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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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ㄖＵ庑┐幼芴迳纤凳俏星壳致灾泄竦目疾旌脱芯浚苍谝欢ǔ潭壬贤贫酥泄匮У姆⒄埂Ｏ旅娼黾鞘銎渲薪衔匾募父鋈思捌涔毕注伲好拦优謇≧。Pumpelly，1837—1923）是第一位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的地质学家。1863—1865 年，他先后考察了东北、华北和长江下游一带。1866年，发表他的考察报告《1862—1865 年在中国、蒙古、日本的地质调查》。他发现了黄陵背斜，提出了“震旦上升系”的概念，并首次综合中国地质史。他的学生维理士（Bailey Willis，1857—1949）于1903—1904 年来华考察，① 参见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年第1 期，第150—159 页。
回国后发表的名著《在中国的研究》（1907—1913）在中国地层划分及构造地质学方面有一定影响。
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P。S。von Richthofen，1833—1905）先后二次（1860，1868—1871）来华，足迹遍及十几个省市区，归后发表5 卷本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1877—1912）。他提出的中国黄土风成说以及他对中国地质构造和主要地层的论述，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清末民初时，俄国地理学会多次组织考察团来华考察。其中普热瓦尔斯基（H。M。■，1839—1888）于1866—1885 年4 次来华考察了乌苏里流域、蒙古、华北、新疆、西藏等地，是最早而影响较大的亚洲中部的地理考察者。归国后陆续发表了6 卷本的考察报告。奥勃鲁契夫（B。A。■，1863—1956）于1892—1895 年4 次来华考察，回国后发表了多部著作，其中提出了中国黄土风成说。
日本人的考察主要在东北。本世纪初，他们先后成立了“满洲产业调查会”、“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矿产部地质课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等机构专门从事东北地区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A。Hedin，1865—1952）也是来华考察学者中比较著名的一位。1885—1930 年间，他先后6 次在我国考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国后发表许多著作。
中国地质科学的建立1。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①。
章鸿钊（1877—1951）字演群，浙江湖州人。1904 年以第一名考取上海南洋公学东文学院。不久赴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师从日本著名的地质学家小藤文次郎。1911 年夏学成回国，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的地质学讲师，是中国高等学府中第一位教授地质课程的中国教师。翌年，任地质科科长。此后又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第一任会长。
章鸿钊深感地质事业与祖国建设关系重大，一直积极、热情地宣传和介绍地质科学，并制定计划、培养人材、发表论著，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地质事业。早在日本学习期间，他就翻译日本井上喜之助所作《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一文（《地学杂志》1910 年第3、4 期），向国内介绍世界各国地质调查事业的概况。1911 年，他出任地质科长后，即草拟公文下达各省征调地质专门人材、地质参考品、各省舆图和矿山区域图说，并发表《调查地质咨文》。同年，他又发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一文，论述中国地质在世界中所占地位、我国地质调查的时机和调查计划，并附有地质讲习所章程等，为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制订了一幅发展蓝图。此后，他又与丁文江、翁文灏合作，共同开创了中国近代地质事业。
2。地质教育事业的创办。
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首批官办的新式学校中，有不少已设置了有关地质学方面的课程，如京师同文馆（1862 年）开设了以矿物学为主的“金石”① 参见吴凤鸣：《1840 至1911 年外国地质学家在华调查与研究》，《中国科技史料》1992 年第1 期，38—39页。
课，福建船政学堂则已列有地质学的课目。1889 年，广东水师学堂始设矿学堂，此后以矿业服务为主旨的矿务学堂在各类学校不断创办。1902 年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1903 年颁布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均将地质学列为必修课程之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立志振兴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有识之士陆续赴国外学习。邝荣光是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的成员之一，是中国最早留学学习地矿的学生之一。1901 年，王宠佑（1879—1958）赴美学习采矿和地质，1904 年获硕士学位。此后留学生陆续回国，为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909 年，中国最早的高等地质教育机构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格致科内创立——地质学门。但是直到1913 年只有2 个学生毕业。此后因学生太少而停办，直到1917 年方恢复，并改称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由曾留学美国的何杰（1888—1979）任系主任，留学德国的王烈（1887—1957）任教授，1920 年孙云铸（1895—1979）等8 人毕业。此后该系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地质教育机构之一。①1913 年10 月，北洋政府工商部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地质研究所，先后由1911 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丁文江（1887—1936，同年11 月离职）、章鸿钊任所长。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培养地质专业人材的学校，是民国初期最重要的地质教育机构。其教师多数是兼职的，只有毕业于比利时鲁文大学的翁文灏博士一名专职教员。这所3 年制的学校，招收了30 名学生。他们在学习基础课的同时，还系统地学习了有关地质学方面的知识，并且进行了十余次的野外地质调研。1916 年7 月，举行了毕业典礼，共有22 名学生参加，其中18 名拿到了毕业证书。这些毕业生多数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与此同时，学校宣告结束。这所开办仅3 年的学校，却在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在1922 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的26 名创立会员中有10 名出自这所学校。而且其中多数成为中国地质界颇有影响的骨干。②3。地质管理和科研、调查机构的创建。
1912 年1 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立地质科，由从日本回国的章鸿钊任科长。这是我国政府机关中最早的地质机构。1913 年1 月，政府北迁后，地质科改由工商部矿政司管辖，章鸿钊辞去科长之职，由丁文江接任。当时科里仅有一个科员、两个佥事，而且都不是学地质的。丁文江上任后就与矿政司长张轶欧商量，并呈工商部批准，改地质科为地质调查所。1916 年1 月，地质调查所一度改名地质调查局，张轶欧兼局长。同年10 月，仍改回原名，所长仍为丁文江（1921 年离职），所址设在北京西城区丰盛胡同3 号。同年分配到所工作的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极大地加强了其科研力量。1919 年，该所先后创办《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两种不定期刊物，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地质学学术刊物。这个所是民国时期历史最悠久的中央级地质科研和调查机构。②4。地质研究的主要成果。
二十世纪初，留学生在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近代地质学理论的同时，开始以这些新的思想和方法调查和研究中国地质，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开创了中① 参见吴凤鸣：《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中国科技史料》1994 年第1 期，第29—41 页。② 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年版，第141—145 页。国地质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1903 年8 月，中国著名作家、当时在日本学习地质学的鲁迅（1881—1936）以“索子”为名，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8 期上以文言文发表题为《中国地质略论》的文章。这是中国第一篇以近代地质学理论研究中国地质的论文。1906 年7 月，他与同学顾琅（生卒年不详，1902 年赴日本留学）合编的《中国矿产志》（内附《中国地质矿产全图》）由上海普及书局出版。这是国人首次以地质科学为依据对本国矿产所作的初步概括。
1910 年，留学归来、时任直隶全省矿政调查局总勘矿师的邝荣光，先后在《地学杂志》上发表了3 种在中国近代地质学上有重要开创性的图版：第一种《直隶地质图》（1∶250 万）发表在创刊号上。这张彩色图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作者实地踏勘的结果。它虽然简单、粗糙，却是国人自编的第一幅地质图。第二种《直隶矿产图》发表在第2 号上。它标明了中国煤、铁、铜、铅、银、金的产地。第三种《直隶石层古迹图》发表在第3—4 号上。它印出三叶虫、石芦叶、鱼鳞树、凤尾草、蛤、螺、珊瑚和沙谷棕树8 种化石。其绘画相当精美，是国人自己采集、自己绘画、自己初步鉴定的化石，也是中国人的第一幅古生物图版。
1911 年，章鸿钊以《浙江杭属一带地质》论文获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理学学士。此文是中国地质学者系统研究中国地质的开端，可惜未公开出版。1912 年，翁文灏（1889—1971）以《勒辛地区的含石英玢岩研究》一文获比利时鲁文大学的博士学位。翌年，这篇被列为最优等的论文在鲁文大学地质专刊上发表。这是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发表的第一篇博士论文。
1913 年底，丁文江邀德国人梭格尔等人赴正太铁路沿线作地质调查。这是地质调查所成立后的第一次野外调查，是国人进行系统的野外地质调研和地质填图的开端。其考察报告《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刊登在1914 年出版的《农商工报》第1 卷第1 期上，是国人以中文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报告。1914 年夏，他又独行滇东、滇北200 余日，成为国人开展边远地区大规模地质调研的第一人。
1916 年，翁文灏等人编写的地质研究所野外实习的成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一书由京华印书局出版。这是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区域地质专著。
1917 年6 月，丁文江在英国《远东时报》上发表《中国的煤矿》一文，是国人撰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矿产资源的论文。1919 年，翁文灏在《地质专报》乙种第1 号发表270 页的巨著《中国矿产志图》，首次对中国矿产资源进行系统的论述。书中所附1：600 百万的《中国地质约测图》，是国人自编的第一张全国地质图。
1918 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的李四光（1889—1971）完成硕士论文《中国地质大纲》，1921 年在英国《地质学杂志》上发表。此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地质的概况。
① 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调查所史》，石油工业出版社1996 年版。
第三十九章生物学第一节西方生物学的东传与西方人在华的生物采集活动随着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不断东来，我国与西方的物质和文化交流的与日俱增，西方的生物学知识也逐渐传到我国。最初传进来的是人体解剖学知识。明末来华的著名传教士邓玉函（J。Terrenz 1576—1630）曾著《人身说概》，比较系统地向我国介绍了当时西方的这方面的知识。随后在清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Paremin 1665—1741）也曾向康熙介绍过当时的西方解剖学知识。而此期间，另一些西方人编写的《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狮子说》、《鹰论》、《职方外记》等等，也零星地向我国传播了一些西方的动植物学知识。
1858 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和我国著名学者李善兰合作编译了《植物学》，这是我国第一本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著作。它比较全面地向我国传播了当时新的植物学基础理论知识。全书分为8 卷，约35000 字，有插图200多幅，主要内容包括植物的地理分布、植物分类方法、植物体内部组织构造、植物体各器官的形态构造和功能、细胞等等。此外，书中还述说了雌、雄蕊在生殖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善兰用了很多较好的植物学名词和术语来翻译西方的植物学内容。这些词有些是沿用以前的，有些则是他创造的。如描述植物形态和组织的花瓣、萼、子房、心皮、胎座、胚、胚乳和细胞；分类等级的“科”，以及各种科的名称，如伞形科、石榴科、菊科、唇形科、蔷薇科、豆科等。上世纪末我国还出现一些传播西方生物学的小册子，如《植物图说》、《植物学须知》和《动物学须知》。当时会文出版社出版的《普通百科全书》也有《植物新论》、《霉菌学》、《植物营养论》等一些有关生物学的书籍。另外，1876 年创刊的我国最早的一种自然科学期刊——《格致汇编》，也曾刊登过一些有关动植物学的文章。总的来说，自明末起，西方生物学知识虽然开始在我国有所传播，但内容简单，影响不大。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它还是起了启蒙作用的。
另一方面，西方人到我国后，出于商业和学术等诸多目的，千方百计地从我国收集有关生物资源的情报资料，并进而大举在我国收集动植物种苗和标本。象上面提到的传教士韦廉臣就曾在我国的东北收集过植物标本。他们的这种举动，既给西方带去了大量的生物资源，也大大促进了西方生物科学的发展，并且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速刺激了我国近代生物学的萌芽。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生物种类众多的大国。因此，当明末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等各色人物一踏上我国，马上注意到我国生物资源的丰富，动植物种类的繁多。首先是传教士想方设法搜集动植物资源的资料，与此同时，他们和当时来华的商人一起将所能得到的各种动植物种苗送回西方。稍后，不仅传教士和商人，许多来华的军人、外交使团人员、海关官员、旅行者、探险者都曾在我国采集动植物标本。著名者如法国传教士谭微道（A。David）、赖神甫（J。M。Delavay）、法盖斯、苏里和韩伯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英国驻华领事人员汉斯、郇和、东印度公司雇员福群，一些大的花木公司和植物园派出的威尔逊（ E。H。Wilson）、福雷斯特、和进入我国海关的韩尔礼（A。Henry）；俄国军人普热瓦尔斯基、普塔宁、科兹洛夫、植物学家马克西姆维兹、科马洛夫；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的安得思、蒲伯、美国农业部雇员梅耶、罗克；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植物学家史密斯；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H。Handel…Mazzetti）等都在我国采集过大量生物标本。这些标本材料的研究整理，对世界生物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我国以后生物学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这体现在一方面它为我国后来的生物分类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模式标本流落在外，而对其进行研究定名的原始文献也都在国外，这使得我国自己的分类学家进行相关的研究时困难重重。
第二节国人介绍和引进西方生物学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我国的统治阶层初步意识到我国的落后，于是，不得不搞点“洋务”、翻译些西方书籍，显示出一些输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要求。随之便出现了一些翻译和传授西方科技知识的机构，如1862 年清政府开设的京师同文馆，后二年又分别在上海和广州两地设立广方言馆。1866年，设福州船政学堂。次年又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内设上海机械学堂。1874 年，还有西方人倡设但有部分中国人参加的格致书院。但是上世纪这些学堂以及稍后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