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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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注疏及辑复等，并出现了一大批文献整理性质的著作，如类书、全书、丛书等一类作品。
作为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黄帝内经》，是受到最多注意的一部医经。这一时期，有关《黄帝内经》的考证、训诂、注疏及校勘等著作层出不穷。如著名考据家、经学家俞樾，对《内经》做了48 条经文的考证，后经他人集为《内经辨言》（1850 年）。另一考据家陆懋修则著有《内经难字音义》、《内经音义稿》等等，对该经的难字进行训诂和考据（1866 年）。其他尚有胡澍的《黄帝内经素问校义》（1880 年）、高玉章等的《素问直讲》（1867 年）。除了一般的注疏训释之外，还有一类是对《内经》中某些专题进行研究和发挥的。如廖平曾辑有《六译馆医学丛书》（1913 年），共辑有5 种有关《内经》的评注及考释。对《内经》中运气学说的研究则更多，包括陆懋修的《内经运气表》、《内经运气病释》，薛福辰的《素问运气图说》、陈在山的《运气举要》、高思敬的《运气指掌》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当然，在西医学思潮的影响下，也有少量开始用一些初步的西医知识对《内经》进行阐释的。如唐容川的《医经精义》（1892），就属于这一类，但由于其对西医的了解有限，故其见解的新义也十分有限。
这一时期，对另一部医经《难经》也做了一些文献学的整理工作。如叶霖的《难经正义》（1895 年），对原著进行了校注，并参照以往注家的内容作了发挥。王廷俊的《难经摘抄》则整理和保存了原著的面貌，对后世研究该书有一定参考价值。
对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由于其在临证中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研究者不乏其人，较清代以前有明显的增多，有的还提出不少新的观点和见解。例如，陆懋修的《校正王朴庄伤寒论注》、高学山的《伤寒论尚论辨似》，都提出个人的新见解，以与其前代的注家进行商榷质疑，各不失为一家之言。应当提出的是，由于受西洋医学思想的影响，有些医家提出以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对《伤寒论》进行发挥和重新评价。其中以中西医汇通大家唐容川最有代表性。他的《六经方证中西通解》（1884 年）、《伤寒论浅注补正》（1894 年），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对《金匮要略》一书进行整理和发挥的，则有陆懋修《仲景方汇录》、杨希闽的《金匮百七十五方解略》、王介庵的《金匮平脉辨脉汇编》等。当然，也不乏对张仲景这两部书进行综合研究者，如胡嗣超的《伤寒杂病论》和李缵文的《订正医圣全集》，都属于这一类。
医案和医话这两类著作的整理出版，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特点。医案大致有两类：一是整理个人临证心得，一是把他人主要是前代医家的验案加以收集。前者如温病学家王孟英的《王氏医案》。此书包括《回春录》、《正续编》、《仁术志》、《三编》等；还有《王旭高临证医案》、《马培之外科医案》等。后者则有柳宝诒的《柳选四家医案》、罗定昌《医案类录》等。在医话方面，陆以湉的《冷庐医话》最为著名，五卷中包括医范、医鉴、慎疾、慎药、保生和诊法、用药，最后还集有历代名医的验案，以病证为纲，此书对后世颇有影响。柳宝诒的《惜余医话》，也属于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编纂大型的医学丛书、全书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其中著名的有陈修园的《南雅堂医学全书》。陈氏的著作文字较为通俗，为一般医家所乐于接受，切于实用，流传颇广，后世书商常于其中加入其他医家著作而形成《陈修园医书二十一种》，或四十种、六十种甚至七十二种者；而陆懋修的《世补斋医书》、周学海的《周氏医学丛书》、邹汉璜的《邹氏纯懿庐集》、雷丰的《雷氏慎修堂医书三种》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另有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等，则是中西医汇通方面的丛书。在全书方面，本阶段末期有《医学易知》，又称《医学捷径》，全书包括医药及临证各科内容共14 种，比较全面。
临证医学尽管这一阶段的临证医学发展缓慢，也比较平淡，缺少突出的成就可言，但仍有少数医家值得一提，其中费伯雄及王孟英两人较有成就。费伯雄（1800—1879）为江苏武进孟河人，幼时聪颖过人，人称“神童”，因其医名而曾奉召进京为道光帝及其太后治病获效而名噪一时。他曾著有《医醇》一书，自认为所言皆醇正不杂。后因战乱，其稿毁于兵火，及至晚年，仍凭记忆，追记原书内容，与原稿相比，“不及十之二三”①，遂取书名为《医醇剩义》。其医疗思想以师古而不泥于古，“巧不离乎规矩而实不泥乎规矩”①，对内科杂病颇有发挥，如仅以“火”证一门，就列出十多种火，除内脏火证外，还提出诸如毒火、郁火、痰火、邪火、湿火、风火等一类火证，论证较详。王孟英主要贡献为温热病，其著作《温热经纬》等有不少创见。其先著成之《霍乱论》，经二十余年之实践，于晚年增补成《随息居重订霍乱论》（1862 年），认为霍乱一证有时疫与非时疫之别，指出大流行之原因乃“人烟繁华，地区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廓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②之故，这是很正确的。治疗则分寒热两大类。此外，王旭高的《肝病论治》，也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之作。
在外科方面，中医外科至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外治法。马培之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的治疗特点是强调外证不能只着眼于局部，而要内外兼治，在使用古代各种丸、散、膏、丹等从内而治之外，还用刀针相结合，内外并举，具有辨证论治的整体观思想，主要著作有《马评外科全生集》、《外科传薪集》及《医略存真》等。另一外科医家为吴尚先，更确切一些应称为外治法医家。吴尚先（1806—1886）字师机，为杭州人，他从事外治法研究长达20 年，提倡不论内、外、妇、儿各科之病证，均可以外治薄贴（膏药）之① 公侠：《植物研究会缘起》，《理学杂志》1907 年第5 期，9～10 页。① 费伯雄：《医醇剩义》。
② 《孟河四家医集》。
法治疗，并罗列出枕药、捣涂、掌摊、绢熨、点眼、纳脐、卧砂、围炉等多种外治方法，提出“凡病多从外入，故医有外治法。。矧上用嚏，中用填，下用坐，尤捷于内服”③。其治疗心得经反复记录修改，著成《理瀹骈文》一书，别树一帜，对后世颇有影响。
这一时期出现的张振洌А独逭茨σ酢罚杂谟檬址ㄖ瘟菩《浦≈て挠蟹⒒樱胰橥嘉牟⒚Ｊ橹谢固岢霭茨κ保行杓嬗梅谕馔巍６品矫嬷档锰岢龅氖且芽即ノ鞣揭６唤又郑⑷衔淮且恢逐萜戳倚源静 �
在妇产科方面，潘蔚的《女科要略》，对胎前产后病证，尤有心得，提出“胎前则顺气安胎，产后则扶虚消瘀”，确是的论。另一医家单南山，强调胎产病之治则是“胎前专以清热补脾为主，。。产后专以大补气血、兼行滞为主”①，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阶段在喉科方面有一定的进展，主要是由于多次喉痧大流行，遍及全国，为害甚烈。为了探索此证的诊治，不少医家致力于喉证的鉴别。盖因喉证种类多，有急缓轻重之分，此时流行之喉痧，实为现时所指之白喉，医家多致力于其鉴别诊断。著名的专著有沈善谦的《喉科心法》、夏春农的《疫喉浅论》，对喉痧则分其初起及病情变化，因证施治，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中药学和方剂学的进展传统中药学源于《神农本草经》，历代虽出现不少新的本草学著作，但对本经至此时期仍有不少人致力钻研。本时期顾观光对《神农本草经》的辑复，是历代诸辑复本中较好的一种。由于顾氏是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史基础的文人，后来又专志习医，他整复《神农本草经》就具有比其他人优越的条件。他认为：“大率考古者不知医，业医者不知古，遂使赤文绿字，埋没于陈编蠹简之中”②，因而根据他的文史修养，从《证类本草》、《本草衍义》、《抱朴子》、《博物志》、《太平御览》、《本草纲目》等有关著作中辑出365种中药。他明确提出他辑复此书的目的是“为考古计，非为业医计也”①。因此，此辑本是一部比较理想的辑本，具有较好的文献学价值。
正如历代本草学的发展过程所示，这一时期虽比较短暂，仍然有一些本草学家依照历代本草学者的惯例，根据个人用药的体会与经验，重新编纂本草著作。如屠道和的《本草汇纂》和周岩的《本草思辨录》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本草汇纂》（1863 年）的编纂，是综合了不同的分类方法进行的，全书共收药560 种，以药物的药性为分类依据，计分成31 类，即温补、平补、补火、滋水、温肾、温涩、寒涩、收敛、镇虚、散寒、驱风、散湿、散热、吐散、温散、平散、渗湿、泻湿、泻水、降痰、泻热、泻火、下气、平泻、温血、凉血、下血、杀虫、发毒、解毒、毒物。书中又以其自然属性另分出谷、菜、果、禽兽、鳞等五部。在另一卷中，则又仿古代通用药之例，以病③ 《霍乱论·热证》。
① 吴尚先：《理瀹骈文》。
② 单南山：《胎产指南·女科总论》。
① 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自序》。
为纲，每纲之下列所用药物，计依五脏六腑各脏器所受之病证包括风、寒、暑、湿、燥、火、热、痰、气、血、积、痛等，列200 余种病证，各证均列所用之药物。因此，本书是一部切于实用，取诸家之长的本草著作。《本草思辨录》为周岩所作，刊于1904 年，作者对128 种常用中药之临证应用，依据其个人经验，进行了详细的辨识，其立论主要从张仲景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中的方剂的方意加以发挥，颇有个人见地，具有时代特色。中医的方剂，具有独特的品格，主要以复方为多。每一个时代的方剂，既有继承前代行之有效的旧方经方，又有自创的新方。迨至近代，历经数千年之考验，方剂以千万计，但行之有效的常用方，也并不特别多。清代名医汪昂于1682 年所著之《医方集解》，主要系收集其前代一些验方，加以通俗化的解释，便于医家们推广应用，的确起到很好的普及作用。经过200 年左右的实践，诸多医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至本阶段，名医费伯雄又著成《医方论》（1865 年），书中除肯定了《医方集解》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外，他又发挥了师古不泥于古的精神，对该书中若干方剂之弊病作了无情的批评，如认为书中对李东垣的麻黄白术汤可治六经之各种病证不妥，评以“未闻可以六经通治也”。对书中所用其他古方，如朱丹溪越鞠丸、刘完素防风通圣散等等，也都批评时人滥用套用《医方集解》之弊，劝诫人们：“古人立方，不过昭示大法”，要灵活运用，不可泥古不化，“方能得古人之意”②，确是击中时弊的中肯之言。
这一时期另一重要方剂学著作是鲍相璈的《验方新编》（1846 年）。此书收集民间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剂共3200 余首，分92 门罗列，其中不乏颇有效验的方剂。
② 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自序》。
第二节西方医学的传入西方医学，又称西洋医学，一般简称为西医，是指西欧在文艺复兴以后，在近代实验科学的武装之下，发展起来的医学体系。与我国固有的传统医学相比，它是另外一个医学体系，从理论体系、思想方法到研究途径等方面，都与中医不同。由于它是近代实验科学的体系，属于直观的、量化的研究和分析体系，易于为人们理解和观察，被认为是科学的，因而在我国近代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事实上，在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早在十六世纪，就已经有西欧的传教士来华传播西方近代科学，包括西医。如意大利的利玛窦、龙华民（NicolasLongobardi）、艾儒略（Julius Aleni）和瑞士的邓玉函。其中邓玉函就译有《泰西人身说概》，其他人也译述了《人身图说》、《钦定格体全录》等，但在我国影响很小。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我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获得许多特权，西医也如潮水一般涌入我国。
传教医士的初期活动就在鸦片战争的前夕，西欧来华的传教士，已经成倍增长。他们深知用医药的方法，比用枪炮更容易使中国人屈服，所谓“当西方大炮不能举起一根横木时，他以一把手术刀打开了中国的大门”①。这里的他，是指美国传教医士伯驾（Peter Parker）。他于1834 年来华，在澳门、广州等地开诊所行医，并且抓住每一个机会宣传西方的科学和宗教，以扩大其市场和影响。他也曾千方百计想为当时两广总督林则徐治病并接近他。伯驾由于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效果而为西方统治者所赏识，最后升任为美国驻华公使。
初期的医疗活动多注重外科、眼科，这些疾病较易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当时来华的传教医士还有东印度公司的李文斯敦（Livingstone）、郭雷枢（T。Rlledge）等，都是外科医生。尽管他们竭力扩展其工作，但早期的影响很小。
建立诊所和医院1840 年以后，各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在我国开办诊所和医院，业务逐渐开展，影响也随之扩大。
最早的教会医院是由伯驾1842 年在广州开设的眼科医院，10 多年后，伯驾因就任外交职务，其医院改由另一美国传教医士嘉约翰（J。G。Kerr）主持。此医院前后存在约14 年。
影响较大，历史较长的教会医院是嘉约翰主持的广州博济医院。博济医院开办时也是业务清淡，后来，医院聘请了中国人做助手，使业务便于开展。先后在这里工作的早期华人有关杜亚、黄宽、伍亚忠、杨英等。医院主要开展外科手术，并先后应用乙醚及氯仿于麻醉，仅嘉约翰一人在该院进行的手术就有4。9 万例。
这一时期的教会医院，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① 《医方论》卷2。
最早的教会医院或诊所，都是在五个通商口岸建立的，大约从1842 至1848年短短五六年间，共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建了7 所。1856 年的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我国向帝国主义列强毫无保留地敞开了大门，从1860 年开始，到十九世纪结束，教会医院已遍布全国，包括台湾省；甚至象陕西汉中这样的内陆城市和福建的霞浦这样的沿海省份的偏远小城，都有教会医院的踪迹；总数已经满100 所。
培养和吸引留学生西方教会除了就地吸收中国人到教会医院进行培养外，在这一时期还开始吸引较多的中国人到西方留学，以培养较全面而且正规的西医人才。
早期赴国外留学习医的，以广东的黄宽为最早。他先到美国获文学士学位，后于1850 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于1857 年回国，在香港、广州等地开设诊所、医院，还兼任医院附校教员，大量培养医学人才。我国第一位女留学生为浙江之金韵梅，1881 至1885 年在美国习医，回国后在厦门、成都等地行医办学，并创办我国早期护士学校，培养护士人才。
除了英、美等国而外，也有大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