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怪异-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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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说明？如果华莱士对古比夫人飘浮空中所作的记述是真实的，而且是无法用自然定律加以解释的。那么不管怎样，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物理学乃至整个科学都必须加以修正，或者说，必须接受彻底的审查。对于克鲁克斯、策尔纳、塔格、普索夫和提出过这类事件的其他科学家的类似说明也是如此。　
　　但是，这样的争论总是假定了真的存在着某种超常现象。对此我持怀疑态度。在正常的科学研究中，实践活动应当遵循比通夫人在烹饪法书中所规定的程序：“先抓住你的兔子。”一个人在一个给定的科学领域内，阐述的是在受到控制的和标准化了的条件下的各种现象或者关系。有关数据和资料，是靠一定的实验步骤和实验仪器从观测中取得的，而且这些步骤和仪器必须预先规定好或经过校准，确信十分可靠和有效。此外，所研究的现象必须在系统考察中作为研究对象自始至终不变，不仅能由原来的研究者一再重复，也要能由别的实验室里的不同研究者使之重复。　
　　新发现的现象若要广大科学界同行重视和进行解释，就必须满足上述这些最低限度标准。科学的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不能满足这些最低标准，理所当然地不会受到进一步的考虑。本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一些科学家曾以为他们发现了一种他们称之为分生辐射的现象。有些西方科学家也发现过这种新型辐射的证据。可是，别的许多科学家都未能重复做出原先公布的实验结果。稍后，甚至苏联科学家自己也无法有把握地找到分生辐射了。因此，生物学家认为他们无须去解释这种现象，也不必去追究原来那些科学家起初为什么会认为他们发现了这种辐射。多半是当时的实验中有什么还不知道的因素，使他们产生了误会。既然不能可靠地重复最先观察到的结果，分生辐射就被人们丢到垃圾堆里去了。那里还堆积了好些别的未能经受住进一步的科学审查却希望取得科学上承认的废品。　
　　诚然，在某些场合，我们碰巧也能发现报道出错的原因是什么。在心灵研究领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心灵研究协会对史密斯和布莱克伯恩所进行的那些研究，就属于这一类。实验时史密斯蒙住双眼，让布莱克伯恩看一张画，一个数字，或别的什么东西，由他通过精神感应向史密斯传递所看见的图象。布莱克伯恩能成功地完成这种精神感应传输，而所处的实验条件，在心灵研究协会那些早期发起人看来，则是无懈可击的。事实上，这一研究正被这些研究者看成是证明精神感应为确凿事实的两项研究工作之一。大约二十年之后，布莱克伯恩误以为史密斯已经去世，公开坦白了他与史密斯捣鬼愚弄研究者的真相。　
　　倘若布莱克伯恩隐瞒始终，这项史密斯—布莱克伯恩研究工作就会一直是心灵学已经在“严格的”条件下审查过的若干例证之一，被认为无懈可击。只是出于侥幸，我们现在才能合乎自然地理解原先的实验。然而在我看来，即便布莱克伯恩不坦白，也没有科学上的理由需要去解释史密斯—布莱克伯恩实验的结果。因为对现象的报道从未满足我上面指出的那些最低限度标准中的任何一条。　
　　我们应该把个人信仰与科学证明严格区分开来。不用说，黑尔、华莱士、塔格和普索夫本人全都坚信他们所报道的确实是超常现象。可是科学事业的总精神，是要使现象和数据令人确信不疑。科学家在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里，都知道他们的个人信仰实在不值一文。不管他们个人是如何坚信不疑，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提出有力的证据以使之满足标准化、可靠性、准确性和重复性这样一些最低要求。需要有这些简单的共同标准的原因在于，科学界从以往严酷的经验中懂得，光是个人坚信不疑，极易导致错误。科学的本质绝不容许用个人信仰去代替科学证明。每一位科学家懂得，若要同行重视他的意见，他就有责任提供科学证据。　
　　克鲁克斯、华莱士以及我们提到的其他科学家看来全都懂得他们的这种责任。可是，当他们声言赞同超常现象时，奇怪得很，他们似乎忘记了最重要的这种区别。只是根据在非标准化的、不确实的和不能重复的条件下得到的观察结果，就硬要他们的科学异同行对他们的结果要么引出自然主义的解释，要么承认那是超常现象。而他们在科学界的批评者则落入圈套，不顾一切地要去解释所报道的观察结果。如果这些心灵学的支持者谈的不是超常现象，我看他们未必会在连最低标准都未达到以前就要求别人进行解释，恐怕也不会有哪位批评者会匆匆去进行解释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根据哪些理由，我们说科学家所报告的他们对所谓的通灵人进行研究所获得的发现并非是“科学”发现。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人，即使是有成就的科学家，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地进入一个新的探索领域而强行使之成为一个科学领域。科学事业有这样一些特点：它是共同的事业；它是积累的事业；它在一个限定了的概念框架内集中研究一些特定的问题，因而这同一探索领域中的每个人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气质—类似的训练，一致的语汇，以及在收集数据、控制误差、分析数据发表报告等方面有共同的感受。　
　　因此，当罗伯特·黑尔从他原来的化学领域转而去研究唯灵现象时，他是从一个有高度结构的成熟领域进入到一个完全无结构的王国，那里没有标准化的程序，没有现成的范例，也没有一致的概念。在从事化学研究时，他对他的助手、学生和杂志编辑负有说明的义务，而这些人，全都有着类似的背景、共同的技术语汇、共同的标准，等等。这种共同的阅历能够从各方面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查和衡量。在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和别人的评价，随时告诉这位科学家他什么时候是立足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什么时候应该再次进行检查，甚至撤回。当黑尔断言他对某个化学问题完成了一项受到控制的实验时，他在那个领域的同事明确地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们根据的是他受到的训练，他以往的成就，化学这一领域普遍承认的一般基本规则。　
　　但是，当罗伯特·黑尔这位有成就的科学家就通灵的神媒进行实验时，他便失去了所有这些防护，脱离了熟悉的环境，得不到别人的检查和评判。他受到的训练和专长本来是在有着严密结构和高度组织化的化学领域，转移到别的有结构的科学领域，他就变成一个外行，得去重新掌握新的语汇、基本规则和范例等等，何况心灵现象测试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有结构的领域。这个领域根本没有一套共同的语汇、程序、基本规则，防范措施等等。不管黑尔如何感情激烈地声言同在原来的化学领域一样，他在这种新型的研究中也完全是在“科学地”工作，这也是无济于事的。这一番分析同样也适用于声言“科学地”研究过心灵说的华莱士、克鲁克斯、塔格、普索夫和其他科学家。　
　　其实，情况比我说的还要糟糕。所有关于通灵人本事的报告全都是以在一定条件下对他们所作的观察为依据的，这些条件据说排斥了作弊和作其他解释的可能性。通常不止一位观察者在场，但也不尽然。即使有多位观察者在场，他们通常也不是各写各的报告，只不过是同意主持人的报告而已。既然一切都取决于观察的价值，那么这些观察最低限度应该符合可靠和有效这两个标准。　
　　在过去125年中，某些科学家对所谓的通灵人的研究，没有一项符合社会科学家认为值得信赖的观察所应有的任何一条标准。在涉及人类行为的任何研究中，进行观察的人是关键的因素。当所研究的行为十分复杂或者需要作长期观察时，必须在拟定合适的观察系统之前先作大量预备性的和标准化的工作：判定这个系统是万无一失的；决定对有关行为观察的程度；拟描述的行为的数量和类型；在观察时容许有多大的干扰；怎样记录数据（当场还是事后记录）；等等。观察者必须接受训练，学会运用拟定的观察系统。并非每个人都适于作观察，不合格者必须淘汰。总之，观察系统以及观察者的可靠性都必须有所保证。　
　　此外，任何一种观察系统都只能在拟定这种系统时所针对的标准环境和场合下才是有效的。如果目标、环境和任务改变了，则必须重新拟定观察系统并对之重作审定。把使用这种观察系统所得到的结果向公众报道，还必须符合有关专业的惯例和技术语汇。　
　　上面我只是谈到了为使对人类复杂行为的观察具有“科学性”，所必须遵循的准则的一些皮毛。单就这些要求来看，我们就会知道这项工作是如何困难和花费时间了。如果一个研究者要使他的研究具有科学性，那么他只能如此，别无他法。从黑尔直至塔格和普索夫，他们所作的每一项报告，显然看不出曾为他们的观察拟定过任何系统的程序。既未对观察者进行过训练和检查他们是否已掌握有关的观察方法，也没有证明所采用的观察方法是可靠的等等。　
　　相反他们的任务不是标准化的，甚至各项研究中的任务彼此也不衔接，各个研究者都独自行事各做各的测试，常常还与通灵人串通一气。这样，我们就无法从各种不同情况下所进行的实验中积累起数据，从而也就无从评断他们工作的价值。要想把同一通灵人在不同场合所作的表现拿来比较一番，是不可能的比较不同实验室的结果，也是如此。试设想，倘若在正统的科学研究中各个研究者都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想法进行实验，随时随地冒出一些怪念头来，完全不顾别的实验者在做什么，那么，恐怕早就不会有正常的科学活动了。　
　　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整个心灵研究可说是混乱不堪，毫无内在联系。往往是，一位研究者对同一位受试者进行好些不同的测试，而不是在不同条件下去系统地完成一项或几项工作。就拿塔格和普索夫在1972年11月和12月间与尤里·盖勒进行的猜骰子实验来说吧。既然这是一种非常简单而又直接的测试，既然结果又是那样引人注目（八次猜测，八次正确），那么，他们倘若能在盖勒第二次访问时继续下去，在更为明确的和作系统改动的条件下对他再做一些同一类型的实验，他们本可能接近于达到科学证据所要求的标准。一位研究者想通过各种不同的工作去搞清他的“通灵人”估计会有的全部本事，这本没有错。但是这种预备性的普查属于试探阶段，它有助于研究者决定在以后选择什么样的任务来进行系统研究。塔格和普索夫，以及本文中提到的其他科学家的错误在于，他们竟要求人们承认他们从一大揽子预备性实验结果中挑选出来的某些结果是需要加以说明的“科学“结果。　
　　有一种现象值得科学界作进一步考虑，该现象的研究者自己必须能成功地重复同一工作并对它作系统的考查。但这还不够，至少有两种类型的重复是必须做到的：证明不同的通灵人能够在同一研究中成功地产生结果；证明不同实验室的不同研究者能够对同一通灵人取得成功的结果。　
　　诚然，有人声言，认为这后一种类型的重复在尤里·盖勒的身上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然而，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完全文不对题。在有关研究中，没有一项研究使用了满足我所说的任何一条标准的观察条件。盖勒花在斯坦福研究所的那七周多时间，主要是用来取得令人信服的证据，想说明他能用超自然力的手段弄弯金属以及还有其他一些意念致动效应。塔格和普索夫承认，他们完全未能取得这样的证据。相反他们只是断定盖勒有某种超常的透视能力和心灵感应能力。然而，在伦敦大学彼此独立工作的两组人，伯勃克学院的物理学家报告他们成功地观测到了常念致动效应，而金斯学院的约翰·泰勒观测到的则又是另一些意念致动效应。这两组科学家甚至未曾试图从盖勒那里取得据说在斯坦福研究所观察到过的那类超感官知觉的实验结果。　
　　本文开头我讲到问题的关键是，当一位科学家宣称他亲眼目睹了所谓的通灵人所表演的超常现象时，有兴趣的外行人怎样才能去搞清由此而产生的赞成意见和反对意见的意义。我还提供了125年间持赞同意见的一些例子，从罗伯特·黑尔开始到现在为止。所有这些支持说法全都遭到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对，备受怀疑。每一位赞同的科学家也都受到了攻击，而且这种攻击多少带有偏见，不大公正。另一方面，受测试的“通灵人”的名誉多半也不大好，往往在其他场合行骗被抓住过。有时候还有间接的证据，表明有关的科学家的报告由于一种或多种缘故是不值得信任的。然而我又分析说，想要用真实的或想象的缺陷去把这些报告否定掉的做法定会走入歧途，适得其反。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那无数的可能性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我们绝不会有把握地知道，因为我们不可能去调查原来的情况——会是产生原始报告的原因，问题在于在科学质询的法庭上，所报告的结果是否站得住脚和是否能重复出现？是否的确有在科学的条件下通过可靠的和系统的观察而见到的超常现象或关系？一件事物绝不会因为它是由杰出的科学家做出的或者被他宣布是在科学条件下观察到的，就自然而然地被赋予“科学性”。除了要有在一个给定问题上具有共同情趣和共同追求的一批人而外，观察还必须是按照业经考验的标准程序做出的，观察者和使用的仪器必须十分可靠，报告的数据必须合乎规范，实验安排和任务必须是普遍采取的或者是已标准化了的。此外，如果报告的是异常结果，同现有理论和命题相悖，那么这些结果更必须在多种不同条件下加以研究，应该能够由不同实验室的独立的研究者重复得到。　
　　在上面一段中，我们概述了一项异常结果是否值得我们作进一步考查和解释的最低判断标准。可是，读者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运用这些标准去判断超常现象的报道，恐怕还是没有把握。普通读者多半不易读到原始出版物，只好依靠第二手资料。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否有什么原则可以遵循呢？尽管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真正代替仔细阅读原始报道，然而有些原则还是很有帮助的。至少，根据下面这几个问题就能把通过一般信息渠道公之于众的许多哗众取宠的报道筛除掉：　
　　1。资料来源的可靠性如何？　
　　一躲讲，有两种资料来源：熟人的辗转传闻和宣传工具的报道，即所谓第二手资料；有关科学家对他所认定的超常现象的直接报道，即第一手资料。克鲁克斯关于他与弗洛伦斯·库克搞的那些降神会的报道，只在唯灵论的杂志上刊登过，他未曾打算在正规的科学期刊上发表。在这种情况下，原始杂志的性质对有关报道就很不利，因为科学家一般都不翻阅那些杂志。不过，关于尤里·盖勒的匣子内骰子实验的报道是发表在《自然》上，那是一份资格很老的极有声望的科学期刊。这对于有关报道当然十分有利，因为这意味着有关报道曾经过三位独立的科学家的审定。　
　　《纽约时报》、《科学美国人》和大众广播作为第二手资料来源，多半要比五花八门的小报、充斥街头巷尾的各色杂志和商业广播可靠一些。当前者声明有关报道是转引自科学期刊或者某次科学会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