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授意汪康年进行干预，力图控制《时务报》，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启超难与其争，遂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由办报改而教学，条件和环境都不同了，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特别是在批答学生札记时，梁启超往往借题发挥，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他甚至大胆宣布，“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④。这些激昂的言辞，对于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学子来说，犹如是出征的战鼓，激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历史洪流中去。事实上，梁启超的不少学生，如李炳寰、林青、秦力山、蔡锷等，后来都参加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局势。清廷的腐败和无能，通过这次战争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各国趁火打劫，力图扩大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 年11 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康有为赶到北京，积极组织救亡活动。梁启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维新势力的攻击，也于次年二月返回上海，随即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于三月初来到北京，跟随康有为奔走呼号，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撰文演说，呼吁要使全国民众“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梁启超反复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①。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五月十五日（7 月3 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义》，大加奖励”②，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严酷的现实已经证明，改良的道路在近代中国是走不通的。不推翻腐败的清朝统治，不摧毁封建的专制制度，所谓救亡图存也就只能落空。然而谭嗣同等“六君子”的鲜血并未能使梁启超醒悟过来。尽管初到日本之时，他一度与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为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的机会，与孙中山等革② 《与严又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9 页。
③ 《与熊纯如书（三十九）》，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 册，第648 页。④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4。
① 《觉迷要录》卷4。
② 《保国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28 页。
命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后因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但是，梁启超与革命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他们公开提出“保皇”的口号，四处建立保皇组织。特别是梁启超遵从师命来到檀香山后，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为幌子，积极扩大保皇会，以致当地许多兴中会员也受到蒙蔽而加入保皇会，给革命运动造成了很大危害。
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超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 年12 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他竭力宣扬“光绪圣德”，说什么“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③尽管与此同时，梁启超在一系列文章中也抨击封建主义，宣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是“改良”与“尊皇”，却仍然被他看作是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推翻清朝统治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一批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救亡图存的刊物相继创刊，民主革命的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了与革命派争夺舆论阵地，光绪二十八年一月（1902 年2 月），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与以前不同的是，梁启超迫于形势，已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他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①。此后，梁启超又在一系列文章中，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当然，梁启超把中国贫弱的原因归咎于国民缺乏公德和知识，这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不过他所指出的中国国民性中的许多弱点，确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文章，在体裁上打破了死板古文的形式，能够用通畅易晓的语言，表达其思想内容，而且很有气势、富于感染力。当时成为一种新文体，以至于“学者竞效之”。
由于康、梁等人顽固坚持改良立场，仇视和抵制民主革命，并且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工具，攻击革命。为了批驳改良派的谬论，消除改良思想的不良影响，进一步推动革命运动的顺利开展，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和有力的批判。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成立以后，双方的论战达到了高潮。
在这场激烈的论战中，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开明专制”论。仍然强调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他攻击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统治是一种“复仇主义”，污蔑同盟会提出的“平均地权”是为了“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类悉为我用”①。通过这场论战，梁启超及其所代表的改良派企图以改良的君主立宪来抵制民主革命，以所谓“开明专制”来抵制民主共和的面貌暴露无遗。如果说，在维新时期，梁启超还是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话，那么此时他已经由于不能与时俱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③ 《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28 页。
① 李华兴等编：《尊皇论一》，《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90 页。① 《本报告白》，《新民丛报》创刊号。
者了。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趋尖锐。
清朝统治阶级为了平息不断高涨的反清浪潮，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博得帝国主义欢心，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始推行“新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表示要仿行宪政，并派五大臣前往欧、美、日本等国“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国后，密奏实行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先宣布立宪，“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①。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 年9 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同时又强调，由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不能“操切从事”，而要“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②。实际上清廷根本没有打算实行立宪，只不过是妄图用“立宪”的招牌继续维持封建专制统治。
然而对于改良派来说，清廷的“预备立宪”却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他们不仅始终对清朝统治者抱有幻想，而且与国内的一些士大夫和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因此便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挽回自己的颓势，阻止革命力量的发展。光绪三十三年（1907），康有为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九月，梁启超也与蒋智由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他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写道：“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专制，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拥护清廷“仿行宪政”的立场。梁启超甚至还明确宣称：“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③。但是，梁启超的这些表白，依然只是一厢情愿。清廷所标榜的立宪，完全是为了迷惑民众，混淆视听，在行动上始终没有什么实际的表示。立宪派对此渐感不满，各团体多次联名上书，并开展请愿活动。梁启超控制的政闻社，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致电宪政编查馆，请定3 年内召开国会。他们哀恳陈词，乞求清朝统治者赐予一些政治权力。清廷本来就对立宪派组织的请愿活动心怀忌恨，伺机镇压，于是便藉口政闻社内有梁启超等“悖逆要犯”，下令查禁政闻社。这对梁启超来说，无疑是一个意外而沉重的打击，他极力挽救，但毫无效果，政闻社最后不得不宣告解散。
然而这些沉痛的教训，仍未能使梁启超从希望清朝立宪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溥仪即位后，梁启超又上书摄政王载沣，为清廷实行立宪出谋献策。他写道：“今日中国之病，不在宪法之未颁，不在国会之未开，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败坏。”“今日欲举预备立宪之实，万事皆枝叶，惟此养人才、正人心之一事，实为本原”①，婉转地表示了自己这个人才愿为清廷实行立宪效力的心情。此后，梁启超着力宣传立宪政治，撰文介绍欧、美、日本各国宪政，说明君主立宪政体最适合于中国国情。但是，梁启超的政治主张，毕竟是与清朝统治者的愿望相抵触的，他利用舆论工具敦促清廷加快立宪，企图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来治理中国；而清朝政府的本意则是以立宪为名，扩大皇权，强化封建专制，梁启超的主张，自然不会被接受。因此，直至清朝灭亡，梁启超苦心设计的救国方案一直未被采纳；他本人作为清廷① 《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53、74 页。
② 戴泽：《奏谓宣布立宪密折》，《辛亥革命》第4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28—29 页。③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44 页。①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3、28 页。
的“悖逆要犯”，也始终没有得到赦免。
第三节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戊戌以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大都是在海外进行的，与国内政界的联系，只能以其他人物或团体为中介。因此，尽管梁启超凭其卓越的才能，在鼓动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统治集团中却始终没有扮演过什么显赫的角色。随着武装起义的爆发，清廷被迫开放党禁，这为梁启超跻身政界提供了机会。
面对蓬勃开展的武装斗争和日益高涨的反封建浪潮，梁启超不得不承认，“今后新中国之当采用共和政体，殆已成为多数之舆论”。但为阻止革命势力的扩展，梁启超与康有为又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意欲使革命派与清廷实行妥协。他牵强附会地解释说：在共和政体中，中国必须选择“虚戴君主共和政体”，“此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①。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 年11 月16 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梁启超为法部次官。对此，梁启超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来，自己和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关键人物，只要能够联合起来，那么社会就会出现转机。所谓“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①。梁启超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若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现，才便于控制舆论，影响国民。“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②他对袁世凯的邀请推辞不就，而继续坚持为鼓吹“虚君共和”奔走呼喊，实际上是在观察形势，等待时机。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却为袁世凯所篡夺。1912 年2 月清帝退位，3 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权力的法码，似乎倒向了袁世凯一边。为了博得袁世凯的信任，梁启超对这位新的当权者大加吹捧，说什么：“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而国民所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他表示，“今感情之时代既去，建设之大业方始，谣诼之集，当不如前，驱策之劳，略堪自贡，亦拟俟冰泮前后，一整归鞭，尽效绵薄，以赞高深，想亦为大君子所不弃耶？”③这些言辞，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梁启超急于投靠袁世凯的心情。“虚君共和”的调子收起来了，与政府的关系也不“断绝”了，梁启超改而要为袁世凯政府效力了。
1912 年10 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 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由于他声望很高，名声在外，所以回国以后受到许多人的热烈欢迎。他也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做出一番事业来。
这时候的中国，刚刚经过了一场改朝换代的巨大变动，各派政治力量不① 《上摄政王书》，《梁启超选集》，第549、550 页。
① 《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34、43 页。② 《致罗惇曧书》，《梁启超选集》，第605 页。
③ 《致罗惇曧书》，《梁启超选集》，第605 页。
断分化，新的政党相继成立。主张实行议会政治的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几个小政党合并在一起，组建了国民党，以期扩大力量，参加竞选，控制内阁。为了与国民党对抗，梁启超也积极活动合并政党，他先是组建了民主党，1913年5 月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民初唯一能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办报撰文，鼓吹集权，竭力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服务。特别是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后，梁启超利用他所控制的舆论工具，肆意诋毁革命党人，反对革命运动。他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中，以先觉者的口吻说道：“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涂辙，据国家正当之机关，以时消息其权限，使自专者无所得逞。”①他把革命斗争说成是“暴民政治”，攻击革命党人是“乱暴派”，声称“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并公开表示他要以“乱暴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②。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因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1913 年7 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9 月内阁组成，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但是，袁世凯的真正目的，是要独揽大权，做一个新的独裁者，梁启超所醉心的“改良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