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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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武昌，北游访学。他先到了上海，访见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看到了万年化石、爱克斯光照相，还购买了一批西书，引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再到天津，看到那里的机厂、轮船、船坞、火车、铁桥、电线、炮台，还参观了唐山的煤矿和漠河的金矿，认为“无一不规模宏远，至精至当”，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向往。在天津，他还加入了当地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在理教。继而，又到了北京，谒见了帝党要员翁同龢。七月，谭嗣同到南京候补，在官场往来答拜中，他深察官场的黑暗与腐败。此间，他与精通佛学的杨文会“时相往还”，潜心研究佛学。同时，又到上海与梁启超、汪康年、吴雁舟等相交往。梁向他介绍了其师康有为的思想，使正在追求新知识的谭嗣同对康十分钦佩；梁启超也向康有为称赞谭嗣同“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公子之中，此为最矣”③。和梁启超的结识，使谭嗣同在官场的“空寂”中找到知音。因于这段时间，他多次往来南京、上海，一方面从事维新活动；另一方面与梁启超研讨学问，探讨变法理论，着手撰写其代表性著作《仁学》。
当维新变法运动日益发展起来之后，热心于维新事业的黄遵宪、徐仁铸、江标等先后到湖南任职，湖南巡抚陈宝箴也“一意振兴新学”。加之，当地的维新之士唐才常、毕永年、易鼐、樊锥等，也迫切盼望谭嗣同回湖南共谋维新事业。因此，谭嗣同应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毅然弃官，回归湖南，全身心地参加筹划湖南的维新之举：兴矿务、建铁路、创学会、办报纸，使湖南的维新活动大大向前推进。此间，谭嗣同尤为致力于《湘报》、时务学堂、南学会。如为《湘报》撰写《湘报后叙》近20 篇文章，竭力使《湘报》成为维新事业的喉舌，为变法革新、提倡民权制造舆论。再如南学会成立后，谭嗣同亲任主讲，每到会“必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畅论当时中国情势之危急，激发听讲者的爱国主义热忱。当时，在南学会听讲的毕永年深有感受地说：“闻复生先生讲义，声情激越，洵足兴顽起懦。”①谭嗣同期望通过南学会等阵地，“群湖南者智湖南，又以智湖南者智中国。”②尔后，湖南各地的学会，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正由于谭嗣同等人的努力，使湖南的新学、新政广为推行，风气大变。曾有人评论说：“全省风气大开，② 《报刘淞芙书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8 页。
① 《有感一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0 页。
② 《与唐绂丞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59 页。
③ 《莽苍苍斋自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154 页。
① 叶德辉：《觉迷安录》卷4。
② 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08 页。
君（指谭嗣同）之功居多。”①湖南因“大行改革，全省移风”，当地的顽固士绅、守旧党徒对此“疾之特甚”。王先谦、叶德辉等气焰嚣张，或“屡遣人至京参劾”，或直接攻击维新党人“首倡邪说”，“背叛圣教”，“乃无父无君之乱党”②，甚至施展种种阴谋手段，“椋⒛涎Щ幔勾颉断姹ā分鞅剩被偈蔽裱谩雹郏寡镅砸碧匪猛Ｕ胖匆舱攵浴断嫜Пā贰ⅰ断姹ā肪７⒈聿雒裰鳌⒚袢ㄋ枷氲奈恼拢峒又冈穑骸啊断嫜Пā分锌梢榇σ咽庇兄两招鲁觥断姹ā菲淦壬酢保按说任淖郑督坎ィ刂练巳诵笆浚医住薄Ｃ娑酝绻塘由稹⒋锕偃ü蟮钠苹岛屯玻匪猛逦薹垂耍敛欢 Ｔ诜炊屏Φ拇蚧髌群ο拢笔笔蔽裱玫慕滔埃械谋唤馄福械囊蛭肪宥肴ィ蹦诓恳渤鱿至朔制纭６源耍匪猛闳槐硎荆骸捌饺栈ハ嗳懊阏呷凇鄙砻鹱濉淖郑窳傩⌒±Χ淦涑跣暮酰 雹芄庑鞫哪晁脑露眨�1898 年6 月11 日）光绪帝“诏定国是”，明令变法维新。谭嗣同因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被擢为四品军机章京，至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参与维新，时号“军机四卿”。他应诏入京师，天真地认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决心“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⑤，致力于变法维新。然而，随着维新改革的推进，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手无实权的光绪帝感到“朕位几不保”，密诏谭嗣同等设法营救。紧急无策之中，谭嗣同对袁世凯作了错误估计，深夜贸然私访，请其出兵营救。阴险奸诈的袁世凯，虚与应付之后，即叛卖告密。一场宫廷政变终于爆发，光绪帝被废禁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谭嗣同的密友义侠王五愿作保镖，护送其出京。日本公使馆也派人会见谭氏，愿设法保护。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谭嗣同大义凛然地表示：“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①，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②旋，被执入狱。他在狱中犹题诗于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③在刑场上，他不顾监斩官刚毅的拦阻，临终犹自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④八月十三日（9 月28 日），谭嗣同被杀害，死时，年仅34 岁。
谭嗣同的论著主要有：《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石菊影庐笔识》、《兴算学议》、《思纬■■台短书》、《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壮飞楼治事十篇》、《仁学》，以及大量书信与报章论文等。今人辑有《谭嗣同全集》。
① 《群萌学会叙》，《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30 页。
② 梁启超：《谭嗣同传》，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6 页。③ 苏舆：《翼教丛编》卷5。
④ 梁启超：《戊戌政变纪》卷3，《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71 页。
⑤ 《上欧阳中鹄书（二十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74 页。① 《致李闰》，《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31 页。
②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国闻报》，《戊戌变法》第3 册，第423 页。③ 梁启超：《谭嗣同传》，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6 页。④ 《狱中题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87 页。
第二节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谭嗣同作为戊戌维新运动中激进派的代表，其思想中最有积极影响的是他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由于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清朝统治的衰败腐朽也进一步暴露，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出现了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的思想，正是作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潮走向高潮的产物。谭嗣同进步社会思想中最主要、最深刻的内容，是鲜明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封建君主专制与纲常名教的猛烈批判的激进的民主思想。
爱国主义是谭嗣同进步社会政治思想产生的基础和出发点。他之所以走上维新变法道路，就是在甲午战争民族危亡的形势下，为救亡图强而弃旧图新。他在甲午战后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总结回顾过去，深深地探索、思考救国救民的方案。从爱国主义出发，他愤怒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约（指《马关条约》）中通商各条，将兵权利权商务税务一网打尽”；“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①为了使国家摆脱奴役地位，谭嗣同主张对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都必须针锋相对“以相抵御”，而清朝统治者却一味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他们不仅不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反，却将“中国之生死命脉，惟恐不尽授之于人”①。谭嗣同还敏锐地看到，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台湾沦为日之版图，东三省又入俄之笼网，广西为法所涎，云南为英所睨。迩者胶州海湾之强取，山东铁路之包办，德又逐逐焉”②。中国实在是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局面，因此，他在南学会的讲演，鼓动性很强：“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当牛马之日不远矣！”③他自己正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积极参加维新变法的实践，探研维新变法的理论，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
谭嗣同从历史的总结与现实的感受中，深深感到，要救国，要维新，必须冲破封建君主专制的牢笼禁锢。他在从事维新变法的实践活动与理论著述中，都对封建君主专制及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斗争。
谭嗣同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他对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作了鸟瞰式的考察后，概括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二者间的相互关系是“相交相资”，“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④，也就是说，封⑤ 《临终语》，《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87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484 页。
① 《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155 页。
② 《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155 页。
③ 《壮飞楼治事十篇》（增订本）下册，《谭嗣同全集》，第444 页。
④ 《论全体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05 页。
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是强盗政治；专制主义的文化是奴婢文化。这些分析批判，一定程度上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十分尖锐和深刻。
封建专制主义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特征是君主独裁专制。对于君主专制的弊端，谭嗣同也予以尖锐揭露。他指出君主把天下作为囊橐中之私产，他们“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而且“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专制君主几乎是封建社会中一切罪恶的渊薮。谭嗣同谴责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君主既是“独夫民贼”，那么“彼君主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这些揭露批判，实质上是对君主专制的大胆否定，为其先辈和同时代的思想家所不及。
针对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种种倒行逆施，往往打着“君权神授”的招牌作为挡箭牌和护身符，谭嗣同吸收、利用了王夫之、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以及西方民约论的社会政治思想，论证了君的产生，以及君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他详细论证了君的最早出现与举、废，悉听民意，并非君权神授。在君主专制的淫威笼罩一切的时代，谭嗣同敢于否定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剥落罩在君主脑门上的神光圣圈，无疑有进步历史意义。
对于维护封建专制的纲常名教，谭嗣同的批判尤为深刻有力。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又说：“君臣之祸极，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倡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惨祸烈毒的纲常名教，不但压制了人们的自由言论，也禁锢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心灵。
在批判揭露封建专制与纲常名教的基础上，谭嗣同大声疾呼：要冲决封建君主之网罗，冲决封建伦常之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冲决天命之网罗，总之，网罗重重，都要速其冲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冲破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在各方面的束缚。因此，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誉为“冲决网罗”的反封建斗士。
谭嗣同作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自然要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争权力。他从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中得出结论：“中国所以不可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称赞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学说，认为“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倡民主之义”。
谭嗣同还赞美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认为机器、轮船、铁路、电线、矿山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与封建主义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工具相比，“一世所成就，可胜数十世”。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谭嗣同建议“尽开所有之矿以裕富强之民”，广开财源，奋兴商务。这些思想主张，都是想要以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代替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
谭嗣同还把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直接与反清革命结合起来。他指出“《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他还指名道姓地揭露乾隆帝，“观《南巡录》所载淫掠无赖，与隋煬、明武不少异”。他甚至痛骂整个满族贵族为“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反之，对于奋起反抗的太平天国革命，深表赞扬和同情，他说：“洪杨之徒，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并驳斥封建统治者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诬蔑和诽谤，根据调查的事实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①从谭嗣同对太平天国与湘军泾渭分明的不同评价，他对奋起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太平天国以同情赞扬；而对于死心塌地的效忠于清朝封建统治的湘军进行公开的鞭笞和揭露，再联系到他曾表示：“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表明他已萌生推翻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思想。谭嗣同还曾热烈赞扬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遍地球，以洩万民之恨”，洋溢着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这些都表明，谭嗣同正在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转化。梁启超曾评论谭嗣同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①然而，具有反清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谭嗣同，在政治实践上却参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变法改良活动，并在变法过程中殉难。这种矛盾现象，正是谭嗣同思想矛盾的反映。谭嗣同毕竟是个由改良派向革命派过渡的人物。他的思想中，充满了革命与改良、激进与缓变的矛盾。这些都反映了谭嗣同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和软弱性，正是这种矛盾性、软弱性的一面，造成了谭嗣同的历史悲剧。
谭嗣同固然在戊戌政变中殉难，但我们却不能像康、梁那样把他的死简单地视之为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从谭嗣同一贯的思想与行动看，他的死既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