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作者:伊.拉卡托斯兰征译-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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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中的对应物的漫画。这类漫画出现的原因不是内部历史学家的事情；他可以（在脚注中）把为什么某些科学家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抱有“错误的信念”这一问题交给外部主义者来解决。
因此，在构造内部历史时，历史学家是高度有选择性的：他要删去一切按他的合理性理论看来是非理性的东西。但是，这种规范的选择还算不上是充分圆满的合理重建。例如，普劳特从未明确表达出“普劳特纲领”：普劳特纲领不是普劳特的纲领。不仅一个纲领的（“内部的”）成功或（“内部的”）失败只能以事后之明鉴加以判定：而且纲领的内容经常也只能以事后之明鉴来判定。内部历史不仅仅要选择从方法论上予以解释的事实，有时可能还要选择根本地改进了的事实。这可以用玻尔纲领来说明。1913年玻尔可能根本没有想到电子自旋的可能性。没有电子自旋，他手头的问题已应接不暇了。然而，历史学家用事后之明鉴来描述玻尔纲领时，应将电子自旋包括在纲领中，因为电子自旋与纲领的最初大纲很自然地相符。玻尔在1913年本可以提出电子自旋，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在脚注中加以注明。（然后这种问题或者可以通过指出客观的、与个人无关的知识发展的合理理由从内部来解决；或者可以通过指出玻尔个人信念发展中的心理原因从外部来解决。）
指出历史与其合理重建之间的不一致的一个方法是在本文中叙述内部历史，而在脚注中按历史合理重建的观点指出实际历史是怎样“举止不端的”。
许多历史学家会对任何合理重建的观念都表示厌恶。他们会引用博林布鲁克勋爵的话说：“历史是以实例教诲人的哲学。”他们说在探讨哲学之前，“我们需要多得多的实例”。但是，这种归纳主义的编史学理论是乌托邦。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可能的。一些历史学家寻找确凿事实的发现、归纳概括，另一些历史学家寻找大胆的理论和判决性的否定实验，还有一些人却寻找重大的简单性，或寻找进步和退化的问题转换；所有这些人都有某种理论“偏见”。这种偏见当然可以被各种理论的折衷变体或理论的混杂掩盖起来：但无论折衷主义还是理论混杂都不等于无理论的观点。一个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外部问题常常清楚地引导人们看出他未言明的方法论：一些人要问为什么一个“确凿的事实”或一个“大胆的理论”恰恰在它实际被发现的时间和地方被发现，其他人要问为什么一个“退化的问题转换”能在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期内广受欢迎，或为什么一个“进步的问题转换”却“毫无道理地”不被承认。已有人长篇累牍地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科学是否只是在欧洲出现，如果是的，为什么；但是，如果不根据某种规范的科学哲学清楚地给“科学”作出定义，这种研究就只能是一些混乱的杂论。外部历史最有趣的问题之一就是规定出使科学有可能进步的必要的（当然永远也不会是充分的）心理条件，甚至社会条件。但是要阐明这一“外部”问题，就势必要涉及某种方法论的理论，某种科学的定义。科学的历史是以规范的方式加以选择和解释的事件的历史。这样，迄今被忽视了的对竞争的科学发现的逻辑进行评价的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竞争的历史重建进行评价的问题，便获得了头等的重要性。现在我就来讨论这一问题。
2 方法论的批评比较：以历史检验其合理重建
科学合理性的理论可分为两大类。
（1）辩护主义的方法论规定了非常高的认识论标准：古典辩护主义者认为，只有当一个命题被证明时，该命题才是“科学的”。新辩护主义者认为，如果一个命题（在概率计算的意义上）是或然的或（在波普尔关于证认的第三个注释的意义上）被证认到了一种证明度的时候，该命题才是“科学的”。有些科学哲学家放弃了证明科学理论或计算科学理论的概率的想法，但他们仍然是独断经验主义者：不论归纳主义者、概率主义者、约定主义者，还是证伪主义者，他们仍然坚持“事实”命题的可证明性。当然，现在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辩护主义都在认识论和逻辑批评的力量下崩溃了。
（2）我们所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实用的－约定主义的方法论。某种普遍的归纳原则给这种方法论戴上了皇冠。约定主义的方法论在还没有为证明与反驳、真理与谬误制定出规则的情况下，就先为“接受”与“拒斥”事实的和理论的命题制定了规则。这样，我们就有了不同的科学游戏规则体系。归纳主义的游戏包括收集“可接受的”（不是业已证明的）材料，并从中作出“可接受的”（不是已经证明的）归纳概括。约定主义的游戏包括收集“可接受的”材料，并将它们安排在尽可能简单的鸽笼体系中（或设计出尽可能简单的鸽笼体系，然后充之以可接受的材料）。波普尔还把另一种游戏规定成“科学的”。即使已在认识论和逻辑上丧失信誉的那些方法论，经过这样的阉割，也可以继续指导历史的合理重建。但是，这些科学游戏同认识论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联系，除非我们给这些游戏加上某种形而上学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归纳的”）原则，这种原则会告诉人们说，正如该方法论所规定的那样，该游戏给了我们接近真理的最佳机会。这样，这种原则就把该游戏的纯约定变成了可错的猜测；而没有这种原则，这场科学游戏就与任何其他游戏没有什么区别了。
批评约定主义的方法论，如迪昂的和波普尔的约定主义方法论，是很困难的。我们没有显而易见的方法来批评一场游戏或一个形而上学的归纳原则。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想提出一个关于如何评价这种科学方法论（即至少在引进归纳原则之前的第一阶段中是约定主义的那些科学方法论）的新理论。我将证明，不直接涉及任何认识论的（甚至逻辑的）理论，不直接利用任何逻辑－认识论的批评，也可以批评方法论。这种批评的基本观念是，所有的方法论都起编史学的（或元历史的）理论（或研究纲领）的作用，因而，可以通过批评它们所指导的合理的历史重建来批评这些方法论。
我将尝试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来发展这种编史学的批评方法。我由一个特殊的例子着手：我首先通过把（规范的－编史学的元层次上的）证伪主义“应用”于证伪主义本身来“反驳”证伪主义，然后，我还要把证伪主义应用于归纳主义和约定主义，并且要论证，借助于这种皮浪式的战争机器，所有方法论都必然以“被证伪”而告终。最后，我不再用证伪主义，而是把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还是在规范的－编史学的元层次上）“应用”于归纳主义、约定主义、证伪主义以及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本身，并证明根据这一元标准可以对方法论进行建设性的批评与比较。这种规范的－编史学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于如何比较竞争的发现逻辑提供了一个一般的理论，在这些竞争的发现逻辑中（在一种仔细地加以规定的意义上），历史可被看成是对其合理重建的一种“检验”。
（
a）以证伪主义作为元－标准：历史是对证伪主义（以及任何其他方法论）的“证伪”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科学评价在自己的纯“方法论的”形式中，都是一些约定，并且总是可以将其表述为一种科学定义。怎样才能批评这样一种定义呢？如果唯名论地解释定义，定义只是一个缩写、一种名称上的提法、一个重言式。怎样才能批评一个重言式呢？以波普尔为例，他声称他的科学定义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在它的帮助下，可以澄清和说明许许多多论点”。他引用门杰的话说。“定义即教条，只有由定义得出的结论才能给我们以新的洞察力。”但是，定义何以能够具有说明力并给人以新的洞察力呢？波普尔的回答是：“只有根据我对经验科学定义的推断和基于该定义的方法论的决定，科学家才能够看出该定义与自己为之努力的目标的直觉观念的差距。”
波普尔的这个回答符合他的这样一个一般观点，即通过讨论某些约定对于某种目的的“相符性”，便可以对这些约定进行批评：“对于任何约定的相符性，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只有在有着某种共同目的的派别之间，才能对这些问题进行合理的讨论。对这一目的的选择……则超出了合理争论的范围。”实际上，波普尔从未提出一个对一致的约定进行合理批评的理论。他没有提出，更谈不上回答这个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你将放弃你的分界标准？”
然而这个问题是可以回答的。我分两步作出我的回答：我首先提出一个朴素的回答，然后再提出一个比较精致的回答。我首先按照波普尔自己的叙述，回顾一下他是怎样得出他的分界标准的。波普尔象他那个时代中最杰出的科学家一样，认为牛顿的理论尽管被反驳了，仍然是一项杰出的科学成就；爱因斯坦的理论则更好；而占星术、弗洛伊德主义和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伪科学。他的问题是要找出一个产生了这些关于特殊理论的“基本判定”的科学定义；而他的确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答案。现在让我们考虑这样一种建议：如果一个合理性理论或分界标准与科学名流公认的“基本价值判定”相冲突，那么就应该拒斥这个合理性理论。实际上，可以认为这个元方法论规则（元证伪主义）与波普尔的方法论规则（证伪主义）是一致的，即如果一个科学理论与科学团体一致接受的一个（“经验的”）基本陈述相冲突，那么就应该拒斥这个科学理论。波普尔的整个方法论依赖于这样一个论点，即（相对地说）存在着其真值能为科学家一致同意的单称陈述，没有这种一致同意，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空想的通天塔，“科学的摩天大楼很快就会化为废墟”。但即使对“基本”陈述有了一致同意，如果对如何评价与这一“经验基础”有关的科学成就没有一致的同意，科学的摩天大楼难道不是会同样快地化为废墟吗？无疑会的。迄今对于理论的科学性的普遍标准还没有什么一致的意见，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对于单个的成就却有着相当一致的意见。迄今对于科学合理性的理论还没有一般的一致意见，但对于游戏中特殊的、单独的一步是科学的还是幻想的，对于特殊的一步棋法是下对了还是下错了，却有着相当一致的意见。因此，科学的一般定义必须将公认的最好棋法重建为“科学的”：如果这一科学定义做不到这一点，就必须拒斥它。
然后，让我们尝试性地提议，如果一个分界标准同科学名流的“基本”评价相冲突，那就应该拒斥该标准。
现在，如果我们应用这个（我随后就要拒斥的）准经验的无标准，那么，波普尔的分界标准即波普尔的科学游戏的规则就非被拒斥不可。
波普尔的基本规则是，科学家必须事先规定在什么实验条件下他将放弃自己的甚至是最基本的假设。例如，当他批评精神分析学时，他写道：“必须事先立下反驳的标准：哪一种可观察的状况，如果真地被观察到了，就意味着理论被反驳了，对此必须达成一致。但何种临床反应会使分析家满意地看到不仅反驳了一次特殊的分析诊断，而且反驳了精神分析学本身呢？分析家们可曾讨论过这种标准并达成一致？”就精神分析学而言，波普尔是对的：尚无任何人来回答他的问题。弗洛伊德派被波普尔关于科学诚实性的根本性挑战搞得狼狈不堪，实际上，他们拒绝规定放弃自己的基本假设的实验条件，波普尔认为这是他们在知识上不诚实的标志。但是，如果我们把波普尔的问题提给牛顿派的科学家，那又怎么样呢？“何种观察会使牛顿派满意地看到不仅反驳了一个特殊的牛顿论的说明，而且也反驳了牛顿的动力学及万有引力理论本身呢？牛顿派可曾讨论过这种标准并达成一致？”可惜，牛顿派很难作出肯定的回答。但这样一来，既然分析家们按波普尔的标准被指责为不诚实，那么牛顿派也必须受到指责。然而，尽管牛顿科学有这种“独断主义”，最伟大的科学家们以及波普尔本人，都高度尊重牛顿科学。这样一来，牛顿的“独断主义”便是对波普尔定义的“证伪”：它公然反抗了波普尔的合理重建。
波普尔当然可以收回他著名的挑战，而只要求包括初始条件、各种辅助性理论和观察理论在内的理论体系的可证伪性并且根据证伪予以拒斥。这是相当大的退让了，因为这允许想象力丰富的科学家在他的理论迷宫外围某一偏僻的、不显眼的角落里做些适当的侥幸的改动，来挽救他喜爱的理论。但就连波普尔的降低了的规则也会把甚至最杰出的科学家说成是非理性的独断主义者。因为在重大的研究纲领中，总是有已知的反常：研究者通常不理睬它们，而是遵循纲领的正面启发法。一般来说，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正面启发法上，而不让反常分散他的精力，他希望随着纲领的进步，“顽抗的证据”会变成确认的证据。根据波普尔的规则，最伟大的科学家们在这种情况下都使用了违禁的棋术、特设的策略：多数物理学家不把水星反常的近日点看成是对牛顿关于我们行星系的理论的证伪，并因而看成是拒斥牛顿理论的理由，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可疑的证据搁置起来，留到以后的某个阶段再解决，要不就提出特设的解决方法。把波普尔认为的（显著的）反例作为（纯粹的）反常，这一方法论态度为最出色的科学家共同接受。现在最为科学团体尊重的一些研究纲领就是在大量的反常中进步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们在选择问题的时候，“不加批评地”无视反常（并借助于特设的策略将反常隔离起来），至少根据我们的元标准，这是对波普尔方法论的进一步证伪。他无法将科学增长中的一些最重要的方式解释为合理的。
还有，波普尔认为根据一个矛盾的体系进行研究，应无一例外地看成是非理性的：“必须拒斥自相矛盾的体系……［因为它］不能增进知识……由于所有的陈述都可以从中导出……所以任何陈述都遴选不出来。”但一些最伟大的科学研究纲领就是在矛盾的基础上进步的。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最出色的科学家的规则经常是：“往前走，就会得到信心。”当微积分和朴素集合论由于逻辑悖论而苦恼时，这种反波普尔的方法论为它们争得了生存的空间。
实际上，如果按照波普尔的规则簿来作科学游戏，玻尔1913年的论文就永远不会发表，因为它是矛盾地嫁接到麦克斯韦的理论上去的；烈拉克的a函数也只有到了施瓦茨以后才能翻身。所有这些在矛盾基础上进行研究的例子都构成了对证伪主义方法论的进一步“证伪”。
这样，科学名流的好几个“基本”评价就“证伪”了波普尔的科学定义和科学道德标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考虑到这些情况，证伪主义可在多大程度上指导科学史家呢？简单的回答是，程度极小。证伪主义的首领波普尔从未写过任何科学史，这也许是因为他对大科学家的判定太敏感了，以至于不能以证伪主义的方式来篡改历史。人们应该记得，波普尔在自传中提到牛顿科学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