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全)-第2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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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比如说三个月内用货币偿还。这时，1000镑在三个月内按市场利息率得到的利息，就是高于现金价格的加价。棉花的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但是1000镑棉花价值在三个月内贷出的价格，是由利息率决定的。棉花本身以这种方式转化为货币资本这一事实，在诺曼先生看来，就是证明：即使根本没有货币，利息还是存在。如果根本没有货币，那也就决不会有一般利息率了。
首先，资本是“生产上使用的商品”这种见解是一种庸俗的见解。在这些商品作为资本执行职能时，它们作为资本的价值，不同于它们作为商品的价值，表现在由它们的生产用途或商业用途产生的利润中。并且，利润率虽然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同所购买商品的市场价格和它们的供求有某种关系，但它仍然由完全不同的事情决定。并且，毫无疑问，利息率一般说来是以利润率为它的界限的。但诺曼先生正是应当告诉我们，这个界限是如何决定的。它是由不同于其他资本形式的货币资本的供求决定的。现在，可以进一步问：货币资本的供求又是怎样决定的呢？毫无疑问，在物质资本的供给和货币资本的供给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联系；同样毫无疑问，产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实际生产情况决定的。诺曼不向我们说清楚这一点，却向我们兜售这样一个哲言：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和对货币本身的需求不是一回事；并且只是兜售这个哲言，因为他、奥维尔斯顿及其他“通货原理”的先知们暗中总是不安好心，他们力图通过人为的立法的干涉，从流通手段本身造出资本，并且提高利息率。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奥维尔斯顿勋爵，亦即赛米尔·琼斯·劳埃德，看他是怎样不得不说明：为什么他在国内“资本”如此缺少的情况下为他的“货币”取得10％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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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53号）“利息率的波动，是由于下述两个原因之一：或者是由于资本价值的变动”， （妙极了！一般地说，资本的价值，正好就是利息率！所以在这里，利息率的变动就是由于利息率的变动。我们以前已经指出，“资本的价值”在理论上从来没有别的理解。但是，或者奥维尔斯顿先生把资本的价值理解为利润率了。如果是这样，这位深刻的思想家就回到利息率由利润率调节这一点上来了！）
“或者是由于国内现有货币额的变动。利息率所发生的一切巨大的波动，不管波动时间有多久或者波动范围有多广，都可以明确无误地归结为资本的价值的变动。1847年和最近两年＜1855—1866年＞利息率的提高，是这一事实的最显著的实际例证；现有货币额的变化所产生的较小的利息率变动，影响范围小，持续时间短。这些变动是经常发生的；并且变动越频繁，就越能达到它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使奥维尔斯顿之流的银行家发财致富。可爱的赛米尔·葛尼曾经非常天真地在上院委员会面前说到这一点（商业危机，1848＇—1857年＇）。
（第1324号）“您认为，去年发生的利息率的大波动是否有利于银行家和货币经营者呢？——我认为它有利于货币经营者。营业上的一切波动对熟悉内情的人都是有利的。”——（第1325号）“在利息率很高的情况下，银行家会不会由于他的最好的顾客陷于贫困而最终受到损失呢？——不会，我不认为这种影响已经达到值得注意的程度。”
所要说的就是这一套。
关于现有货币额对利息率的影响，我们以后还会谈到。但是我们现在就必须指出，奥维尔斯顿在这里又犯了一个混淆概念的错误。1847年，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十月以前，人们对货币短缺的现象，对奥维尔斯顿在前面指货币资本而言的“现有货币量”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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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任何忧虑），由于下列原因而增加了：谷物昂贵，棉价上涨，砂糖因生产过剩而卖不出去，铁路投机和破产，国外市场棉纺织品充斥，以及前面已经说到的旨在进行汇票投机而对印度的强制输出和从印度的强制输入。所有这些情况，工业生产过剩和农业生产不足，因而是完全不同的原因，引起了对货币资本需求的增加，即对信用和货币的需求的增加。货币资本需求的这种增加，可以在生产过程本身的进行中找到原因。但是，不管原因是什么，正是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提高了利息率，即货币资本的价值。如果奥维尔斯顿想说，货币资本的价值提高了，是因为它提高了，这是同义反复。但是，如果他在这里把“资本的价值”理解为利润率的提高，把利润率的提高看作利息率提高的原因，我们就立即可以看到他的错误。尽管利润减少，但货币资本的需求，因而“资本的价值”还是可以提高；一旦货币资本的相对供给减少了，它的“价值”就会提高。奥维尔斯顿想要证明：1847年的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利息率，同“现有货币量”无关，也就是说，同他所鼓吹的1844年的银行法的规定无关；虽然事实上它同这些规定是有关的，因为对银行准备金枯竭——奥维尔斯顿的一个创造——的恐惧，使1847—1848年的危机增加了货币恐慌。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由于营业范围同现有资金相比过度扩大，货币资本荒已经存在；由于农作物歉收、铁路投资过多、生产过剩特别是棉纺织品的生产过剩、在印度和中国的营业欺诈、投机、砂糖输入过多等等而引起的再生产过程的混乱，导致了货币资本荒的爆发。对于那些按每夸特120先令的价格购买了谷物的人来说，在谷物价格跌到60先令时所缺少的，就是他们多支付的60先令，以及以谷物为抵押的同额贷款的信用。妨碍他们按原价120先令把谷物转化成货币的，根本不是由于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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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券。对于那些过多地输入砂糖以致几乎卖不出去的人来说，情形也是这样。对于那些把流动资本固定在铁路上，因而要依靠信用来补充“正当”经营所需要的流动资本的先生们来说，情形也是这样。但在奥维尔斯顿看来，这一切都好象是“对他的货币的已经提高的价值的道义上的承认”。但是，在货币资本的价值的这种提高的同时，另一方面正好是现实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货币价值的下降。资本的价值在一种形式上提高了，是因为资本的价值在另一种形式上下降了。而奥维尔斯顿却企图把不同种类的资本的这两种价值等同起来，把它们看作一般资本的唯一价值；他的手法是使二者都同流通手段即现有货币缺乏的现象对立起来。但是，同额货币资本可以用极不相等的流通手段量贷放出去。
现在，我们拿他所说的1847年的例子来看。官方的银行利息率：1月3—3 1/2％。2月4—4 1/2％。3月大部分是4％。4月（恐慌）4—7 1/2％。5月5—5 1/2％。6月大体上说是5％。7月5％。8月5—5 1/2％。9月5％，但略有变动，5 1/4％，5 1/2％或6％。10月5％，5 1/2％，7％。11月7—10％。12月7—5％。——在这个场合，利息增加是因为利润减少和商品的货币价值大幅度下降。所以，如果奥维尔斯顿在这里说，利息率在1847年提高了，是因为资本的价值提高了，那末，他所理解的资本的价值就只能是货币资本的价值，而货币资本的价值又正好是利息率。但后来露出了狐狸尾巴，原来他把资本的价值和利润率等同起来了。
至于1856年人们所付的高利息率，奥维尔斯顿事实上不知道，这种高利息率部分地说正是一个征兆，表明那种不是用利润而是用别人的资本来支付利息的信用骑士出现了；他在离1857年危机只有几个月前还断言，“营业情况非常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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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
（第3722号）“认为企业利润会由于利息率的提高而被消灭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第一，利息率的提高很少持续很长时间；第二，如果它持续很长时间并且幅度很大，那末按照事物的本质，它就是资本的价值的提高；而资本的价值为什么会提高呢？因为利润率提高了。”
在这里，我们终于弄清楚了“资本的价值”的含义是什么。不过，利润率可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仍旧很高，但企业主收入下降而利息率提高，结果是利息吞掉了利润的大部分。
（第3724号）“利息率的提高是我国营业巨大发展和利润率大大提高的结果；如果有人抱怨说，提高了的利息率破坏了作为它自己的原因的上述两件事情，那是不合逻辑的说法，对此我们不知道应当说些什么。”
这种说法合乎逻辑，正象下面这样的说法合乎逻辑一样：利润率的提高是商品价格由于投机而提高的结果，如果有人抱怨说，价格的提高破坏了它自己的原因，即投机，那是不合逻辑的说法，等等。一物最终能破坏该物自身的原因这种说法，只有对那些热中于高利息率的高利贷者来说，才是不合逻辑的说法。罗马人的强大是他们进行征服的原因，但这种征服破坏了他们的强大。财富是奢侈的原因，但奢侈对财富起着破坏的作用。好一个狡猾的家伙！这个暴发户、百万富翁的“逻辑”竟博得了整个英国的尊敬，这是对当今资产阶级世界的愚蠢的最好写照。也是对他们的“企业家才能”的最好写照。此外，虽然高利润率和营业扩大可以是高利息率的原因，但高利息率决不因此就是高额利润的原因。而问题正好是：在高利润率早已消失之后，这种高利息率（这是危机中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不是还继续下去，或者说，是不是才达到了它的顶点。
（第3718号）“至于贴现率的显著提高，那末，这个情况完全是资本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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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增加的结果，而资本的价值这种增加的原因，我认为任何一个人都能十分清楚地指出来。我已经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个银行法生效的十三年内，英国的贸易由4500万镑增长到了12000万镑。想一想这个简单的数字材料所包含的一切事情，想一想商业如此巨大的增长所引起的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同时再想一想对这种巨大需求提供供给的自然源泉，即国家逐年的积蓄，在过去三四年内被用于无利可图的战争支出上了。我承认，我感到惊讶的是，利息率怎么没有涨得更高；换句话说，我感到惊讶的是，由于这些巨大的影响，资本紧迫现象怎么没有比您已经看到的现象更严重得多。”
我们这位高利贷逻辑学家的用语混乱多么令人吃惊啊！在这里，他再一次谈到了他所说的资本的价值的提高！他似乎认为，一方面发生了再生产过程的巨大的扩展，也就是现实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个“资本”，对这个资本产生了“巨大需求”，以便实现商业的这种如此巨大增长！生产的这种巨大增长不就是资本的增长吗？如果它造成了需求，它不同时也就造成了供给，并且同时也就造成了货币资本供给的增加吗？如果利息率提得很高；那只是因为货币资本的需求比它的供给增长得更快，或者换句话说，因为工业生产在信用制度基础上的经营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大而扩大了。换句话说，实际的产业扩大，造成了对“信贷”需求的增加。后面这种需求，显然就是我们这位银行家所说的“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出口贸易之所以由4500万镑增加到12000万镑，当然不只是由于资本需求的扩大。其次，当奥维尔斯顿说，克里木战争所消耗的国家的逐年积蓄，就是对这种巨大需求提供供给的自然源泉时，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在1792—1815年战争期间（这是一场同小小的克里木战争完全不同的战争），英国是用什么进行积累的呢？第二，如果自然源泉已经枯竭，资本是从什么源泉流出来的呢？大家知道，英国没有向外国借债。如果在自然源泉之外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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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源泉，那末，把自然源泉用于战争而把人为源泉用于营业，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如果只有原有的货币资本，它能靠高利息率把它的作用提高一倍吗？奥维尔斯顿先生显然认为，国家逐年的积蓄（但在这个场合据说已经被消耗掉了），只转化为货币资本。但是，如果没有实际的积累，也就是说，没有生产的增加和生产资料的增长，那末，债权在货币形式上的积累，对这种生产有什么好处呢？
奥维尔斯顿把由高利润率引起的“资本的价值”的提高和由货币资本需求的增长而引起的提高混为一谈。这种需求的增长可以由那些和利润率完全无关的原因引起。他自己就举过一个例子：1847年这种需求的增长是由现实资本的贬值引起的。他根据自己的方便，把资本的价值一会儿说成是属于现实资本的，一会儿说成是属于货币资本的。
下面这段话进一步暴露了我们这位银行勋爵的不老实态度和他以教训的口吻强调的银行家的狭隘观点：
（第3728号。问：）“您说，在您看来，贴现率对于商人没有重要意义。您是否可以告诉我，您认为普通利润率是什么？”
奥维尔斯顿先生声称，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是“不可能”的。
（第3729号）“假定平均利润率为7—10％；这时，如果贴现率由2％变到7％或8％，就一定会对利润率发生重大影响，是不是？”
（这个问题本身把企业主收入率和利润率混为一谈，忽视了利润率是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共同源泉。利息率可以不影响利润率，但不能不影响企业主收入。奥维尔斯顿回答说：） “第一，实业家不会支付那种会吞掉大部分利润的贴现率；他们宁愿停止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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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会这样，如果他们这样做而不致于破产。在他们的利润高的时候，他们要求贴现，因为他们愿意这样做；在利润低的时候，他们要求贴现，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类似的说法还有，工人不会接受低工资；他们宁愿停止工作。但同样地，除非他们不会因此而挨饿。）
“贴现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一个人要拿汇票去贴现呢？……因为他希望得到一个更大的资本”；
（且慢！那是因为他希望提前实现他的长期投资的货币回流，并避免他的营业的中止。因为他必须偿付到期的欠款。他只是在营业顺利，或者即使营业不顺利但用别人的资本进行投机的情况下，才要求增加资本。贴现决不仅仅是扩大营业的手段。）
“他为什么要得到对一个更大的资本的支配权呢？因为他要使用那个资本。他又为什么要使用那个资本呢？因为这样做对他有好处；但是，如果贴现会把他的利润吞掉，这对他就没有什么好处了。”
这位洋洋自得的逻辑学家以为，汇票贴现只是为了扩大营业，而扩大营业是因为有好处。第一个假定是错误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