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文明-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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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区域受到的影响各不相同，后果也不相同。这种疾病的运动根源是没有分殊的，但是因其穿越的空间和在身体表面显现的部位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态。“它们在胃里积聚，然后突然涌到咽喉部的肌肉，在所穿越的整个区域造成痉挛，在胃里造成肿胀，如同一个大球。”歇斯底里在稍高的位置上，“侵袭结肠以及心脏下面的区域，引起难以忍受的疼痛，很像骼骨区的疾病。”如果该病升得更高一些，就会侵袭“中枢部位，引起剧烈的心悸。病人此时确信，护理人员应能听到他的心脏撞击肋骨的声音。”最后，如果疾病侵袭“头部的外围、头骨之间的部分，并固定在一个地方，就会引起刚烈的疼痛，并伴有剧烈的呕吐。”‘刀’身体的各个部位因本身的情况和特点而决定了症状的不同表现。因此，歇斯底里显得是最真实又最有欺骗性的疾病。它是真实的，因为它是以动物元气的运动为基础的；但它又是虚幻的，因为它所产生的症状似乎是由器官内在的无序造成的，而这些症状其实是一种中枢的或普遍的无序在器官层面上的形成物。正是一种内在流动的错乱在身体的表面表现为局部症状。器官实际上是被无序而过分的元气运动所侵扰，但却装作自己出了毛病；从内部空间运动的某一缺陷开始，器官完全模仿自身才会产生的错乱；歇斯底里用这种方式“模仿出人的肉体的几乎所有疾病，因为它在人体中无所不在，它能立刻造成符合该部位的症状。如果医生既不聪慧又无经验，就很容易被欺骗，会把歇斯底里的症状归因于该部位的某种常见病。”‘凹’这种病的策略就是，它以同一形式的运动穿越肉体空间，表现出不同的外观，但是这里的性状不是本质，而是身体耍的一个花招。
体内空间越容易被渗透，歇斯底里就越频繁，其外观也越变化多端；如果身体健壮，抵抗力强，如果体内空间紧密，而且不同区域的质地参差不齐，那么歇斯底里的症状就很罕见，其效果也单一。不正是这一点使女性歇斯底里与男性歇斯底里，或者说；使歇斯底里与疑病症有所区分吗？实际上，不是症状，也不是病因，而是身体的空间坚实性或者说内部密度构成这些病的区分原则。“除了由可感觉的各种部件组成的所谓‘外在的人’，还有一个由动物元气系统构成的‘内在的人’，后者只能用精神的眼睛看到。后者与体质紧密相联，因人的状态不同而或多或少有些紊乱，其程度取决于构成这架机器的本原的自然坚固性。这就是为什么步入比男人更容易受到这种病的侵袭，因为女人的体质更纤细而不那么坚固，因为她们过着较温和的生活，因为她们习惯于舒适的生活，而不习惯于受苦。”就在上面这段文字中，已经包含着空间密度的一个涵义：它也是一种道德密度；器官对元气的无序渗透的抵抗力可能也是灵魂保持思想和欲望的井然状态的能力。这种变得疏松的空间，可能完全是心灵的松懈造成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习惯于艰苦劳作的女人很少患歇斯底里，而当她们生活舒适、闲散时，或当某种悲苦压倒她们的意志时，就非常容易患歇斯底里。“当一些妇女向我咨询某种我无法判断的疾病时，我便问她们，是否只是在心情悲痛时才引发这种病，…如果她们大体上承认这一点，那么我就能断定，她们急的是一种歇斯底里。”
这样，我们就对古老的道德直觉有了一个新的概括。希波克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起，这种直觉就把子宫当作一个有生命的、运动不止的动物，并且对其运动的空间加以规定；这种直觉在歇斯底里中感受到一种不能控制的欲望骚动，因为病人既不能满足它们又不能驾驭它们；女性器官意象上升到胸部和头部的说法反映了柏拉图主义的灵魂三元说中的一种剧变和力图确保自身静止不变的等级序列中的一种剧变。对于西德纳姆来说，对于衡卡儿的信徒来说，道德直党始终如一，但是借以表达道德在觉的空间画面发生了变化；柏拉图的垂直的等级秩序被一个立体空间所取代。这个空间被不停的运动来回横切。这种无序的运动不再是底层上升到高层的革命，而是在一个混乱空间中的无规律的旋风。西德纳姆试图用“精神的眼睛”洞察这个“内在的身体”，因为它不是客观视察的迟钝目光所能看到的客观身体，而是一个场所，在那里，一种想像这种身体和译解其内在运动的方式同一种赋予它道德价值的方式紧密结合。在这种伦理知觉层次上的发展到此完成。在这种知觉中，一贯柔顺的医学理论意象发生了曲折和变化；在这种知觉中，重大的道德主题也得到系统的表达，并逐渐更新了原初的面貌。
然而，这种易渗透的身体应该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实体。疾病在各器官的弥散反过来说则是一种允许其扩散并连续影响各器官的传播运动的结果。如果说疑病症患者或歇斯底里患者的身体是一种疏松的、自我分离的、因疾病侵袭而膨胀的实体，那么这种侵袭则必须借助于某种连续空间才能实现。疾病借以循环流动的实体应该有不同于扩散的症状借以显现的身体的特性。
这个问题困扰着18世纪的医学，导致人们将疑病症和歇斯底里视为“神经方面”的疾病，即一切交感作用的一般媒介的原发病。
神经纤维被赋予某些引人注目的特性，从而能够将异质因素整合在一起。神经传送着各种迥然不同的印象，而它在任何地方、任何器官里都应该有同一性质。这样说能不令人惊异吗？“神经在眼珠后面的伸展使人能够接收微妙的光亮；听觉器官的神经对发声物体的振颤十分敏感；但是就性质而言，它们与触觉、味觉和嗅觉等较迟钝的感觉神经毫无区别。”这种功能各异而性质同一的特性，保障了相距最远的和生理上调然不同的器官之间进行交流的可能性。“人体神经的同质性以及各种相互维系的器官之间的无限交流……确立了器官之间的和谐，从而常常导致一处有病，多处受害。”但是，更令人赞叹的是，同一神经纤维能同时传送某种无意识运动的刺激和感觉给器官留下的印象。梯索（Simon－Andr6TISS。t）认为，这种同一神经的双重功能是两种运动的结合。一种是造成无意识刺激的波荡运动（“这是一种装在弹性容器中的液体运动，比如，液体装在皮囊中，挤压皮囊，液体就会通过一个管道喷出。”）另一种是造成感觉的粒子运动（“这是一连串象牙球的运动。”）因此，同一神经能够同时产生感觉和运动。正如我们在各种神经疾病中观察到的，神经的紧张和放松都会同时改变那些运动和感觉。
然而，尽管神经系统有这些统一的性状，我们是否就一定能用神经纤维的实际网络来解释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如此纷繁的紊乱之间的内在联系呢？如何来设想披露了某种神经疾病的各个部位的症状之间的联系呢？如何通过探究这种联系解释某些“极其敏感”的女人会因闻到一股浓烈的香味、听到关于一个悲惨事件的生动描述或看到一个厮杀场面而“晕厥”？人们的探寻是徒劳无益的：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神经联系，也没有发现任何从这种根源延伸出来的途径，而只是发现了一种基于生理相关性秩序的、间接的作用。这是因为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十分确定的官能，这些官能要么是普遍的，遍及整个人体，要么是特殊的，主要影响某些部位。”感觉和运动的双重官能使器官互相交流、同甘共苦，并能对来自远处的刺激做出反应。这种特性就是交感作用。实际上，怀特既未能将交感作用完全归因于整个神经系统，也未能从与感觉和与运动的关系上来界定它。交感作用在器官中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它在那里是否能通过神经的中介而被接收到；神经越灵活，交感作用就表现得越明显，与此同时，交感也是感觉中的一种：“各种交感都以情绪为前提，因此只能透过神经的中介而存在，而神经完全是感觉借以运作的上具。”然而，神经系统在此不是被用于解释对运动或感觉的传送，而是被笼统地用于确认身体对自身现象的敏感性、确认身体在肌体空间的各个部分产生的共鸣。
神经疾病本质上是交感的混乱；其前提是神经系统的普通警觉状态，这种状态使各个器官都可能与其他器官产生交感：“在神经系统的这种敏感状态下，刻骨铭心的激情、饮食习惯的破坏、气候冷热湿闷的突然变化，都很容易产生病状；在那种状态中，人们也不能保持身体健康，通常会有各种连续不断的疼痛感。”无疑，这种过度的敏感都会伴有迟钝、困倦；一般而言，歇斯底里患者的内向感觉是极度敏锐的，而疑病症患者的敏感程度要小些。当然，女人属于前一类，因为子宫以及大脑是与整个肌体发生交感的主要器官。“子宫发炎通常都伴有呕吐；怀孕会引起恶心、反胃；分娩时阴道隔膜和腹肌会阵缩；月经期间会出现头痛、轻微发烧、腰背疼痛和腹痛。”女性全身都遍布着不可思议的模糊而直接的交感通道。女性的身体总是处于自我交流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对于交感绝对有利的场所。女性的肌体空间永远包含着歇斯底里的可能性。女性肌体的交感感觉散射到其全身，使女性易于患上被称为忧郁症的神经疾病。“女人的身体系统通常比男人更灵活，因此更容易患神经疾病，而且女人的神经疾病也更严重些。”怀特言之凿凿地说，他曾目睹“一个神经脆弱的少女因牙疼而昏厥，持续几个小时不省人事，直至疼痛更剧烈时才醒过来。”
神经疾病是相连肉体的疾病。自我感觉过于敏感的身体，各部位过于紧密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不可思议地紧缩的肌体空间，此时已成为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共同母题。对于某些人来说，身体与自身的亲密关系表现了一种准确的意象，如庞默所描述的“神经系统的萎缩”。这重意象掩盖了问题，但是并未抹煞问题，也未妨碍有关努力的继续展开。
这种交感究竟是各个器官中所蕴藏的一种性能——切恩所说的“情绪”，还是一种通过中介因素的传播？这些神经疾病的相似病状究竟是这种情绪的受激状态，还是这种间质性身体活动性增强的表现？
18世纪，当生理学家力图尽可能准确地界定神经系统的功能和作用（敏感性和应激性；感觉和运动）时，医学思想中的一个饶有趣味而又十分典型的现象是，医生们按照一种与生理学提供的图式大相径庭的图式将上述观念组合起来，不加区分地应用于笼统的病情诊断。
敏感和运动是不能分开的。梯索解释道，儿童比其他人更敏感，因为他身上的一切东西，都比较轻，也比较活跃；应激性（irritability）按哈勒的理解是神经纤维的一种性能，等同于激怒、烦躁状态（发炎）（irritation），被认为是一种持久的刺激引起的器官病状。因此人们公认，神经疾病是过敏与神经过分活跃的结合物。
“人们有时会看到，一个极小的刺激会在某些人身上产生比健康人强烈得多的运动；这种人经受不住任何微小的反常印象。极其微弱的声音和光亮都会给他们造成异常的症状。”由于刻意保留了社ritation观念的多重含义，18世纪末的医学就能有力地证明气质（应激性）和病变（烦躁、发炎）之间的连续性，而且还能同时维系两个观念。一个观念是，各个器官在以自己的方式承受一般侵袭时会产生独特的紊乱（器官特有的敏感性决定了这种侵袭是一种不连续的传染）。另一个观念是，任何一种紊乱都能侵袭肌体的各个部分，从而在肌体内传播（神经纤维的活动性造成了这种不间断性，尽管各个器官的神经纤维有所不同）。
然而，如果说“受激神经”的概念确实起了一种默契的混淆作用，那么它也造成了病理学中的一个关键性区分。一方面，神经疾病患者是非常易于激动的，即他们十分敏感，神经脆弱、肌体敏感；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一个敏感的灵魂、一个躁动不安的心，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极易产生强烈的交感。这种全面的共鸣——感觉和身体活动兼而有之——构成了这种疾病的首要决定因素。女人“神经脆弱”，无所事事时很容易沉溺于想像，男人“因劳作而比较刚健’，因此女入比男人更易受到神经疾病的侵袭。但是，这种过度烦躁有其特点：它会减弱甚至温灭灵魂的感觉；仿佛神经器官的敏感性便灵魂的感受力不堪重负，并且自己留下了因自己的极度活跃而引起的大量感觉；神经系统“处于这样一种烦躁和反应状态，因此不能将自己的体验传送给灵魂；它的全部印象都是混乱的；它不能理喻它们。”‘川怄样就出现了非感觉的敏感性的观念，这种由灵魂和肉体衍生出来的敏感与阻止神经刺激抵达灵魂的感觉麻木成反比关系。歇斯底里患者的丧失知觉不过是过于敏感的反面。这种关系是交感慨念所无法界定的。它是由应激性概念派生出来的。当然，在病理学家的思想中，这种关系几乎未加阐明，依然混淆不清。
然而，“神经疾病”的道德意义却因此而发生深刻变化。由于人们把神经疾病与辅体较低部位的器官运动联系起来（甚至是由各种模糊不清的交感渠道联系起来的），这些疾病也就被置于某种欲望的伦理体系中：它们代表了肉体的报复；人之所以生病乃是情绪过分炽烈的结果。从此，人会因感受过多而生病，会因与周围的一切过于密切而生病。人不再受自己的秘密性质所驱使，而成为世界表面的一切诱惑肉体和灵魂的事物的牺牲品。
结果，人变得更无辜也更罪孽深重。更无辜，是因为人被神经系统的全面烦躁推入不省人事的状态，其程度与病情成正比。更罪孽深重，是因为他所依恋的万物、他的生活、他曾患过的疾病、他曾洋洋得意地酿造的感情和想像，部汇聚在神经质的烦躁之中，这既是它们的正常后果。也是对它们的道德惩罚。全部生活最终根据这种烦躁的程度来评判，其中包括非自然的习弊，城市中的蜗居生活，读小说，泡戏院，渴求知识，“过强的性欲，或其它既伤害身体又为道德所不容的犯罪习性。”（35甚至感受不到自己神经烦躁的神经病人，其无辜根本上正是对一种更深刻的罪孽的正当惩罚：这种罪孽使他抛弃自然而投身尘世：“多么可怕的状态。这是对一切柔弱灵魂的折磨，懒散使他们敢于犬马声色，他们摆脱自然所要求的劳作而拥抱思想的幻影。……富人便是因滥用其财富而受到这样的惩罚。”
到此我们已经站在19世纪的门槛。在19世纪，神经应激性将在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