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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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帝长大后迟早都要面对亲政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做预谋，目的是在无可奈何地让光绪帝亲政后她仍然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操纵清廷大权。对于她的这个用意，醇亲王奕譞是心领神会的。奕譞在两年前的“甲申朝局之变”中取代了恭亲王奕䜣在朝廷的地位而成为慈禧太后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后准备让光绪帝亲政的“懿旨”颁布后仅5 天，就上奏称与各位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恳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表示皇帝“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他提出的训政模式为：“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②。慈禧太后顺水推舟，表示接受奕譞的训政请求。这年十月，礼亲王世铎就训政的细则奏报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③一条，实质上与垂帘听政并没有什么区别。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 年2 月7 日），清廷为光绪帝举行了亲政仪式。这与其说是光绪帝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太后通过训政的方式为其日后归政于光绪帝而铺平了一条能够长期对皇帝加以控制的通道。
在慈禧太后训政两年之后，光绪帝的大婚典礼于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89 年2 月25 日）在清宫隆重举行。此时，慈禧太后没有打破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理朝政的祖宗之法，只好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甘心地去让光绪帝行使皇权，而是在归政前后搞了一连串的活动，以便对亲政后的光绪帝加以控制，继续操纵清廷大权。为对光绪帝施加她的影响，在光绪十四年十月择定由她的侄女叶赫那拉氏为光绪帝的皇后。为加强对朝廷的控制，她在文武官员的安排任命上多用对其效忠之人，以至于光绪帝亲政之时所面对的几乎尽是太后听政与训政时期的重臣。为便于把握光绪帝的动向，她决定将光绪帝读书的书房由毓庆宫改在颐和园附近的西苑，要求光绪帝每日到颐和园向她请安，亲政后的光绪帝必须将朝中大事向她“禀白而后行”。显然，慈禧太后为光绪帝亲政设置了重重路障。光绪帝的亲政历程由酝酿到开始经过了两年半多时间，并且是一波多折。但是，已长大成人且渐渐成熟的光绪帝一经正式亲政，其所作所为则是慈禧太后始料不及的。尽管慈禧太后仍不断以各种方式箝制着他，然而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他总还要施展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 册，总第2119 页。
①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第1 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 册，总第2119 页。
③ 同上书，总第2123—2124 页。
第四节甲午主战光绪帝亲政以后，慈禧太后仍然时常干预朝政，从而引起了部分臣属的不满。一些大臣表示出对光绪帝的同情和支持，光绪帝也为冲破满朝多是慈禧太后旧臣的局面，相继提拔了志锐、文廷式等少数官员，总算有了一点政治势力。虽然慈禧太后多年所卵翼的势力明显地大大强于皇帝，仍保持着“同、光以来，内外重臣，皆孝钦所亲拔”④的状况，但光绪帝的亲政却不能不说对慈禧太后的独专朝政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年轻的皇帝经其师翁同龢多年的指点，已具备了掌理朝政的能力。尽管慈禧太后想把他培养成唯自己之命是从的皇帝，但他们两人在对施政方略认识上的不同迟早会发生争斗。到甲午年（光绪二十年，1894 年）就如何对待日本的侵略问题上，帝后之间就主战还是主和方面的矛盾公开化了，于是出现了帝党与后党之争。所谓后党是指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一派政治势力，而帝党则是指以光绪帝为中心的另一派政治势力。慈禧太后多年操纵政局，不仅在王公中培植了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等亲信，而且重用孙毓汶、徐用仪等人控制军机处，委任徐桐主管吏部，指使李莲英控驭紫禁城的深宫内院，并对封疆大吏中颇有实力的李鸿章加意笼络，形成后党势力。帝党的形成晚于后党，势力也明显弱于后党。帝党成员主要是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还有礼部侍郎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翰林张謇、工部主事沈曾植等人。在甲午年面对日本的军事挑衅，慈禧太后及后党倾向于主和，光绪帝及帝党倾向于主战。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对外积极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加紧制订了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所谓大陆政策。光绪二十年（1894）春，朝鲜发生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朝鲜政府请求清廷出兵帮助镇压农民起义。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乘机出兵朝鲜，屡向中国驻军进行挑衅，中日战争迫在眉睫。怎样对待这一局势，是对清朝统治集团的一次考验。
慈禧太后与后党主张对日妥协，加以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1894 年11月7 日）是慈禧太后的六旬庆辰，在年初就已紧锣密鼓地开始修建颐和园的活动正在步步加紧进行。慈禧太后唯恐战争爆发会影响她的“万寿庆典”。因此，她一心力保和局。后党附和她的思路，由军机大臣孙毓汶等人操纵于上，直隶总督李鸿章执行于下，摆出主和姿态。光绪帝及帝党成员则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认识到日本进行战争挑衅的严重性，痛感“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①，积极筹备抗战事宜，表示出主战的愿望。光绪帝多次下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备战守事宜，并命南洋各督抚大臣预为筹备，反对李鸿章恳求列强出面调停的做法。为了打破由世铎、孙毓汶、徐用仪控制下的军机处一再向清廷封锁有关中日战端消息的局面，光绪帝于六月十三日（7 月15 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宜，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中日朝鲜争端。军机处乃直接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为商承处理军国大事的中枢部门，非军机大臣不得参与军机处事宜。翁同龢、李鸿藻是奉特旨与会，非同寻常。在会上，翁、李二人提出备战御敌的方策，得到认可。会后第二天，与会诸臣联衔向光绪帝递上《复陈会议朝鲜事宜折》，折中采④ 同上书，总第2180 页。
① 《戊戌变法》第4 册，第278 页。
纳了翁、李的主战见解。对此，光绪帝大为赞同，于六月十六日（7 月18 日）再次下诏令李鸿章抓紧军事部署。李鸿章只好调派卫汝贵所部开往平壤，租用英轮“高升”号运兵增援驻牙山的清军。但在此之前，日本早已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正当“高升”号轮船于六月二十三日（7 月25 日）在北洋海军“济远”、“广乙”舰护卫下运兵行至丰岛海面时，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突然发动袭击，击沉“高升”号轮船，悍然挑起中日甲午战争。
面对日本已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朝野上下要求主战御敌的呼声日趋高涨，光绪帝也毅然决定对日宣战。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94 年8 月1 日），清廷发布对日宣战的“上谕”，指出日本“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决定“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①。自此，光绪帝的主战御侮愿望总算通过这份宣战书的颁布得以实现。许多帝党官员也希望“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一转机也”①。
光绪帝颁布了对日宣战的谕旨后，期待着战况能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进展。于是，他于七月初二、初三日（8 月2 日、3 日）接连旨令李鸿章迅速电催各军“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一俟诸军齐到，即可合力驱逐倭寇，以解汉城之围”②，希望能痛击侵朝日军。七月初四日（8 月4 日），卫汝贵和马玉崑率部始至平壤。随后，左宝贵部与丰升阿部也赶到平壤。各军期待着从平壤进军汉城。但李鸿章却在电文中指示卫汝贵称：“平壤要地，宜会商何军留守，方可前进”③，主张以防守为主。对此，光绪帝表示不满，又在七月十六日（8 月16 日）谕令李鸿章“电饬各统将，筹商妥协，迅速进兵”④。李鸿章则在第二天请总理衙门代奏，强调目前只能坚扎平壤，待后路布置妥当再“相机进取”。七月下旬，叶志超率部抵平壤，光绪帝根据李鸿章的提议命其总统平壤各军。不料叶志超是一个畏敌怯战的统帅，他以“各军马步有未到齐者”为由，请求继续“筹调添募”军队，在平壤按兵不动。八月五日（9 月4 日），光绪帝再次谕令李鸿章称：“朕为军情至急，昕夕焦急。该大臣慎毋稍涉大意，致有疏虞，自干咎戾也。”①这次李鸿章未敢怠慢，电催叶志超出兵，叶志超也感到再不出兵无法向皇帝交待，随即先派骑兵一哨出探，方知日军已向平壤逼来。八月十六日（9 月15 日），日军向平壤发起总攻，叶志超率部望风而逃，而马玉崑、左宝贵则分别在船桥里、玄武门率部同日军进行了血战，终因寡不敌众，平壤陷于日军之手。这样，光绪帝设想在朝鲜战场抗击日军的计划落了空。
在日军进攻平壤的第二天，李鸿章调派的援军分乘5 艘运兵船，由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12 艘主力战舰护送，驶至鸭绿江口。当晚10 营援军登岸，次日丁汝昌率航队返航。当北洋舰队行驶于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时，与日本联合舰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海战，是为黄海海战。海战中，邓世① 《中日战争》第2 册，第624 页。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 册，总第3441 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 册，第42 页。
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6 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6，第40 页。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39 页。
昌不畏牺牲誓与舰船同存亡的英勇表现感动了光绪帝，他亲赐挽联曰：“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②就黄海海战的结局而言，中日双方舰船均有所创，并且是日本舰队先退出了战场，表明这是一次未分胜负的海战。但这次海战后，李鸿章却极力主张“避战保船”，从而丧失了制海权，导致北洋舰队最终被日本舰队困扼于山东威海刘公岛基地而全军覆没。光绪帝壮海军之威的愿望只能成为泡影。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为招募军队、添购兵船积极筹款。作为光绪帝师傅又兼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更为筹款四处奔波，费尽心思。他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根据文廷式、安维峻等人多次上奏要求慈禧太后停办“万寿庆典”筹备的各折，于八月十四日（9 月13 日）以户部名义上奏请求停止为祝寿所搞的庆典工程，以节省经费。光绪帝不仅对此折大加称赞，而且又授意志锐、高燮曾等人上奏呼吁移祝寿工程之费为战费。慈禧太后在舆论压力之下，只好在八月二十九日（9 月28 日）宣布停办各点景、戏台，简化庆典活动，祝寿地点由颐和园改在宫中受贺。这算是光绪帝有生以来第一次迫使慈禧太后作出的让步。慈禧太后虽在无奈之中同意了移颐和园工程之费以作军费，但她却在内心里充满了不满，声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使其终生不欢”，寻找报复的机会。
当日军继攻占平壤又将战火引至鸭绿江边时，慈禧太后感到惶恐不安，把求和的希望再次寄托到列强的出面调停上来。她听说俄国公使喀西尼假满回任将路过天津的消息，便在八月二十八日（9 月27 日）出面召集枢廷会议，主张由李鸿章出面与俄使交谈。因俄使不愿出面调停，慈禧太后的联俄制日求和活动未能实现。接着，她又鼓动恭亲王奕䜣与英使联系，寄希望于英国的调停。本来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帝党官员纷纷要求光绪帝起用已被闲置10年之久的恭亲王奕䜣。光绪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九月一日（9 月29 日）任命奕䜣为总理衙门和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希望他能以老臣的资历对战局做些指导。不料这位在“甲申朝局之变”中被慈禧太后罢黜的恭亲王，竟在复出后又站到了慈禧太后一边，实令光绪帝恼火。但光绪帝仍幻想利用奕䜣与慈禧太后长期政争的矛盾，又于十月初五日（11 月2 日）任命奕䜣为新成立的督办军务处的首脑。光绪帝还在同日任用翁同龢为军机大臣，试图以此来改变军机处由后党操纵的局面。光绪帝的主战与慈禧太后的求和固然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他对奕䜣的重用却是一个失误。奕䜣在督办军务处仅两天后，就去商请英、法、德、美公使以赔偿兵费等为条件由列强出面调停。
也在日军逼近鸭绿江之际，光绪帝强调加强鸭绿江防线，在给李鸿章的谕令中称：“著李鸿章统筹进止机宜，妥为调度，朝廷不为遥制。”③李鸿章在掌握统筹进止之权后，并未作积极的防守，以致日军在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 日）强渡鸭绿江，接着连陷九连城、安东、凤凰城、金州、旅顺等地。光绪帝于十月二十七日（11 月24 日）旅顺失守后“责李鸿章调度乖方，褫职留任”①。于此光绪帝调两江总督刘坤一到山海关前线，负责指挥战事，试图用湘军取代淮军以改变不利状况。但湘军的战况依然不佳，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日军又接连攻占了山海关外的海城、营口、田台庄等要地，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9，第13 页。
③ 邓素娥：《邓世昌遗事及有关文献》，《图书馆杂志》1982 年第2 期。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0，第28 页。
几乎控制了辽东半岛。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 年1 月20 日），日军又在山东荣城湾登岸，从后路包抄威海。光绪帝连发谕令，要北洋舰队和陆军“奋力冲击”，“切勿再失事机，致以战舰资敌”②。但早已在李鸿章“避战保船”方针下躲在刘公岛基地的北洋舰队不仅无法控制制海权，还遭到日军在威海后路的合力夹击，最终以日本舰队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2 月17 日）侵入威海卫港和北洋舰队的覆灭而结束了威海卫之战。
日本军队向威海卫进攻之日，正是清廷遣使赴日求和之时。还在奕䜣要求各国公使出面调停的时候，他派出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去天津同李鸿章密商直接派员赴日求和问题。李鸿章建议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前往日本，结果日本以德璀琳不是清廷钦派大员为借口拒绝接待。慈禧太后又同奕䜣商定，由张荫桓作为全权代表赴日。正月初六日（1 月31 日），张荫桓一行抵达日本广岛。日本为全歼北洋海军，不愿在此时议和，便以张荫桓等人全权不足为由不予开议，日方表示只有奕䜣或李鸿章亲自赴日，才能作为谈判对手。在日军占领刘公岛的当天，慈禧太后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议和代表赴日谈判，李鸿章在旅顺失陷时所受的处分也予以撤销。慈禧太后作了这些安排之后，自己便抱病不出，把怎样议和的烂摊子甩给光绪帝。李鸿章于正月二十八日（2 月22 日）来京后，与枢臣讨论了议和中的有关问题。李鸿章起初表白“割地之说不敢承担”，想把割地的责任推给朝廷。翁同龢认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这代表了光绪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