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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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固然在戊戌政变中殉难，但我们却不能像康、梁那样把他的死简单地视之为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从谭嗣同一贯的思想与行动看，他的死既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绝不只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他的死既体现了他思想上的激进色彩，也是他那勇于献身思想的升华。
①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7 页。以下引自《仁学》者一般不另注，均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89—374 页。
① 《上欧阳中鹄书（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66 页。第三节复杂多变的哲学思想谭嗣同既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又是长于思辨的哲学家。《仁学》是谭嗣同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他本人在叙述其思想渊源时说：“凡为仁学者，于佛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②这里开列的书目和人物，既有属于唯物主义，也有属于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也有宗教神学；既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也有中国传统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将彼此对立的思想熔于一炉，势必使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带有矛盾、复杂的特征。
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矛盾性、复杂性，表现在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他所运用的哲学概念，既有中国哲学特有的传统概念如“仁”、“性”、“理”、“气”、“道”、“器”等，又有佛学的“唯识”、“法界”、“性海”，还有西方传来的“以太”、“原质”，乃至他个人造出来的“心力”等等。他在运用这些概念时，有时有明确的质的规定性，有时却又含糊不清。即以其两个主要概念“以太”和“仁”为例：“以太”一般说来基本上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是一种微粒子性的东西，如说：“剖其质点一小分，以至于无，察其为何物所凝结，曰惟‘以太’”；“更小之又小以至于无，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于空气之中，曰惟‘以太’”①。谭嗣同还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埂纾渎晃镅桑坎坏枚坏枚诒遣坏枚粑叮抟悦弧蕴！！７ń缬墒巧榭沼墒橇ⅲ谏墒浅觥！雹僬饫锼驳摹耙蕴毕匀皇且桓鑫镏市缘母拍睿沂峭蚴峦蛭锏谋驹础５诹硗獾那榭鱿拢从炙担骸耙蕴玻缫玻智持咭玻杵涿灾市牧Α雹冢簧踔了担骸耙蕴撸辔ㄊ吨喾郑轿抟蕴梢病！雹壅饫铮耙蕴庇治裥缘摹靶牧Α彼娑ㄋ洌还切牧Φ幕孟牒图俳瓒眩蛘呤怯靡宰魑⑹头鸾痰拇致ぞ撸强捎锌晌薜亩鳌Ｏ匀唬耙蕴庇殖晌竦拇邮羝贰！叭省币彩翘匪猛苎枷胫械囊桓鲋匾拍睿颜飧鲋泄糯苎е械穆桌硌Х冻耄橄筇嵘凸凼澜绲墓媛伞９赜凇叭省焙汀耙蕴钡墓叵担ǔＧ榭鱿拢匪猛驳煤苊魅罚骸胺蛉剩蕴谩保捌湎杂谟靡玻孜街省保胺鹞街院！保耙街榛辍雹堋＞褪撬滴镏市缘摹耙蕴笔枪媛尚缘摹叭省钡奶澹叭省痹蚴恰耙蕴钡挠茫耙蕴笔潜驹吹模谝恍缘模叭省痹蚴桥缮模诙缘摹！叭省焙汀耙蕴钡墓叵担嗨朴谥泄糯苎е小暗馈焙汀捌鳌钡墓叵担獾比皇俏ㄎ镏饕宓蘑凇×浩舫骸肚逡楸ǖ谝话俨嶙４遣⒙郾ü葜鹑渭氨竟葜罚兑液霞肺募�54 页。①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3 页。
①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4、295、293—294 页。②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4、295、293—294 页。③ 同上书，第291 页。
④ 同上书，第331 页。
观点。但是，有时谭嗣同却又把“仁”抬到“以太”之上，认为“仁”比“以太”更为根本，“仁”是本源，是第一性的，“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⑤，“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①，又表现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认识论上，谭嗣同的思想也表现出尖锐的矛盾，他一方面认为“耳目之所构接，口鼻之所接受，手足之所持循，无往而非实者”②，认为感观认识的对象，都是客观实在。他还看到人的认识的相对性和客观真理的不可穷尽，强调“学当以格致为真际”，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但他却由强调认识的相对性，怀疑以致否认感性认识，认为“仅凭我所有之五（指五种感观），以妄度无量无边，而臆断其有无，奚可者”③，况且“眼有帘焉，形入而绘其影，由帘达脑而觉为见，则见者见眼帘之影耳，其真形实万古不能见也”④。他看到感观认识的局限，走向否认感观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可靠性、可能性，并进而陷入神秘主义，提出：“不以眼见，不以耳闻，不以鼻嗅，不以舌尝，不以身触，乃至不以心思，转业识而成智慧，然后‘一多相容’、‘三世一时’之真理乃日见乎前。”⑤竟连理性认识也否认了，企图以神秘的“智慧”，在冥蒙中达到对真理的“顿悟”，陷入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泥坑。在谭嗣同哲学体系中也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承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天阳也，未尝无阴；地阴也，未尝无阳。阳阴一气也，天地可离而二乎？”⑥。他还认为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体貌颜色，日日代变，晨起而观，人无一日同也。。。则日日生者，实日日死也。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继继承承，运以不停”①，又说：“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②谭嗣同还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是通过对立面的矛盾斗争向前推进的，他说：“有好恶，于是有攻取；有攻取，于是有异同；有异同，于是有分合，有生克”③。他还认为大、小；长、短；多、寡；生、死；真、幻；彼、此；庸、奇等矛盾对立的方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但是，他不承认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夸大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否认了质的相对稳定性，不承认相对之中有绝对，如说：“何幻非真？何真非幻？”“何奇非庸？何庸非奇？”“无彼复无此？此即彼，彼即此焉”；又说：“何以有大？比例于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于我大而得之。然则但有我见，世间果无大小矣！多寡长短久暂，亦复如是。”④这就又走向了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诡辩论。梁启超曾评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⑤ 同上书，第293 页。
①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2、291 页。
②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2、291 页。
③ 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4 册，第248 页。
④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17 页。
⑤ 同上书，第317、318 页。
⑥ 同上书，第317、318 页。
① 《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七）》，《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125 页。②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15 页。
③ 《〈湘报〉后序（上）》（增订本）下册，《谭嗣同全集》，第417 页。④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10 页。
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⑤虽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从思想来源，到哲学概念的运用，以及其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无不充满矛盾，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学问饥荒”的时代，他的思想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有的早期民主革命者在回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时就说：“我们在最初，都是看了《仁学》一类的书，才起来革命的。”
⑤ 同上书，第316 页。
第十九章黄遵宪第一节“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
的外交思想与实践黄遵宪，字公度，号东海公、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布袋和南、公之它、观日道人、拜鹃人。清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1848 年5 月29 日）生于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州市）攀桂坊。高祖、曾祖、祖父均从商。父鸿藻举人出身，先后督办广西南宁、梧州厘务，署思恩府知府。
黄遵宪9 岁即以“春从何处去，鸠亦尽情啼”诗句，对“一路春鸠啼落花”命句；又以“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破“一览众山小”题。同治九年（1870）始读《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局译书，研究时务。同治十年以岁试第一名补廪膳生。翌年取拔贡生。同治十二年应广东省乡试。次年北上京师应廷试，在京结识友人，颇受同乡先辈何如璋（子峨）等推重。光绪二年（1876）中举，捐知县、道员。光绪三年随何如璋使日，任参赞官，开始了外交官生涯。
中国和日本具有悠久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而首次正式建交，是在光绪二年十二月（1877 年1 月）。当时，清廷任命何如璋为驻日公使。何如璋早闻黄遵宪“谈论时务之言论”①，奏请他为使日参赞。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77 年11 月26 日），黄遵宪随从何如璋等由上海登“海安”号兵轮赴日。十一月二十四日（12 月28 日），他随何如璋及副使张斯桂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
黄遵宪使日之时，正是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之初。几年间，日本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带有很大的封建性和军国主义性。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直企图吞并我国琉球。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条约称日本吞并琉球的武装行动是“保民义举”。日本进而阻挠琉球向清政府进贡。光绪四年四月初七日（1878年5 月8 日），何如璋致书李鸿章，主张“对此不得隐忍”，如若听之任之，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轻，今日弃之患更深。”①梁启超查阅过当时何如璋致总理衙门及北洋大臣文牍有关琉球事件的全案，往返数十函，十余万字，力主采取积极保护手段，其中出自黄遵宪之手者十之七八。十一月二十一日（12 月14 日），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石川鸿斋笔谈，当谈到琉球问题时，黄遵宪指出：琉球“近为贵国小辈（执政之流）所欺凌。彼臣服我朝五百余年，欲救援之”，谴责日本统治者吞并琉球的企图，“专属鼠偷狗窃之行，可耻孰甚”②。而掌握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却认为“琉球地处偏隅，当属可有可无”，主张退让。光绪五年（1879），日本终于吞并琉球，将其改为冲绳县。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1 页。① 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第11 页。②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8，第2—4页。
同治、光绪之际，俄国在我国西部侵占新疆的同时，又派遣海军游弋东部日本海和黄海，由北向南扩张势力，朝鲜面临俄国侵略的威胁。光绪六年（1880），黄遵宪在《朝鲜策略》引言中指出：俄国“十余年来，得桦太洲于日本，得黑龙江之东于中国，又屯戍图们江口”，“其经之营之，不遗余力者，欲得志于亚细亚耳”，而朝鲜“实居亚细亚要冲，为形势之所必争”。“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因此，他认为“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黄遵宪主张朝鲜与中国、日本实行联合，以便抵御俄国的南侵，这表明他试图运用外交活动中的“抵制之法”①。
光绪八年三月（1882 年2 月），黄遵宪奉命调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至十一年八月（1885 年9 月）黄遵宪驻美期间，正是美国掀起排华高潮之时，黄遵宪针对美国排华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维护华侨利益和国家权益的活动。光绪八年七月（1882 年8 月），美国政府以从巴拿马来美的华商未领取中国官员的执照为词，对华商予以扣留。黄遵宪延请美国律师哈门，向美国司法部门据理力争，美国政府终于允许该华商上岸。经过黄遵宪的交涉，此后由他国来美的中国商人，不领取中国政府的执照，亦均准上岸②。黄遵宪兴奋地禀告郑藻如：“自新例以来所蒙之耻辱，赖以一洒，差强人意。”③美国排华新例不准华人假道美国。黄遵宪指责这是“背条约，妨国例，且有违公法”的，表示要“与之力争”，“争之亦终必收效”①。例如：有华人从旧金山出境，船经英属域多利，绕至飘地桑，美国海关不许入境。经黄遵宪驰电说明，其人系由美境过美境，获准放行。又有华人从呢托来出境，车过英属问拿打，到亚加拉格，被关吏阻留。中国户部以其车票为凭，证明这也是由美境至美境。黄遵宪认为这两例“可以引作华工假道榜样”。又如：有由古巴领取护照来美的华商，纽约海关不许放行。黄遵宪认为这“可作华工假道的引线”②，交涉的结果，美国司法总长通知外交部：“华工假道美境与续来佣工不同，不能作为有犯限禁华工新例。华商人等由他国来美，及曾居住美国再来与执领事护照而再来者，均得通行；华工假道旧金山往他处者，亦由领事给照，不受留难。”对此，旅美华商华工，“无不感戴恩泽”，“忻慰之至”③。
旧金山从事洗衣职业的华人，据黄遵宪当时统计，有五六千人。美国排华期间，便以洗衣馆衣服堆积，易于火灾，用水过多，洗涤不净，喧扰邻居等理由为借口，限制华人以洗衣为业。黄遵宪一方面聘请律师与当局争讼，一方面要求洗衣馆“妥立章程，自行检点”④，以免授柄于美国当局。
美国官吏还以不卫生为由，逮捕了许多华侨。黄遵宪亲自到监狱看望被捕华侨。他让随从人员测量关满华侨监狱的面积，质问美国官吏：“此处卫① 实藤惠秀、郑子瑜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 年版，第20 页。
② 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三十一号》，梅州市档案馆藏。
③ 参见黄遵宪：《上郑钦使第十九号》。
① 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二号》。
② 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八号》。
③ 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八号》。
④ 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九号》。
生，顾右于侨居耶！”⑤美官吏理屈辞穷，只好释放被捕华侨。
光绪八年，美国商人要在上海使用机器纺织绸缎，上海海关出于保护民族手工业考虑，加以阻止。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照会总理衙门，加以指摘。总理衙门指示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