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全)-第2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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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相对低的水平上。
《经济学家》提到利息率的提高和货币市场所受的其他压力对1847年汇兑率的迅速影响。但是不要忘记，尽管汇兑率有了转变，一直到4月底，金还是继续外流；只是到5月初，才有转变。
1847年1月1日，银行的金属贮藏为15066691镑；利息率为3 1/2％；三个月期的汇兑率，对巴黎为25。75；对汉堡为13。10；对阿姆斯特丹为12。3 1/4。3月5日，金属贮藏减少到11595535镑；贴现率提高到4％；汇兑率对巴黎跌到25。67 1/2，对汉堡跌到13。9 1/4，对阿姆斯特丹跌到12。2 1/2。金继续外流。见下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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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英国输出的贵金属总额为8602597镑。其中：
向美国输出……………………………………3226411镑
向法国输出……………………………………2479892镑
向汉萨各城市输出……………………………95878l镑
向荷兰输出……………………………………247743镑
尽管3月底汇兑率有了转变，金的外流还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也许是流向美国。
｛《经济学家》1847年第954页中说｝：“在这里我们看到，利息率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紧迫，在纠正不利的汇兑率，并使金的流动发生转向方面起了多么迅速和显著的作用，结果金又流回英国。这种作用的发生，和支付差额完全无关。较高的利息率，使英国和外国的有价证券价格跌落，并由此造成了外国人大量购买有价证券的局面。这种情况增加了由英国开出的汇票的金额。但是另一方面，在利息率高时，获得货币非常困难，以致在汇票金额增大时，对这种汇票的需求却减少了。由于同样原因，对外国商品的定单取消了，英国人在外国有价证券上的投资实现了，货币又被送回英国进行投资。于是，例如在5月10日的《里约热内卢物价通报》上，我们看到：｛对英国的｝汇兑率发生了新的跌落，这主要是因为英国人大量出售｛巴西｝公债所得的金额的汇寄对市场形成了压力而引起的。英国利息率极低时投在外国各种有价证券上的英国资本，因此会在利息率提高时重新流回。”
英国的贸易差额
单是印度就要为“德政”，为英国资本的利息和股息等等，向英国支付约500万镑的贡赋，这里还不包括每年寄回的汇款，其中部分是官吏积蓄的薪俸，部分是英国商人为在英国投资而寄回的一部分利润。每个英国殖民地，都由于同样的原因，不断地寄回大量汇款。澳大利亚、西印度、加拿大等处的大多数银行，都是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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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设立的，股息也必须付给英国。英国还拥有许多外国的国债券，即欧洲的、北美洲的和南美洲的国债券，从中都有利息可得。此外，英国还参与外国铁路、运河、矿山等事业，也有相应的股息。而所有这些项目的汇款，几乎完全是以超过英国输出额的产品的形式得到的。另一方面，因外国人持有英国有价证券和英国人居留国外需要消费而从英国流到国外的金额，对比之下，是微不足道的。
当问题只限于贸易差额和汇兑率时，它
“在任何一定的时候，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通常……英国对它的输出品提供长期的信用，而对输入品则用现金来支付。有的时候，这种习惯上的区别对汇兑率发生重大的影响。在我国输出大大增加时，如1850年，英国的投资就持续地增加……这样，1849年出口商品得到的款项，可能到1850年才汇回来。但是如果1850年的输出额超过1849年的输出额600万镑，实际的结果就必然是，这一年流出国外的货币比同年流回的要多；并且也就是以这种方式对汇兑率和利息率发生影响。但是，当我们的营业在危机中受到挫折，我们的输出大为减少时，因前几年输出较多而得到的到期汇款，就会大大超过我们输入物品的价值；汇兑率相应地变得对我们有利，资本迅速地在国内积累起来，利息率下降”（《经济学家》1851年1月11日）。
外汇率可以由于以下原因而发生变化：
1．一时的支付差额。不管造成这种差额的是什么原因——纯粹商业的原因，国外投资，或国家支出，如战时的支出等等，只要由此会引起对外的现金支付。
2．一国货币的贬值。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都一样。在这里汇兑率的变化纯粹是名义上的。如果现在1镑只代表从前代表的货币的一半，那它就自然不会算作25法郎，而只算作12。5法郎了。
3．如果一国用银，一国用金作“货币”，那末，在谈到这两国之间的汇兑率时，这种汇兑率就取决于这两种金属价值的相对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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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种变动显然影响这两种金属的平价。例如1850年的汇兑率就是这样：它对英国来说是不利的，虽然那时英国的输出大大增加了。不过当时并没有发生金的外流。这是银价值和金价值相比突然提高的结果。（见《经济学家》1850年11月30日）
1英镑的汇兑率平价，对巴黎为25法郎20生丁；对汉堡为13银行马克10 1/2先令；对阿姆斯特丹为11佛罗伦97分。只要对巴黎的汇兑率超过25。20，它就会相应地有利于对法国欠债的英国人，或有利于购买法国商品的人。在这两种情况下，英国人都可以用较少的英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那些遥远的不易获得贵金属的国家来说，如果汇票短缺，不够应付汇回英国的汇款，那末，自然的结果就是提高各种通常向英国输出的产品的价格，因为对这些用来代替汇票送往英国的产品，产生了更大的需求。在印度，情况往往就是这样。
当英国货币大量过剩，利息率低落，有价证券的价格提高时，不利的汇兑率，甚至金的外流就可能发生。
在1848年，英国从印度得到了大量的银，因为可靠的汇票不多，而普通的汇票由于1847年的危机和印度商业的大失信用而不受欢迎。这全部的银刚到英国，就流向大陆去了，在那里，革命到处引起贮藏货币的现象。这些银在1850年大部分又流回印度，因为当时汇兑率的状况，使这种做法有利。
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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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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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作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
高利贷资本的存在所需要的只是，至少已经有一部分产品转化为商品，同时随着商品买卖的发展，货币已经在它的各种不同的职能上得到发展。
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和商人资本的发展，并且特别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古代罗马，从共和国末期开始，虽然手工制造业还远远低于古代的平均发展水平，但商人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却已经——在古代形式范围内——发展到了最高点。 我们已经知道，有了货币，就必然出现货币贮藏。但是，职业的货币贮藏家只有当他转化为高利贷者时，才起重要的作用。
商人借货币，是为了用这个货币牟取利润，是为了把它作为资本使用，也就是为了把它作为资本耗费。因此，即使在以前的社会形式内，贷款人对于商人的关系，也完全和他对于现代资本家的关系一样。这种独特关系，天主教的各个大学已经感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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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耳卡拉、萨拉芒卡、英果尔施塔特、布莱斯高的夫赖堡、美因兹、科伦和特利尔等处的大学先后承认，商业贷款的利息是合法的。最早五个大学的承认已归入里昂市政厅的档案，并刊载在里昂布利塞—朋苏斯出版的《高利贷和利息概论》的附录中。”（马·奥日埃《论公共信用》1842年巴黎版第206页）
在奴隶经济（不是家长制的奴隶经济，而是后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作为致富手段存在的一切形式中，因而，在货币通过购买奴隶、土地等等而成为占有别人劳动的手段的一切形式中，货币正是因为可以这样使用，所以作为资本可以增殖，生出利息。
然而，高利贷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时期存在的具有特征的形式有两种。我说的是具有特征的形式。同一些形式会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再现，但只是作为从属的形式。在这里，它们不再是决定生息资本特征的形式了。这两种形式如下：第一是对那些大肆挥霍的显贵，主要是对地主放的高利贷；第二是对那些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放的高利贷。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因为总的说来，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中，只要这种状态允许独立的单个小生产者存在，农民阶级必然是这种小生产者的大多数。
富裕地主因高利贷而遭到破产，小生产者被敲骨吸髓，这二者造成了大货币资本的形成和集中。但是，这个过程会在多大的程度上象在现代欧洲那样使旧的生产方式废除，并且是否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它，这完全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
高利贷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是同小生产，自耕农和小手工业主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是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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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产者无须借钱。如果他借钱，例如到当铺去，那是为了个人生活的需要。但是，当劳动者实际上或名义上是他的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所有者时，他却会作为生产者同贷款人的资本发生关系，这种资本作为高利贷资本和他相对立。纽曼对这一点讲得很庸俗，说什么银行家所以受人尊敬，而高利贷者所以受人憎恨和鄙视，是因为前者贷款给富人，而后者贷款给贫民。（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44页）他没有看到，这里的区别是两个社会生产方式之间以及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区别，并且这个问题是不能用贫富的对立来解决的。此外，榨取贫苦小生产者的高利贷是和榨取富裕大地主的高利贷携手并进的。一旦罗马贵族的高利贷把罗马的平民，小农彻底毁灭，这种剥削形式也就到了末日，纯粹的奴隶经济就取代了小农经济。
超过生产者最必要的生活资料（即后来的工资额）的全部余额，在这里能够以利息形式被高利贷者所侵吞（这部分后来表现为利润和地租）。因此，拿这个利息的水平和现代利息率的水平加以对比，是非常荒谬的，因为除了归国家所有的部分外，高利贷者的利息会占有全部剩余价值，而现代的利息，至少是正常的利息，只是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种对比忘记了这样一点：雇佣工人为雇用他的资本家生产和提供利润、利息和地租，即全部剩余价值。凯里作这种荒谬的比较，是为了要说明，资本的发展和伴随而来的利息率的下降，对劳动者是多么有利。其次，如果高利贷者不满足于只榨取他的牺牲者的剩余劳动，而逐渐取得了对后者的劳动条件本身的所有权，即土地、房屋等等的所有权，并用这种办法不断地对后者进行剥夺，那末，又会从另一方面忘记这样一点：劳动者的劳动条件这样完全被剥夺，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要达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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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它作为出发点的现成的前提。雇佣奴隶和真正的奴隶一样，由于所处的地位，不能成为债务奴隶，至少作为生产者不能成为债务奴隶；他至多只是作为消费者才能成为债务奴隶。这种形式的高利贷资本，实际上会占有直接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不改变生产方式；在这里，生产者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或占有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个体小生产，是根本的前提；因而，在这里，资本不是直接支配劳动，不是作为产业资本和劳动相对立。这种高利贷资本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在这种悲惨的状态中，劳动的社会生产率不能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那样靠牺牲劳动本身而发展。
因此，一方面，高利贷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破坏和毁灭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总之，破坏和毁灭生产者仍然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不是生产条件即他所耕种的土地、他所加工的原料等等的所有者。但是，在这里，同生产条件和生产者的这种分离相适应，生产方式本身发生了真正的变革。分散的劳动者联合在大工场内，从事有分工的但又互相衔接的活动；工具变成了机器。生产方式本身不再容许生产工具处于那种和小所有制联系着的分散状态，也不再容许劳动者自己处于孤立状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高利贷不能再使生产条件和生产者分离，因为二者已经分离了。
高利贷在生产资料分散的地方，把货币财产集中起来。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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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由此产生了民众对高利贷的憎恶，这种憎恶在古代世界达到了极点，因为在那里，生产者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同时是政治关系即市民的独立地位的基础。
在奴隶制占统治地位或者剩余产品为封建主及其家臣所吞食的情况下，奴隶主或者封建主即使陷入高利贷之中，生产方式仍旧不变；只是它对劳动者的压迫会更加残酷。负债的奴隶主或封建主会榨取得更厉害，因为他自己被榨取得更厉害了。或者，他最后让位给高利贷者，高利贷者本人象古罗马的骑士一样成为土地所有者或奴隶主。旧剥削者的剥削或多或少带有家长制的性质，因为这主要是政治权力的手段。现在代替旧剥削者出现的，则是残酷的拚命要钱的暴发户了。但生产方式本身仍旧不变。
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为它会破坏和瓦解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的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上的。在亚洲的各种形式下，高利贷能够长期延续，这除了造成经济的衰落和政治的腐败以外，没有造成别的结果。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时候，高利贷才表现为形成新生产方式的一种手段；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主和小生产遭到毁灭，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条件集中为资本。
在中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般的利息率；教会本来就禁止任何放债取息的行为。法律和法庭对于借贷很少给予保障。因此在个别场合，利息率就更高。由于货币的流通量少，而在大多数支付上必须使用现金，所以就不得不去借钱，而且票据业务越是不发达，情况就越是这样。那时利息率相差很悬殊，关于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