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全)-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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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一种经济上的反常现象，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幻想过：
　　”如果每一件工具都能按照命令，或者，甚至按照自己的预想去完成它所担负的工作，就象代达罗斯的工艺品那样自己会动作，或者象赫斐斯塔司的鼎那样会自动执行祭神的工作，如果织布的梭会自己织布，那末师傅就不需要助手，主人就不需要奴隶了。”
　　西塞罗时代的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曾歌颂碾谷的水磨这种一切生产机器的最初形式的发明，把它看作是女奴隶的解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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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黄金时代的复兴者！“异教徒！噢，这些异教徒！”他们对政治经济学和基督教一窍不通，就象机智的巴师夏和在他以前的更聪明的麦克库洛赫在这方面毫无发现一样。现代庸俗经济学仍然在这方面毫无进展。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机器是延长工作日的最可靠的手段。他们也许会辩护说，一个人受奴役是使另一个人获得充分发展的手段。但是，要鼓吹群众受奴役，以便使少数粗野的或者没有多少教养的暴发户成为“卓越的纺纱业主”、“了不起的香肠制造业主”和“有势力的鞋油商人”，那他们还缺少专门的基督教器官。现代庸俗经济学则辩护说，因为少数粗野的或者没有多少教养的暴发户具有成为“卓越的纺纱业主”、“了不起的香肠制造业主”和“有势力的鞋油商人”的天生禀赋，所以群众应当受奴役，以便这少数人能够发展和发挥他们的禀赋。　
（c）劳动的强化
　　资本手中的机器所造成的工作日的无限度的延长，使社会的生命根源受到威胁，结果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引起了社会的反应，从而产生了受法律限制的正常工作日。在正常工作日的基础上，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劳动强化现象，就获得了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时，首先涉及的是劳动的外延量，而劳动的强度则是假定不变的。现在我们要考察外延量怎样转化为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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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或强度。
　　不言而喻，随着机器的进步和机器工人本身的经验积累，劳动的速度，从而劳动的强度，也会自然增加。这就是现代庸俗经济学所谓的“学习曲线”。例如，英国在半个世纪内，工作日的延长同工厂劳动强度的增加一直是同时并进的。但是很明显，如果一种劳动不是一时的发作，而是日复一日有规律地划一地反复进行，那末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会互相排斥，以致要延长工作日就只有降低劳动强度，或者反过来，要提高劳动强度就只有缩短工作日。自从工人阶级不断增长的反抗迫使国家强制缩短劳动时间，并且首先为真正的工厂强行规定正常工作日以来，也就是说，自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永远不能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以来，资本就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说，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同样的劳动时间加在总产品上的价值，仍然和以前同样多，虽然这个不变的交换价值现在表现为较多的使用价值，从而使单个商品的价值下降。但是，一旦强制缩短工作日，情况就不同了。强制缩短工作日，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条件的节约，同时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也就是说，使劳动凝缩到只有在缩短了的工作日中才能达到的程度。这种压缩在一定时间内的较大量的劳动，现在是算作较大的劳动量，而实际上也是如此。现在，计量劳动时间的，除了它的“外延量”以外，还有它的密度。现在，十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紧张的小时，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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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松弛的1　1/5小时相比，会包含相同的或者更多的劳动，即已耗费的劳动力。因此，较紧张的一小时的产品同较松弛的1　1/5小时的产品相比，会具有相同的或者更多的价值。撇开相对剩余价值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不说，现在，例如3　1/3小时剩余劳动和6　2/3小时必要劳动，也会和从前4小时剩余劳动和8小时必要劳动一样，给资本家提供同样大的价值量。对这种劳动强度的变化，现代庸俗经济学毫无发现。参见其最著名的生产函数论文：Cobb；　C。　W。　and　P。　H。　Douglas；　1928。　A　Theory　of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8　（1）：　139…165。
　　现在要问，劳动是怎样强化的呢？
　　工作日缩短的第一个结果，是由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引起的，即劳动力的活动能力同它的活动时间成反比。因此，在一定的限度内，力的作用时间上所受的损失，可由力的作用程度来弥补。资本也会通过付酬的办法，设法使工人在实际上付出更多的劳动力。在工场手工业中，例如，在机器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作用的陶器业中，工厂法的实行令人信服地证明，单单缩短工作日，就惊人地增加了劳动的规则性、划一性、秩序性、连续性和效能。但是，在真正的工厂中是否也有这样的结果，看来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这里，工人要服从机器的连续的、划一的运动，这早已造成了最严格的纪律。因此，当1844年讨论把工作日缩减到12小时以下的问题时，工厂主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的监工在各个车间，都注意不让人手浪费时间”，“工人专心致志的程度可以说不能再提高了”。因此，在机器的速度等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指望在管理良好的工厂里，通过提高工人的注意力等等来获得任何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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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是荒谬的”。
　　这种论断被实验推翻了。罗·加德纳先生从1844年4月20日起，在普雷斯顿他的两个大工厂里，把劳动时间由每天12小时改为11小时。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结果是：
　　“花费同样多的开支，得到同样多的产品，而全体工人11小时挣的工资，和以前12小时挣的同样多”。
　　在这里我且不谈纺纱间和梳棉间的实验，因为这种实验同机器速度的提高（提高2％）结合在一起。相反地，在织造各式各样细花时装布的织布间，客观生产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结果是：
　　“从1844年1月6日到4月20日，每天干12小时，每个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是10先令1　1/2便士，从1844年4月20日到6月29日，每天干11小时，每周的平均工资是10先令3　1/2便士。”
　　在这里，11小时比以前12小时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完全是由于工人始终不懈地付出更多的劳力和节约时间造成的。工人拿到同样的工资，并得到一小时的空闲时间；而资本家得到同量的产品，并节约了一小时煤炭、煤气等的消耗。在霍罗克斯先生和杰克逊先生的工厂里也进行过类似的实验，并且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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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短工作日，这种起初创造了使劳动凝缩的主观条件，也就是使工人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付出更多力量的办法，一旦由法律强制实行，资本手中的机器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和系统地利用的手段，用来在同一时间内榨取更多的劳动。这是通过两种方法达到的：一种是提高机器的速度，另一种是扩大同一个工人看管的机器数量，即扩大工人的劳动范围。改进机器结构，一方面是对工人施加更大的压力所必需的，另一方面，这本身又是和劳动的强化伴随在一起的，因为工作日的限制，迫使资本家在生产费用上面精打细算。蒸汽机的改进提高了活塞每分钟的冲击次数，同时由于力的更加节省，用同一个发动机就能推动更大的机构，而耗煤量照旧不变，甚至下降了。传动装置的改进减少了磨擦力，使各种大小轮轴的直径和重量减到越来越小的最低限度，——这正是现代机器显著超过旧式机器的地方。最后，工作机的改进，在加快速度和扩大效能的同时，缩小了机器的体积（如现代蒸汽织机），或者在增大机体的同时，扩大了它所使用的工具的规模和数量（如纺纱机），或者对零件稍加改进而增加了这些工具的活动性（如五十年代中期，自动走锭精纺机的纱锭转速就是这样提高了1/5）。
　　英国在1832年开始把工作日缩短到12小时。在1836年，一个英国工厂主说道：
　　“同以前比较，现在工厂中的劳动大大加重了，因为机器速度的大大加快要求工人更加注意，更多地活动。”
　　1844年，艾释黎勋爵，即现在的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下院根据文件作了如下的发言：
　　“现在，在制造过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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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毫无疑问，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　1815年，工人在12小时内来回看管两台纺40支纱的走锭精纺机，等于步行8哩。1832年，在12小时内看管两台纺同样支纱的走锭精纺机所走的距离等于20哩，并且往往还要多。1825年，一个纺纱工人在12小时内，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820次，12小时的牵伸总数是1640次。1832年，一个纺纱工人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内，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2200次，合计是4400次；1844年，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2400次，合计是4800次；有时，需要的劳动量还要大……　现在，我手头另有一份1842年的文件，证明劳动累进地增加，不仅是因为步行的距离加大了，而且还因为生产的商品数量增加了，而人手的数量相应地减少了；其次，还因为现在纺的往往是较次的棉花，需要较多的劳动……　在梳棉间，劳动也大大增加了。现在，一个人要干以前由两个人分担的活……　织布间雇用的人很多，而且多半是妇女，在这里，近年来由于机器速度的提高，劳动增加了整整10％。1838年，每周纺纱18000束，1843年达到21000束。1819年，蒸汽织机每分钟打梭60次，1842年是140次，这说明劳动大大增加了”。现代庸俗经济学声称，资本的收益来源于假定劳动不变情况下的资本的边际产出，并由此提出为中共十六大所接受的按要素分配说。然而，资本和劳动并不是可以相互独立变化的。如果机器速度加快了，而劳动强度不跟上，那么这种加快就只会造成损失，而不会带来收益。没有劳动的增加，资本的增加是毫无效果的，从而资本的边际产出，实际上还是劳动的边际产出的一个组成部分。
　　鉴于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支配下的劳动在1844年就已达到这样惊人的强度，因此，当时英国工厂主说在这方面不能再前进一步，说再缩短劳动时间就等于缩减生产，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他们这种理由表面上的正确性，在他们不倦的检查官、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当时所说的下面这段话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由于产量主要由机器的速度来调节，工厂主所关心的必定是设法使机器的速度快到极点，而又不违背下列条件：保护机器以免损坏得太快，保持产品的质量，使工人能够跟上机器的运转，而又不过分紧张，以致不能持久。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工厂主由于操之过急，过分地加快了运转。这样，损坏和次品使提高速度得不偿失，工厂主又不得不放慢机器的速度。因为精明能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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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主会找到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在现代庸俗经济学看来，工厂主之所以能够找到合适的限度，不是因为这种人人都会的不断失败的尝试，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工人所不具有的天生的禀赋。所以我得出结论，11小时的产品不可能和12小时的产品相等。同时我认为，领取计件工资的工人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超过这个极限，他就不可能经常保持同样的劳动强度了”。
　　因此，尽管有加德纳等人的实验，霍纳还是得出结论说：把工作日进一步缩短到12小时以下，产品数量就一定会减少。但是10年以后，霍纳自己引用他1845年的疑虑，来证明他当时还是多么不了解机器和人的劳动力所具有的伸缩性。这二者同样会由于工作日的强制缩短而紧张到极点。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1847年以后，英国棉、毛、丝、亚麻纺织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以来的时期。
　　“纱锭的转速，在环锭精纺机上每分钟增加了500转，在走锭精纺机上每分钟增加了1000转，也就是说，环锭精纺机纱锭的转速在1839年是每分钟4500转，现在是5000转，而走锭精纺机纱锭的转速原来是每分钟5000转，现在是6000转，前者的转速增加了1/10，后者的转速增加了1/6。”
　　1852年，曼彻斯特附近帕特里克罗弗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师詹姆斯·奈斯密斯，在给莱昂纳德·霍纳的一封信中解释了1848—1852年蒸汽机的改良。他指出，在官方的工厂统计中，蒸汽马力仍然是按1828年的功率计算的，这种马力只是额定马力，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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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实际马力的指数。接着他写道：
　　“毫无疑问，重量相同的蒸汽机（往往就是只经过现代改良的同一些机器），比以前平均多做50％的功；在许多场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制为每分钟220呎的时候，提供50马力，现在则提供100马力以上，而且耗煤量减少了……　同一额定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良，锅炉容积和结构的缩小等等，能比以前发出更大的推动力……　因此，虽然同额定马力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和过去一样，但是同工作机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则减少了。”
　　1850年，联合王国的工厂共使用134217额定马力，推动25638716个纱锭和301445台织机。1856年，纱锭数是33503580个，织机数是369205台。如果所需要的马力仍旧和1850年相同，那末1856年就需要175000马力。但根据官方材料，只有161435马力，也就是说，按照1850年的算法现在减少了1万多马力。
　　“1856年的最近的报告确证了下述事实：工厂制度在急剧扩展；同机器比较起来，人手数量减少了；由于力的节省和通过其他方法，蒸汽机可以推动更重的机器；由于工作机的改良、制造方法的改变、机器速度的提高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制品量增加了。”“各种机器的巨大改进，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工作日的缩短……推动了这种改进。这种改进以及工人紧张程度的加强，使得在一个已经缩短了的工作日内生产的制品，至少和以前在一个较长的工作日内生产的制品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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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主的财富如何随着劳动力剥削的加强而增加，单是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英国棉纺织等等工厂的平均增长额，从1838年到1850年间是每年32个，而在1850年到1856年间是每年86个。
　　从1848年到1856年8年间，在十小时工作日的支配下，英国工业有了这样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在1856年到1862年这以后的6年间，又被远远地超过了。例如丝织厂，1856年有1093799个锭子，1862年有1388544个锭子；1856年有9260台织机，1862年有10709台织机。相反，工人人数1856年是56137人，1862年是52429人。这些数字表明，锭子数增加了26。9％，织机增加了15。6％，而工人人数却同时减少了7％。精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