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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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自然斋主人、观我生室主人，别署天演宗哲学家，门人谥为文惠先生。福建侯官（后并入闽县，称为闽侯，今为福州市）人。祖父严秉符是一名医生，父严振先继承祖业。咸丰三年十一月十日（1853 年12 月10 日），严复生于福州南台。咸丰九年（1859），“始就外传”①，先后从师数人，中间曾从五叔父严厚甫（光绪年间举人）受业就读。同治二年（1863），严父聘请同邑黄少岩（昌彝）在家设立学馆。黄是“闽之宿儒”①，治学以汉宋并重，平时严复跟他学儒家经典，闲时听他讲述宋元明儒学案，因而为学“明汉宋源委，听指日异”②。越三年，黄少岩去世，其子孟修（拔贡生）继续设馆。同治五年（1866），严复的父亲病逝，学馆中辍。由于生活困难，严复不得不放弃走科举的“正途”。
同治六年（1867），严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在后学堂学习驾驶。同治十年（1871），他从船政学堂毕业，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由于他实习认真，成绩优秀，被选派去英国深造。
光绪三年二月（ 1877 年3 月），严复到英国后，先在抱士穆德（Portsmouth）学习，后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GreenwichNaval College）。尽管严复是抱着学习海军知识的目的来到英国的，然而到了英国之后，使他感兴趣的不是西方军事知识与技术，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思想。在英国期间，除了认真学习军事学校规定的高等数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以及建筑海军炮堡诸学等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外，他十分注意接触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和阅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并曾去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的法国游历。由于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探索中国富强之道，“穷日夕弗休”③，因而他的学习往往与其他中国留学生不同，引起了清朝出使大臣郭嵩焘的注意。他每逢假日，辄至使馆，与郭嵩焘论析中西学术和中国富强之道，并论及去英国法庭听狱的收获，说：“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①郭嵩焘听了大为惊奇，“引为忘年交”②。
①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5 页。
①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 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1545 页。② 林耀华：《严复社会思想》，《社会学界》第7 卷（1933 年6 月）。③ 王允皙：《侯官严先生行状》，闵尔昌纂：《碑林补集》卷末，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印，线装石印本。① 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 册，第1541 页。② 孟德斯鸠著、严复译：《法意》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 年重印版，第224 页。第二节走“变今”维新的道路光绪五年五月（1879 年6 月），严复以各科考试成绩“屡列优等”毕业回国，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或称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教务长）。光绪十五年（1889）升为会办（副校长）。次年任总办（校长）。严复出于爱国热情，到天津水师学堂后，一心想把学校办好，多培养人才，建设强大的海军，使中国独立富强起来。但官场的腐朽，使他感到办理海军教育无法施展政治抱负，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他在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前10年间，曾捐监生，参加举人考试，先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光绪十四年、光绪十五年、光绪十九年4 次参加乡试，但都未考中。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严峻的现实，令严复清醒，他决然放弃追求个人前途的科举仕途，走上了“变今”维新的道路。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评论历史，针砭时事，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光绪二十二年，赞助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 年11 月），同王修植、夏曾佑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竭力鼓吹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西学”，以解救民族危机。在严复的一系列文章中，较重要的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四篇政论文。严复在这些政论文中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猛烈地抨击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提倡新学，主张变法救亡。在《辟韩》中，他抨击封建君主专制说：“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他还进一步揭露这伙“最能欺夺”的“大盗”，是“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③，有力地鞭挞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鼓吹“尊民叛君，尊今叛古”，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他说：君主不是天生的“圣人”，天然的统治者，“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①。只是由于人民终日从事耕、织、工、贾“相生相养”的事，才“择其公且贤者”②，立之为君。君主既然是共举出来的，也就有权废除他。他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君主立宪制度。怎样才能获得民主？他认为“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③。这样可以使“君与民皆有权”，君与民“共治”，国家就能独立富强，民族危机就可以解救。他还抨击科举制度“牢笼天下”，“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④，批评八股取士制度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害处，主张废八股，倡西学。他认为中学“好古而忽今”，西学“力今以胜古”⑤。讲西学之后，就可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提出要救③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 册，第1547 页。
① 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 册，第34—36 页。
② 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 册，第34—36 页。
③ 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 册，第34—36 页。
④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 册，第32 页。
⑤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 册，第1—2页。
亡，要富强，“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并且断言“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大声疾呼：“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⑥严复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来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康有为。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把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对立起来，要求人们不要再走老路，必须改弦易辙，另走新路。这就从思想上武装了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使爱国救亡运动有了新的理论基础。
严复除积极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外，还积极参与创办新式学校。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担任了新成立的俄文馆总办，亲拟课程，延聘教师。他主持的这所学校，成为我国最早的俄语学校。与此同时，他还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专讲泰西诸学”⑦，培养维新人才。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急于选拔新政人才，贵州学政严修建议，除八股取士普通科外，另设特别进士科——经济特科，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凡是长于内政、外交、理财、军事、科学、工程等人员，仿照博学鸿词科的成例，由大臣推荐考试。光绪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说：“俟咨送人数汇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严复先被顺天府尹胡燏芬推荐参加考试，后由詹事府詹事王锡蕃直接向光绪帝推荐。王锡蕃在奏折中说：“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选道严复，本船驾驶学生，出洋学习，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学亦通群籍，著述甚富，水师情形，尤其所熟知专习，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闭户寡合，其立品尤为高卓”，请“量才器使”①。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
严复被光绪帝召见回寓后，将在当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至十四日（1 月27 日至2 月4 日）《国闻报》连载的《拟上皇帝书》加以修缮，送呈光绪帝。《拟上皇帝书》的中心思想是提出“谋国救时之道”。他说：“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因而“谋国救时之道”，“不外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所以他主张未变法前先“治标”，变法后才“治本”。他又提出“治标”三策、“治本”四策。“治标”三策是：（一）“联各国之欢”；（二）“结百姓之心”；（三）“破把持之局”。严复认为：“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②至于“治本”四策，在《拟上皇帝书》中没有具体说明，但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1898 年8 月23 日）《吴汝纶致严复书》中，可知其端倪。书中说：“所示四事，皆救时要政，国势险夷，万法坐敝，条举件论，不可一二尽。又风俗不变，不惟满汉畛域不能浑化，即乡举里选，亦难免贿赂请托、党援倾轧之弊。而土著为吏，善则人地⑥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 册，第1—2页。
⑦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 册，第50 页。
① 《通艺学堂章程》，铅字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 王锡番：《奏保人才折》，《戊戌变法》第2 册，第375 页。
相习，不善则亲故把持，此皆得半之道。”①同年三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号召人们于覆屋漏舟之中，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②，以保国、保种、保教。严复于四月在《国闻报》上连续发表《有如三保》、《保教余议》等论文，对保教予以批评。他说：惟于“以孔子之道律今人，乃无一事是皈依孔子，以此而云保教，恐孔子有知，不以公等为功臣也”③。“孔子虽正，而支那民智未开，与此教不合。虽国家奉此以为国教，而庶民实未归此教也。”①但是，严复的万言书还未送到光绪帝面前，慈禧太后就发动了政变。
严复是当时著名的维新人物，政变时却免受株连，主要原因在于他只是在文字上宣传维新思想，不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再加上《国闻报》背后有日本人的支持，慈禧太后、荣禄惧怕日本的干涉，不敢轻易对他下毒手。
① 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 册，第63—77 页。
② 《严复集》第5 册，第1562—1563 页。
③ 康有为：《保国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231 页。① 严复：《有如三保》，《严复集》第1 册，第82 页。
第三节翻译西书严复在积极鼓吹变法维新的同时，决心致力于翻译著述，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和政治学说以“警世”。从光绪二十年（1894）开始，他先后翻译了11 部外国著作，约170 多万字，其中《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最为有名，人们通称为严译八大名著。
严复译著多是用意译。在译述过程中，常常参照自己的见解，用夹译夹议的方式，或者用按语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所以，他译的书，不能看成一般的译著，在很大程度上应视为他的著作。他对译书要求很严，主张译书要忠于原著，准确地表达原意，文字要清晰流畅优美。这三点要求，他概括为“信、达、雅”三原则②。他的翻译，被誉为“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①，被称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②，康有为称颂他“译才并世数严林”，把他与林纾并称。
严复译书是有所选择的，既不同于洋务派偏重在天文、数学、机械、汽轮制造等科学技术，又不同于林纾主要在文学艺术，而着重在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方面，他又把重点放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经典著作上，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政治学等等。他认为只有从这些著作中才能找到西方国家强盛的真正命脉之所在，其他那些都不过是“形下之粗迹”。他把译书与寻找救国道路结合起来，翻译《原富》是为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翻译《名学》是为了用新的思想方法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翻译《法意》是为了反对君主专制主义，倡导君主立宪制度等。在这些译著中，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是《天演论》。
《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选译的，原篇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用文言文意译了它的主要内容，并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 年12月）开始在《国闻报》上陆续发表。次年三月正式出版。《天演论》的基本思想是阐述达尔文的进化观点，认为生物不是自古不变，而是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所谓“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所谓“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就是说，生物的进化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发展变化的。在严复看来，《天演论》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质力杂糅，相剂为变”③。他反复宣传和强调这种“变”的观点，并利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向中国人民敲起了祖国危亡的警钟，大声疾呼：要顺应“天演”的规律，改革现状，变法维新，才能避免危亡之祸，否则，就会在“生存竞争”和“天然选择”中，被“优胜劣败之公列”所淘汰。严复以生物的“自然竞争”、“适者生存”来代替社会的阶级斗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即将被列强瓜分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号召学习西方，“与天争胜”，② 严复：《保教余议》，《严复集》第1 册，第85 页。
① 〔英〕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译例言》，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② 吴汝纶：《答严几道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一。
③ 吴汝纶：《天演论序》，《严复集》第5 册，第1318 页。
“自强保种”，对唤起人民的觉醒，振奋民族的精神，变法自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启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打击了那些高唱“夷夏之辨”的封建顽固分子，揭露了他们愚昧腐朽的真面目，确有振聋发聩之作用。所以，《天演论》一发表，震动全国，“风行海内”。它给处于“学问饥荒”环境中的思想界，输送了新鲜的食粮，使人们禁锢的思想，为之一振。康有为读到这部译稿后，推崇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①，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取了进化论的观点。如梁启超所说：“（康有为）喜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