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小辞典马克思哲学部分-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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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制，反对新兴地主阶级变革，鼓吹“无变古，毋易常”，认为古代奴隶制是永恒不变的；、孔丘还把“中庸之道”说成是最高的道德，宣扬折衷主义调和论。道家庄周从相对主义出发，得出“万物皆一也”、“莫得有偶”（没有对立）的荒谬结论，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充当儒家的同盟军。在欧洲，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派认为，对立的东西是固定不变的，不能互相转化。埃利亚派认为，唯一真实的东西是存在，它是永恒的、不生不灭的、不变的。他们在政治上都是为奴隶主贵族统治辩护。
　　
　　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矛盾论》）在中国，西汉儒家董仲舒，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①，主张“奉天而法古”②；他还认为矛盾双方的地位是固定不变的，阳永远是主导，阴永远是服从，因此臣要服从君，妻要服从夫，子要服从父，永远不能改变。董仲舒的形而上学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推崇。后来的儒家，从东汉《白虎通义》的编纂者到近现代的张之洞、曾国藩、蒋介石等，为了搞复辟倒退，无不宣扬这一思想。在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大多数既是唯心主义的卜，又是形而上学的。
　　
　　①《举贤良对策三》。
　　
　　②《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
　　
　　在近代，欧洲的形而上学成为系统的思维方法，这是跟资本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相联系的。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家在分门别类地积累材料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考察问题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在十七世纪被英国哲学家培根、洛克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领域中来，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恩格斯在揭露形而上学的特征时指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24页）欧洲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论，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庸俗进化论，都属于这种形而上学。在中国，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拥护庸俗进化论。帝国主义走狗、买办资产阶级奴才胡适也拥护庸俗进化论。
　　
　　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把形而上学作为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苏修叛徒集团大肆鼓吹“矛盾融合论”，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专政效劳。叛徒杨献珍抛出“合二而一”论，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宣扬“顶峰论”、“‘合二而一”论、“中庸之道”，玩弄诡辩术，为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矛盾论》）
　　
　　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在革命队伍中也有影响。有些同志看问题主观片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局部，不见全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等等，都是形而上学的表现。有形而上学观点的人，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不懂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沿着螺旋式的道路向前发展，不懂得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成绩总是主要的，形势总是大好的，缺点和困难是局部的、暂时的，不难克服的。他们在团结和斗争的问题上，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不知道斗争过程中有起有伏、有张有弛；不知道联合过程中包含着对反动事物、分裂倾向和错误思想的斗争等。这些都是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障碍，是继续革命的障碍，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极大，必须注意克服。
　　
　　毛主席总是教导我们要重视学习和宣传唯物辩证法，反对和批判形而上学。他指出：“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彻底批判和克服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称呼，从字义上，即“物理学之后”的意思。我国在翻译这一词时，根据古代《易？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把“物理学之后”译为形而上学。在十八世纪末叶以前，形而上学是指研究经验以外的对象（如上帝、灵魂、意志自由等）的哲学。　

　　庸俗进化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于欧洲的一种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想。主要代表是英国的斯宾塞。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国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阶级斗争和自然科学也都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发展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矛盾论》）
　　
　　毛主席指出：“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矛盾论》）庸俗进化论歪曲地利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把进化、发展的观点庸俗化。它口头上承认世界和事物是变化发展的，但它所谓的发展只是渐进的量变，而没有飞跃、质变；认为变化的原因不在事物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否认事物内部矛盾是发展的根本原因。它认为人类社会也是逐渐地进化的，是通过种族之间的斗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或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的作用，否认社会内部对立阶级的矛盾、斗争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否认社会革命。如斯宾塞说，发展是“通过完全不可觉察的阶段”而进行的量的加密和增大，物体粒子的重新排列、组合就构成新的物体。他用“力的平衡”来解释一切，胡说革命是对社会“均衡的破坏”，其目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庸俗进化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涨，反动的资产阶级从庸俗进化论出发，竭力宣扬阶级合作、社会“改良”，妄图采取一些不触及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改革，来掩盖阶级矛盾，愚弄和麻痹人民，以维护帝国主义统治。新老修正主义者也都以庸俗进化论来反对革命的辩证法，鼓吹阶级调和与阶级斗争熄灭等谬论，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最早将庸俗进化论和儒家的今文经学结合起来，提出“三世说”进化历史观，作为改良主义的思想基础。它强调社会发展必须“循序而行”，不能“骤变”，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严重软弱性和妥协性。帝国主义文化买办胡适，更是拼命地鼓吹庸俗进化论，叫嚷“世界是一点一滴一毫一分成长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映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性。
　　
　　外因论　一种形而上学谬论，认为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不在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于外力的作用。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者和庸俗进化论者都宣扬这种外因论。
　　
　　有些机械论者把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原因，归结为自然界之外的超自然的力量。例如牛顿认为，宇宙太阳系的运动，是由于上帝的“第一次推动”后才开始的，“第一次推动”使行星永远按一定的方向和确定的方式运动。德国物理学家克劳胥斯认为，宇宙间热是由热体向冷体自发地转移，是不可逆转的，最后整个宇宙达到温度均衡，如果没有外界的作用，就不能再产生温度差，宇宙就会“热死”。恩格斯在讽刺这种外因论时指出：“宇宙钟必须上紧发条，然后才走动起来，一直达到平衡状态，而要使它从平衡状态再走动起来，那只有奇迹才行。上紧发条时所耗费的能消失了，至少是在质上消失了，而且只有靠外来的推动才能恢复。因此，外来的推动在一开始就是必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629页）英国庸俗进化论者斯宾塞认为，任何物体的集合体都没有稳定性，只要受到足够强大和长久的外力影响，就会发生变化。例如生物集合体的变化过程，就是按外力抵抗最小的方向进行的。
　　
　　有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把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地理、气候等外部原因，认为地理、气候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和更迭。英国地理学派德伯雷宣称：“坐落东西方向的国家，要比由北向南延伸的国家强盛得多”①。英国地理学派布克尔，也用地理条件来解释英帝国主义的“强大”。他们否认社会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斗争、新旧斗争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毛主席彻底批驳了外因论，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事物的外部，而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矛盾论》）外因论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最后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归结到某种精神或上帝，导向唯心主义。外因论在政治上是为资本主义掠夺殖民地辩护，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辩护，完全是反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小国要依赖大国、弱国要依赖强国、贫国要依赖富国等等，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说成是只有依靠两个超级大国才能过日子。这种外因论显然是为美苏两霸主宰世界制造反动论据的。
　　①《欧洲智慧发展史》
　　在革命工作中，外因论的危害是很大的，它是懒汉思想、保守思想的掩护体。一个革命者如果沾染上外因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雄心壮志，就会丧失革命责任感，放松主观应有的努力，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因此，一切革命同志都要自觉与外因论作斗争。
　　　



　　矛盾调和论　一种形而上学谬论，认为矛盾可以通过调和得到解决，阶级矛盾也可以调和，根本否认阶级斗争，这是地地道道的阶级调和论和历史唯心论。
　　
　　矛盾调和论由来已久。历代反动阶级出于他们阶级的需要，都宣扬矛盾调和论。中国反动的奴隶主贵族代言人孔丘、孟轲之流，鼓吹折衷调和的“中庸之道”，胡说“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叫嚷“礼之用，和为贵”，妄图以此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维护和复辟奴隶主的统治。西汉儒家董仲舒，宣扬“凡物必有合”，把事物说成是合一的；南宋儒家朱熹，鼓吹“中和”，把对立面说成是调和的，都是为镇压农民反抗、维护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利益效劳。有些革命阶级由于它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也宣扬矛盾调和思想。例如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发展到顶点，矛盾最终就完全被调和了，这是为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向封建阶级妥协制造理论根据。
　　
　　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是矛盾调和论的吹鼓手。蒲鲁东宣称要“找出一个调和的原理”来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企图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以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考茨基宣扬“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毫无共同利益的阶级”①，“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确有共同利益”②。毛主席指出；“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503页）苏修叛徒集团更是拼命鼓吹矛盾调和论。赫鲁晓夫叫嚷：“面对着热核灾难的威胁，世界只有一个，而且是不可分割的。在这里我们都是人”。为了反对战争，“不同种族和民族、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不同党派和政治信仰的人们、各种宗教的拥护者和无神论者，都抛弃了一切分裂他们的东西”。勃列日涅夫大喊：“社会主义大家庭”要把“共同利益置于首位”，一切都要融合到社会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这个“整体”之中。苏修御用学者为适应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应声而起，胡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从对立向差别转化而以差别的融合结束”，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通过对立面的结合（融合）以克服对立面”，发展是由“矛盾的协调”到“更为完善的协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动力不是增长的矛盾，而是协调和绝对统一的力量”等等。他们根本反对唯物辩证法，目的是为苏修叛徒集团的法西斯专政制造理论根据。
　　
　　在中国，叛徒刘少奇胡说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可以用改良的方法解决”。林彪一类骗子也大肆鼓吹矛盾调和论，胡说孔孟的“中庸之道”是“合理”的，“是我民族伟大的德性之一”，宣扬“两斗皆仇，两和皆友”，主张路线斗争应该“休战”，胡诌有“全人类的普遍利益”，鼓吹“各阶级的联合”等。所有这些谬论，都是反对唯物辩证法，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
　　
　　①《国债的经济影响》
　　
　　②《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卷
　　
　　矛盾调和论不论在政治上、理论上都是反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尖锐地批判了矛盾调和论。恩格斯在批判勃鲁姆时指出：“他不偏不倚地站在更高的‘中庸’立场上，那就不对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400页）列宁指出：“‘中庸’：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5页）深刻地揭穿了“中庸”的本质。列宁还指出：“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列宁选集》第三卷175页）毛主席指出：“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矛盾论》）就矛盾斗争的性质而言，只有对抗与非对抗之分，没有可调和与不可调和之别。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任何矛盾都不会调和，也不可能调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