表、堂兄弟和姐妹，各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乃至各种姨亲堂亲，名目之多，非西方人所能明白。这种由密密疏疏的关系所组成的亲属集团，不仅比西方的关系名义明确，区分精细，而且在其内部还附有按各人地位而定的不容争辩的权利和义务。即使在当今，一个长子比起弟弟妹妹来，也不会不服膺于他对于这个家的传承有着更多的责任与义务的内心律令，而这内心律令显然来自于血脉里古老儒家的濡染。
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家族也是这样。
千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广漠的乡土社会，村子里的人先是按家族制组织起一个亲属集团，其次，几个亲属集团组成同一个村子的邻里社会。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地居住在那里，其成员靠耕种家庭所拥有或者租借的土地为生，并根据其家庭成员的资格，在亲属集团内取得某种地位。一般的情形是，一个村子里会有几个亲属集团，一个亲属集团也可能分布于几个村子，乃至相邻的乡镇。但不管如何分布，对中国人来说，亲属集团具有不可取代的、头等重要的意义。
换言之，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不管其身份显赫还是渺小，其性格复杂还是简单，也不管其生前是造福于世，还是祸害与民，他们命运之书的扉页，甚至在以后的许多页里，都会有他所属的亲属集团的影子，以及这个集团藤条般不断伸展的内容。
一般来说，当他一旦明确而恒定地承担了自己在该集团的责任，他就在任何可能的时候、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能得到该集团成员的帮助。这便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动力，促使他萤灯寒窗，金榜提名。一登青云，他既可能牢记父母、亲戚朋友的激励与鞭策，循纪守法，克己奉公，不辱门庭，但也极有可能“租借”出手中的权力，为他们谋取多方面的利益。当他们在亲属以外的集团中陷于穷途末路，或成迷途羔羊时，他们可以回到亲属集团中疗养伤痛，寻求重振旗鼓。
因此，传统的中国人不太容易献身于亲属以外的集团，在他们看来亲属集团是不可替代的。虽然中国人往往会同时参加数个非亲属集团，但在其他集团里很难死心塌地，使其百分之百地献身，惟有亲属集团对于他们有着人生价值的终极意义。
“光宗耀祖”、“锦衣夜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金窝银窝，不如家乡的狗窝”、“要死，也要死在家里好”……众多的俗语、谚语，道尽了传统中国人的深层心理。
当今，在一些已经被揭露、尚未被揭露的腐败分子中，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显然是个另类——
他出身在湖南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村，小时放过牛、种过田，每天上学要跑七八里路，还要挑20斤萝卜到小集镇上去叫卖，挣两个小钱好买个本子，交点学费。一双破旧球鞋，穿了整整五年，母亲给他补了又补，下雨天湿了，父亲晚上便在火炕边烤干。为了支持他读中学，两个姐姐中途辍学，确保兄弟中唯他一人奔前途有个出息。父亲因水肿病不能治愈去世时，他才不到12岁，就靠小脚的母亲养育他……胡长清和妻子结婚，是借钱办的旅行结婚。妻子在纺织厂工作十分辛苦，三班倒，起早贪黑，还要带孩子，每月就几十元钱工资，还要归还欠款，生活很是艰苦。
胡长清自调到江西工作以后，很快就创造了索贿能“日进万金”的记录。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审判时被公诉机关认定的受贿索贿及不明财产共计900百多万元的“富翁”，在北京和妻子上街，有时连一根冰棒都舍不得买来吃，到菜市场去买菜还要砍价。对其已经八旬的老母，连每月给的100元赡养费也难以按时支付，弄得古稀老母不得不依靠生活并不富裕的兄嫂来生活。这边在南昌，胡长清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找了一个整整比自己小了二十岁的小姐大干快上，人民币也在激越燃烧，除在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