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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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旌德县的一名将领给乡官下令，要每旅筹办饷银1000　两，食油1000　斤，盐1000　斤。按规定的编制，一旅只有500　户，要他们负担1000　两饷银，就相当于上万亩的田赋。又如浙江桐乡县征收军需捐，是田赋以外的附加税，但高出正额1　倍以上。这些捐税的名目，有些似乎是统一规定的，如田凭费、店凭费、门牌费、田捐等等，另有不少则系地方将领或乡官自定。捐税和摊派大多按田亩计征，使土地所有者的负担远甚于正额减征得到的好处。还有一些是按户计征的，更波及了无地的贫民。洪秀全的轻徭薄赋政策最后也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太平天国的斗争就成了一种单纯的军事斗争，在清朝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不能不陷于失败。
　　后期太平天国虽曾取得占领苏南、浙江大部分地区的胜利，但好景不长，自同治二年（1863）后又相继丧失，而后天京被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曾国荃军包围。在形势逆转并且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即放弃天京，经江西、湖北与在西北的太平军会合，另图发展。“这确是当时太平天国唯一的救亡良策”③，但洪秀全坚持死守南京。城中被困缺粮，饿死者日增，洪秀全命“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甜露是旧约圣经神话中上帝从天降下的一种食物，洪秀全这里所指的是一种草。他自己久食此草，因而得病，于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同治三年四月十九日，1864　年5月24　日）去世。十多天后，天京城破，太平天国灭亡。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终结。
　　③　李秀成自述语。见罗尔纲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222　页。
　　第四章李秀成李秀成原名以文，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广西梧州府藤县宁凤乡五十七都长恭里新旺村人。父李世高，母陆氏。李秀成家庭贫苦，属于农村中的“半无产者”，他在“自述”中说：“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种山帮工就食。”李秀成说“自幼时八、九、十岁之间，随舅父读书”。念了3　年私塾，就因“家贫不能多读”。辍学之后，曾经在私塾里帮过工。大约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左右，冯云山在桂平紫荆山一带组织的拜上帝教，已经传播到藤县。李秀成由于生活贫困，深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对拜上帝教宣传普天之下皆为上帝赤子的平等思想，很容易接受，便加入了拜上帝教，是拜上帝教的虔诚信徒。他在“自述”中说过：洪秀全“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若云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李秀成加入拜上帝教主要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赞赏拜上帝教的平等思想和劝人为善。所以，他“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
　　金田起义之后，咸丰元年八月（1851　年9　月），太平军进军永安州途中，萧朝贵、韦昌辉率部在李秀成家乡驻扎，李秀成被卷进革命的洪流。后来他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他是“被团练之逼，故而迷迷而来”。又说“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说明他参加革命时对革命的意义认识还不是十分清楚。不过，他从只怕蛇虎伤人而恪守教义，到拿起大刀、梭标闹革命，从一个普通农民，变成了太平天国的战士，这是他一生不平凡历程的开始。
　　第一节从战士到将领从广西到金陵，李秀成从一个普通的太平军战士，逐步成长为一个有觉悟有才能的军事将领。他在“自述”中说：“一路自粤西而来，前之内政，俱不经我手。”咸丰三年二月（1853　年3　月）太平军攻克南京之后，李秀成已“随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随后经杨秀清“调保”为“右后四军帅，把守太平门外新营”。同年八月调升为后四监军。十月，随石达开到安庆抚民。李秀成在“自述”中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皖省巡查民务，又兼带兵，修营作寨，无不尽心。”石达开等“各上司故而见爱”。数月之中，李秀成屡次升迁，说明李秀成的才能得以发挥。咸丰四年（1854）春，胡以晃攻克庐州，李秀成被奏调去镇守庐州。之后不久，李秀成被调镇守和州。前些年发现的《太阳河牛路码头渡船规条碑》，其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情，务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此碑立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正是李秀成镇守和州期间，表现出李秀成的爱民思想和鲜明的阶级意识。
　　当然，李秀成在军事上的突出才能还是在救镇江之役开始显露出来。咸丰五年（1855）秋，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和总兵张国梁率1　万多清军围困镇江。对于太平天国来说，“镇江为金陵之咽喉，必应坚守”①。咸丰五年末（1856年初），太平军由燕王秦日纲挂帅，率冬官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去救镇江。清军连营达30　余里，营盘十分牢固。太平军与清军交战10　多天，未能破围。李秀成说：“那时我欲救不能，吉、张破我不下，两边安寨对扎，两不交战。”这种两军对峙的局面，对太平军是十分不利的，守将吴如孝困守在镇江城里，已处于弹尽粮绝境地，随时有被清军攻破的危险。李秀成不是救镇江的主帅，但他面对着这种军事形势，却主动协助秦日纲制订破敌对策，决定派年轻勇悍的陈玉成“坐一小舟”，由水面而下镇江。陈玉成冒着枪林弹雨，“舍死直冲到镇江”，和镇江守将吴如孝计议，按照和李秀成约定的时间，集中兵力从城里打出来。而李秀成等则同时从城外攻入，争取两军会师。当时李秀成所部驻扎在汤头，汤头到镇江之间有一条小河。清军地踞险要，扎营河边。李秀成说：“此地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两进为难。”为了牵制清兵，李秀成移师到河边扎营，清军见李秀成摆开攻营阵势，立即把清营“移入汤水山边”，扼住太平军和镇江守军联系的通道。李秀成决定由陈仕章、涂镇兴、周胜坤率兵去攻打清营，而自己挑选3000　精兵，乘雾避开清军越过汤头岔河。按原定时间，李秀成击破围城清军的营垒，按时和陈玉成、吴如孝由城里打出来的部队会师，士气大振。李秀成在“自述”中记载了这次战役：“汤头岔河隔汤头水山边廿里之大概，那时镇江吴如孝、陈玉成兵亦到，两下接通。那时欢天喜地，内外之兵，和作一气，大锐声张，与吉、张两帅答话。次日开兵，吉、张兵败，失去清营十六座。”清人陈庆年在《镇江剿平粤匪纪上》也说：“我军先屯岔河，凭险自固，贼移营汤水相抗。我军亦移垒往逼。庚子，伪丞相涂镇兴选悍党突至，李秀成乘夜袭汤头旧垒，断我后。。。我军与贼搏于汤水，相角至午，始知后路被袭，甫引军还斗，城贼已大至。”陈庆年是丹徒人，熟悉本地情况，所记和李秀成所述情况是一致的。镇江解围之后，李秀成等为了扩大战果，当晚就和陈玉成①　见《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10　页。
　　等率主力渡过瓜洲，突袭江北清营，破清军营盘100　余座，并攻占扬州，将江北清军的存粮悉数运入镇江，为后来太平军固守镇江作了物质上的准备。随后，于五月间，李秀成等奉命回援天京，他从金山渡江，进攻高资清军营盘，清军主帅吉尔杭阿自杀。九华山一带清营七八十座，因军中无主，全部溃败。李秀成乘胜追击，在丹徒又击溃清将张国梁所部。至此，镇江周围的清军全被打垮，镇江之围遂解。
　　镇江的解围，为杨秀清计破江南大营创造了条件。李秀成和陈玉成奉命回师南京。咸丰六年五月（1856　年6　月），李秀成、陈玉成等配合石达开等部，通力合作，大破向荣盘踞达三年多的江南大营。几年之中，李秀成从一个普通士兵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将领，时势使英雄人物脱颖而出。
　　第二节被封忠王破江南大营之后，李秀成等奉命率兵东进，接连攻占句容、丹阳，迫使由天京败退下来的向荣“自缢而死”。两个多月后，即八月初四日（9　月2日），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袭杀东王杨秀清，并借机扩大事态，杀东王所部连同家眷2　万多人。洪秀全在石达开和天京军民的支持下，诛杀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石达开奉诏进京辅政，被天京臣民称为“义王”。但是，洪秀全对石达开信用不专，并有意重用其兄洪仁达、洪仁发，钳制石达开。咸丰七年五月（1857　年6　月），石达开被迫离京出走，带走精兵20　多万人，使太平天国一时出现“国中无将，朝中无人”的危局。
　　当时太平天国占领区，有点力量并能带兵作战的将领只有李秀成和陈玉成，天京叛乱时，李秀成在句容一带驻守。咸丰七年（1857）初，李秀成联合捻军在安徽霍邱、颍上取得了胜利，又和陈玉成大捷于安徽桐城，占领六安。石达开出走之后，镇江被清军围困，粮食几乎断绝，每天只能发给士兵米二两八钱，有的只好以芦根、野菜充饥，镇江军民面临着覆灭的危险。洪秀全求救于石达开，石达开不理睬，只好调李秀成下救镇江。李秀成奉命率领一支精兵攻入镇江，救出城中兄弟。这一举动对天京军民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李秀成的声誉也由此而提高。此后不久，大约在咸丰七年（1857）冬，洪秀全自任军师，并选李秀成和陈玉成、蒙得恩、李世贤等出来助国，李秀成任副掌率“提兵符令”。
　　李秀成手中有了权，很想干一番事业，但当时朝中政事不一，人心慌乱，无从着手。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只有整肃朝规，才能改变人心慌乱的局面。于是他下决心冒死直谏，希望通过说服洪秀全来施行自己的治国之道。正如他在“自述”中说的，是“尽心力而奏谏，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整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不用安、福王”。这是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的施政纲领。中心思想是“申严法令，整肃朝纲”，希望建立一个圣君贤相的天朝，恢复杨秀清执政时律法森严、国政划一的局面。但是，洪秀全却报以极大的不满，李秀成因此而罢官。但李秀成出于维护太平天国的事业，把个人得失置于度外，再次写了奏章，“将天下大势情形，并陈奏谏之来历”。李秀成在进谏之前，先将奏本交大臣传阅转奏。在合朝文武大臣的支持下，洪秀全才重新恢复李秀成的职务，削除安、福王的爵位，并派人携金牌一道及合朝文武签名的表章要求石达开回天京共秉朝政。尽管石达开没有回来，但李秀成的据理力争，洪秀全还是采纳了一部分意见的。随后不久，太平天国恢复了五军主将制，陈玉成被封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这个班子的建立，使动乱之后的太平天国才“稍可自立”。
　　但是，韦昌辉叛乱和石达开出走对太平天国的打击是十分严重的，留在太平天国占领区的太平军大多是老弱病残，无战斗力，清军乘机对太平天国各占领区发动猛烈进攻，军事重镇频频失守。湖北的武昌，安徽的庐州、巢县、和州，江西的袁州、临江、九江等都先后被清军攻占，曾国藩扬言“金陵指日可克”①。
　　①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第8　册，神州国光社1952　年版，第571　页。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形势下，李秀成从被动中看到主动，他对太平天国的形势作了认真分析，对敌我双方的形势作了乐观估计。他指出清军“好勇而心不齐”，取胜是暂时的现象，太平军虽然暂时处于劣势，却还存在着许多有利条件。李秀成认为“上有皖省无为、巢县、芜湖，有东西梁山之固，有和州之屯粮，又有两浦之通，即使被德帅（德兴阿）攻破两浦，尚有和州之上未动，京中兼有余粮”。“粮米丰足，件件有余，虽京兵少，有粮有余而各肯战，因而坚稳也”①。从两军的态势看，李秀成坚信天京仍然是“坚稳”的，因太平军人马虽少，但士兵“肯战”。李秀成并不悲观，他认为只要把现有的部队积极调动起来，集中兵力打击敌军，太平军是有可能重整旗鼓的。作为一个优秀将领，他能够在不利条件下去寻找有利因素，有了这样一个充满信心的估计，他就有可能去找到最有利的时机和最可行的计策来战胜强大的敌军。这一点是李秀成的杰出之处，也是他能够援救危局的极为宝贵的条件。
　　咸丰八年二月（1858　年4　月），李秀成为克服天京的被动局面，决定亲自出京到外围扩大兵员，伺机回救天京。李秀成一到安徽就连克昭关、和州、滁州、全椒等地，颇有旗开得胜之势。但这些胜利都还不能给清军造成威胁，为了从根本上扭转战局，李秀成意识到，必须集中兵力，协同作战，才能打击敌人有生力量。为此，他一面在皖北联合捻军作战，一面和陈玉成等将领在枞阳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各誓一心，订约会战”，各路兵马共同负起解天京之围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任务。根据会议决定，陈玉成立即从鄂、皖撤兵东进，由潜山过舒城破庐州；吴如孝部联合捻军龚得澍部攻打梁园、定远；李秀成则由全椒“整队领人马到滁州”。李秀成在乌衣和陈玉成部会合，截击清军德兴阿、胜保所部，一举歼敌4000　余人。陈、李联军第二天又在江浦小店歼灭来援清军冯子材部5000　余人，随后又攻克浦口，太平军士气大振。李秀成说：太平军在乌衣、小店歼灭清军之后，“顺势下浦口，陈玉成攻德帅之前，我攻德帅之后，德军大乱，死于浦口二万余人”。这个胜利使天京转危为安，李秀成和陈玉成为了扩大战果，扫荡清军的江北据点，太平军接连攻克江浦、天长、六合、扬州等城镇。这是石达开出走之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第一次重大的胜利。其后，于咸丰八年（1858）底，李秀成又配合陈玉成部在安徽三河打了一次大胜仗，湘军悍将李续宾部进入安徽后，接连攻占黄梅、宿松、潜山、石牌、桐城、舒城等地，来势迅猛，并想在攻占三河重镇之后进攻庐州、安庆。如果李续宾计谋得逞，太平军将处于十分被动境地。陈玉成、李秀成乘李续宾骄兵轻敌，立足未稳，几支部队同时包围了李续宾部，两军展开激战，一举歼灭李续宾部6000　余人，李续宾本人被击毙。这一仗给清军以沉重打击，事后曾国藩在哀叹这一战役时说：“敝邑弁勇，自三河败后，元气大伤。虽多方抚慰，而较之昔日之锋锐，究为减色。”①三河战役的胜利，实为后期太平天国军事复兴的转折点。从此，太平军再次由被动转为主动，从处处挨打，逐步转为进攻，并慢慢地恢复了元气。这个军事形势的出现，和陈玉成、李秀成的军事才能是分不开的。浦口、三河战役之后，李秀成即率兵进驻黄山。但是，在这前后却出现了李秀成两个重要部将的叛乱事件。其一是在三河战役之前，即咸丰八年十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　年版，第359　页。
　　①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2　册，第801　页。
　　月（1858　年11　月），滁州守将李昭寿率部献滁州向清将胜保投降。李昭寿是由李秀成保举镇守滁州的，但李昭寿其人是由清军投降太平军的，所部纪律极差。李秀成在“自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