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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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逐渐涣散，所发动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一度变得异常忧郁和消沉。他寄情于烟酒，狂歌当哭，甚至不惜向日本使女借钱买得一醉。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没有推卸自己所担负的革命责任。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 年10月），日本政府以煽动暴乱的罪名将《民报》封闭，他运用各种合法手段进行挽救，都没有成功。宣统二年（1910），在谭人凤的劝说之下，他曾两次同化名潜入日本的孙中山商谈整顿党务问题，结果都是不欢而散。他看到在南方边远地区发动起义无法取胜，建议把革命的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成立中部同盟会，作为直接领导机关，得到谭人凤等许多同盟会员的赞成。谭人凤出面召集在东京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开会，讨论革命诸事，宋教仁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次善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居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广西，此策之又次者也。”①经过全面分析，他认为上策最难，下策已败，唯有中策最为适宜，并且提出：应该“分步作法，从长江结合，以次推行河北为严密之组织，② 同上书，第727—728 页。
① 徐血儿等编：《宋渔父》第1 集后编《宋渔父先生遗事》。
期以三年，养丰毛羽，然后实行”。只是由于到会者“咸主急进”，最后才由谭人凤拟出“以事权统一，责任分担，不限时期为原则”的进行方案①。①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总10 号。
第三节筹谋民国大业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 年1 月），宋教仁回到上海，应于右任的邀请，担任《民立报》主笔。于是，他那丰厚的学养和远见卓识，就化成一篇篇笔锋锐利的时论文章，通过《民立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他指斥清廷对国际形势的蒙昧无知，而且“因循苟且，视国事若传舍”，从而把中国推到危险的境地。他认为，日俄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均势”局面决不会维持长久，日本正想独吞中国，俄国在觊觎中国的东北与新疆地区，英国企图继续控制长江流域，还窥伺西藏和云南，美国则运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拼命向中国内地各省扩张势力，一旦这种“均势”遭到破坏，帝国主义各国就会大动干戈，“共逐中原之鹿”，“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种协约条约则尽解散，不出十年，日本与美国则干戈相见于太平洋之间，而竞争之目的，则必为极东问题之支那，而为导火线者，又必为满洲问题，或监督支那财政问题”①。他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暂时维持这种“均势”，以便乘此机会迅速改革国政，扩建国力，等到国势强盛以后，再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较量。
揭露清廷立宪的骗局，是宋教仁时论文章的另一个主要内容。他指出，清廷的预备立宪，实际上是一种骗人伎俩，他们肆意侵犯资政院应有的权限，擅自成立皇族内阁，都从根本上违反了立宪的原则。他们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纯粹是日本“钦定主义”的仿制品，其中所规定的“大清皇帝万世一系，永远尊戴”，同秦始皇的“朕为始皇，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一脉相传。所谓“臣民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均准自由”，所谓“臣民非按法律不加逮捕监禁处罚”，以及“臣民之财产居住无故不加侵扰”等等，都是十足的空话。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其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②他反对实行君主立宪，同时也反对在当时就实行社会主义政策，认为“凡一主义之推行，每视其客体事物之现状如何以为结果，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相适者，则其结果良，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不相适者，则其结果恶”①。
宣统三年三月（1911 年4 月）中旬，宋教仁在谭人凤的敦促之下，奔赴香港参加即将发动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代替陈炯明担任编制课课长。他草拟了文告、约法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制度方案，准备在起义胜利之后颁布实施。二十九日（27 日）傍晚，他与何天炯等人乘晚班轮船离开香港，次日凌晨到达广州，不幸起义已经失败。他们无法上岸，只好原路返回香港。但是，宋教仁并没有因为广州起义的失败而灰心丧气，他还劝说其他革命党人鼓起勇气，继续斗争。他说：“此次虽失败，然得许多之经验，足以为他日之预备者。”因此，他回到上海以后，仍然担任《民立报》主笔，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向清朝封建统治者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一方面同往常一样，照旧从事革命的组织活动。闰六月初六日（7 月31 日），中部同盟会在湖州会馆召开正式成立大会，谭人凤撰写了《宣言》，宋教仁拟订了总会、① 居正：《辛亥札记》。
② 《宋教仁集》上册，第221 页。
① 《宋教仁集》上册，第215、254、255 页。
总务会和分会的各项章程，并且当选为总务会的干事，分掌文事部，负责处理参谋、立案、编辑与其他一切事务，成了中部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
根据宋教仁提出的方略，中部同盟会决定在武昌首先起义，然后组织各省立即响应。为了做好准备工作，他们派曾杰去湖南，与焦达峰组织湖南分会，令范鸿仙、郑赞永去安庆，筹建安徽分会。而作为重点区域的湖北，则由谭人凤亲自前往，要居正促使共进会与文学社迅速联合，成立湖北分会，属上海总机关直接领导，分别运动当地清军，主持当地起义诸事。除此以外，他们又让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吴玉章和张懋龙回到四川建立四川分会，和长江中下游各地遥相呼应。
随着四川保路运动的迅速发展，革命时机日渐成熟。宋教仁担心革命会受到帝国主义各国的干涉，特于八月初四日（9 月25 日）在《民立报》发表《葡国改革之大成功》一文，要革命党人吸取葡萄牙改革成功的经验，采取革命手段，应当“以务使现状不致大变动而容易恢复的宗旨。约而言之，有三：一革命之时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事）；一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宜于中央）；一革命之力宜借旧政府之所恃者（用政府军队），使为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②。同一天，联合后的共进会与文学社所派代表居正和杨玉如来到上海，向中部同盟会汇报了湖北近况及其起义计划，要求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去武汉主持大计。因为黄兴远在香港，近日之内无法赶到，谭人凤生病住进医院，行动很不方便，宋教仁便立即准备西行，但就在这时，被关押在武昌狱中的胡瑛派人送来一封密信，说湖北形势极为险恶，不能在近期之内发难。宋教仁对居正和杨玉如的报告疑信参半，已经下定的决心又发生动摇。谭人凤坚信武昌发动在即，再三催促宋教仁赶快上路，并于八月十七日（10 月8 日）先自抱病登程，而宋教仁却仍然迟迟未动。
八月十九日（10 月10 日），武昌起义爆发了。由于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均不在场。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宋教仁得到这个消息，悔恨不已。他认为，根据同盟会的一些规定，革命的领导大权一定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所以他极力设法进行挽救。九月初三日，当黄兴从香港来到上海时，他就劝黄兴去南京率领第九镇新军起义，夺取东南诸省，以扩大革命党人的势力，削弱黎元洪的影响。黄兴不仅没有同意，而且还把宋教仁拉上轮船，一起西上，前往武汉。到武汉后，黄兴仅被黎元洪任命为战时总司令，到前线去指挥革命军同清军作战，宋教仁则协助胡瑛办理外交事务，没有得到任何正式职位和实权。宋教仁看到黎元洪的都督地位已经巩固，他的政略在武汉无法施展，所以在为湖北军政府起草《鄂州约法》之后，就于九月二十三日（11 月13 日）乘船东下，去策划占领长江下游地区，以便成立一个由革命党人直接控制的中央政权。
宋教仁心事重重地回到上海，以湖南都督府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他一再强调：“目下大局安危，不在一时一地之胜负，实在统一机关之成否。”①他努力调解江苏各军之间的纠纷，以稳定江苏的局势。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以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定将中央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他便为推举中央临时政府的革命首脑而积极活动。十月十四日（12 月4日），他和上海都督陈其美等人组织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以投票的方式选② 同上书，第289 页。
① 《宋教仁集》上册，第327—328 页。
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因黄兴坚辞不就，黎元洪来电要求取消，各省都督府代表又在南京集议，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黎元洪仍驻武昌，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南京组织中央临时政府。黎元洪表示赞同，黄兴也勉强接受。恰在这时，孙中山即将归国的消息传来，黄兴立即改变了马上赴宁就职的原议，继续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到来再作决定。
孙中山于十一月初六日（12 月25 日）到达上海。宋教仁开始并不欢迎。后经张继等人出面劝解，他才改变了态度，从南京赶到上海，和孙中山一起筹商建立一个怎样的中央临时政府。面对当时的局势，他同意建立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革命中心，但在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还是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问题上，他却同孙中山发生了严重分歧。孙中山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他则坚持要实行法国式的内阁制。黄兴劝他取消自己的提议，他拒绝。最后由黄兴把两种意见提交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的提议被否决。
宋教仁的主张未被采纳，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他认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很不完备，必须进行修改，应增设临时副总统，规定临时大总统有自由制定官制官规而不必经过参议院同意的权力。十一月初九日，他在南京宴集各省代表，发表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说，阐发他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思想。然而，附和者寥寥。直到次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也同样感到这个大纲有修改的必要时，他的修改方案才获得多数代表的通过。可是，仅仅过了3 天，这个修正方案又被推翻了。
在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宋教仁费尽心思，出力不少，但他那急于要挽回革命党人已经失去的对革命的领导权的心情，却无法被别人充分理解。特别是因为章太炎在十月十一日（12 月1 日）发表的九则《宣言》中曾经写道：“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为此，宋教仁招来不少人的嫉妒，而他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提出修正，又引起这个大纲起草者们的强烈不满，因此，他的一切言行，都被看作是出于争当总理、捞取大权的私心，使他有苦难吐，百口莫辩，连孙中山也无法坚持任命他为内务总长，最后只好让他担任总统府法制院院长。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抵挡不住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很快就被迫向帝国主义与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妥协，推荐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同时，孙中山还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 个条件，以维护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防止袁世凯背叛民国。1912 年2 月18 日，孙中山特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和汪精卫等为欢迎员，前赴北京，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狡猾的袁世凯表面上表示“极愿南行”，暗中却密令陆军第三镇的部分士兵发动“兵变”，为其不能南下制造借口。淳朴忠厚的蔡元培识不破袁世凯的阴谋诡计，便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要求对袁世凯进行迁就。袁世凯又请宋教仁提前回南，报告一切。宋教仁知道袁世凯品行不端，“北京兵变”的发生，肯定是袁世凯耍弄的手段，但他从抵制俄国和日本的侵略阴谋考虑，却同意把北京作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由于他在入京时“多所结纳”，马君武“谓其卖党于袁世凯”，他知道后怒不可遏，在南京总统府打了马君武一记耳光。马君武立即还击，打伤了他的眼睛，被送入医院，“旬日始愈”。事后，马君武十分惭愧地说：“因不识钝初政治之手腕，故有是言。钝初诚愿始终忠于党，我甘承其过。”①① 《宋教仁集》上册，第369 页。
第四节为宪法而牺牲1912 年3 月10 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命唐绍仪组织第一届内阁，宋教仁被任为农林总长。尽管他最有兴趣并努力学习和研究的是政治和法律，农林非其所长，“然犹以为既列阁员之群，亦参赞大政方针之一人，则主持所信之政见，以期见诸实行，或亦易事，故姑且承乏其间，以图展布有日”①。然而，仅仅过了两个多月，他这美妙的想法就被打得粉碎。由于袁世凯的专横跋扈及其爪牙的从中破坏，这届内阁一事无成，形同虚设，唐绍仪不得不在6 月间就宣布辞职，宋教仁也随即向袁世凯递上了辞呈。但是，这种严酷的现实未能使宋教仁意识到必须设法组织政治军事实力同袁世凯较量，只是令他感到，仅仅组成责任内阁，还不能保证政府内部意见的一致，所以，在6 月28 日同盟会再次开会讨论组织内阁问题时，他进而提出了组织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主张。
纯粹政党责任内阁是同政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时候，一部分同盟会员和立宪派与旧官僚为了能在新政府中争得一席之地，或者达到其他政治目的，纷纷组织公开政党或政治团体，致使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而同盟会虽然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就变成一个公开政党，但在宋教仁看来，它已远远不能适应政党政治的需要。他公开宣称：“统一、同盟两党，政纲本无不同，故与两党皆有关系。惟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前此勉强改为政党，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尤非政党所宜出。然感情用事，统一党人亦有不免，如将来两党均不能化除意见，余意于两党外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以为国家效力之地。”②尤其是这年5 月，统一党又和国民协进会以及民社等几个小党派联合在一起，组成共和党，充当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在临时参议院中和同盟会对抗，更使宋教仁感到，组织一个大党，在国会中造成多数党的声势，已经刻不容缓。
7 月16 日，宋教仁主持召开了同盟会本部全体职员大会，讨论同盟会的改组问题。多数人主张仍然沿用同盟会旧称，宋教仁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是作了两点原则性说明：一是对于赞助同盟会的其他政党要极力联络；二是要注意国会的选举，“必使会员能于国会占多数席位。彼时无论政府如何，可以会员力量改良之，是皆扩张势力之最要者也”①。他所要极力联络的其他政党，主要是指参议院中的第三大党统一共和党。这个党的不少党员过去都加入过同盟会，与同盟会有着一定的联系，后来虽然独树一帜，并在参议院中对共和党颇为偏袒，但因袁世凯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