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永恒的顿河-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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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帝王池旁边，是一个被春水冲积成的土丘。那象骆峰一样的黄色土丘顶上生着一些枯萎的尖叶子的蛇葱，葛利高里眼看着中尉和料琪喀一下了就都跳上土丘去，而且飞跑过去……

　　米琪喀表现出压制着的愉快心情，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出洋洋得意的神情。“全州里面没有比他的儿马再快的啦”，一个跑到最后的、满脸雀斑的小伙子羡慕地说。“好马”，米琪喀因为感到激动而哆嗦着的手拍了拍儿马的脖子，呆呆地笑着，看了看葛利高里。

　　米琪喀赛前的愤怒和赛后的洋洋得意都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仅属于这个年轻气盛的哥萨克小伙子，而是均匀地分布在每个哥萨克男子汉的胸中。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静静的顿河》中的哥萨克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骄傲地向人诉说自己在战场上的惊险遭遇，夸耀自己的战绩；哥萨克对自己所尊敬的人，首先想到的不是他的富有，而是他本人或他的祖先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与赫赫战功；当幕年光景行动不便的老哥萨克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的也是自己昔日的战斗经历，这些迟钝的老人这时便大放异彩，似乎青春活力已神奇地回到身上……所有这些描写，都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哥萨克成其为哥萨克的特殊的魅力。他们在战场上的凌厉的劈刺几百年来闻名遐迩，首先是因为崇武的精神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哥萨克的血液中，成为哥萨克世代相传的根本的精神。

　　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年轻的哥萨克男子也要在一定的时间里参加军事训练，离开亲人和家庭，去军营过一段紧张的军训生活。小说第一部就写到这一场面。成群的青年哥萨克一到此时，便自己备好战马、干粮，他们的亲人也已为他们整理好行装，然后就自然而然地登上路途。没有伤悲，没有愁苦，没有牢骚，相反倒是一路唱着哥萨克的民歌，开着玩笑，快快活活地走向军营，那场面是颇为动人的：

　　哄笑、呼噪、拉着长声的歌声、马嘶声以及空马镫的撞击声在道路上空盘旋着。“小姑娘，请你让一让，让我到河边把马饮一场。”……

　　贺里斯托尼又用警钟一样的声调把许多人的声音压下去，邻近的车上也跟着合唱起来。铁轴上的车轮子吱吜吱吜响着，马匹被尘土呛得打喷嚏，拉着长声的、有力量的，象满潮一样的歌声在道路上空飘动着。从还没有晒干的草原的池塘里，从晒成了棕色的香蒲丛里飞出了一只白翅膀的鹭鸶。它一面叫着，一面向一块洼地飞去，扭着头，用翡翠一样的眼睛望着白篷子的大车行列，望着用蹄子踢起了浓厚尘土的毛茸茸的马匹，望着穿了落满尘土的白色上衣在路旁走着的人们。……车辆仍旧在道路上轰隆着，没卸鞍子的、出了汗的马匹仍旧懒洋洋地挪动着脚步，有几个穿着灰色上衣的哥萨克，急急忙忙地离开自己的车辆，跑到最前头的一辆车跟前来，他们都围住这辆车，哈哈大笑着。……

　　这就是哥萨克，读者可以相信，在世界上除了哥萨克很少有别的人会像这样充满生机和快乐地走向军营。

　　一个人的遭遇与人类的命运

　　一个稍稍有些驼背的高个子的男人顺着公路跚跚走来。他穿着一条破旧的、缝补过的便裤，脚上却穿着“一双差不多全新的军用皮鞋”，可是皮鞋里露出来的很厚的羊毛袜子上分明可看到许多被蛀虫咬破的小洞；他的背上是“一个空荡荡的背包”，腰间别着“一个破旧的烟荷包”，“一双又粗又黑的手”缓缓地前后摆动着。在他的身旁，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小男孩儿拉着他那破旧的短棉袄的下摆，用快步子吃力地跟着他一起行进在公路上……

　　读者看到的这个男人是安德烈·索科洛夫，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中的主人公，上面的情景正是这篇小说的开头。

　　《一个人的遭遇》发表于1956年12月31日，是肖洛霍夫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十余年后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也是他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所发表的唯一一篇短篇小说。

　　只要读过肖洛霍夫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所写过的小说，就能看出《一个人的遭遇》与他以前的作品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同时与此前苏联其他作家描写反法西斯战争的小说也有明显的区别。《一个人的遭遇》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象是一只离群的孤雁，独自飞翔，它孤独的身影很容易辩认。

　　这情形颇近似于《静静的顿河》刚发表时的情形，在当时的作品中，《静静的顿河》也仿佛是一只离群的孤雁，它也在向前奋飞，但明显是一个孤独的行者，与雁群保持着距离。

　　在文学创作的领域在，孤独不一定是坏事，正如合群不一定是成功的标志一样。

　　过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再来读《一个人的遭遇》，是不大容易一下子看出这篇小说的意义的。因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这篇小说不再是一个孤独的前行者，它的身后已经有了不少的随行者。它的篇幅很短，叙述的故事初看也比较简单——实际上，就故事本身而言，主人公安德烈·索科洛夫的遭遇的确只是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许许多多普通的苏联人的经历。

　　索科洛夫不是英雄。无论在战争前、战争中还是战争结束后，他都只是一个普通的苏联人。但在战争的前后，他的生活有着本质的区别。战前他是一位司机，有一个普通的却称得上是幸福的家庭。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作战时负伤被俘，被关入法西斯集中营，受尽折磨，“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甚至连自己那付骨头都无力支撑了”。以后被德军抓去开车，并乘机逃出魔爪。等他回到故乡，才知道自己的家庭早已毁于战争，亲人先后死去——妻子和女儿早已被德军飞机炸死，儿子则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刻倒在前线。他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重操旧业又当了司机。这时他发现了一位与自己遭遇相似的男孩儿，孩子的双亲也被战争夺去生命，现在孤苦零仃，于是他收养了这个孩子，两人相依为命，决心继续生活下去。

　　索科洛夫只是千百万苏联人中的一个。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人民付出空前沉重的代价——牺牲在战场和被法西斯屠杀的人总数超过了两千万。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牺牲和负伤，有许多家庭整个地被战争吞噬，也有许多家庭因为失去亲人而残缺不全，这就意味着有着千千万万索科洛夫和小男孩。苏联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中间涌现了无数的英雄和烈士，更有许多象索科洛夫一样的普通人，他们尽管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同样尽到了对祖国的责任，为祖国奉献了自己的力量。没有千百万象索科夫一样的普通人的奉献，反法西斯战争也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索科洛夫的遭遇是苏联千百万个经历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普通人的命运的缩影。千百万个普通苏联人的命运，通过索科洛夫的遭遇得到了集中而又形象的反映。因此，《一个人的遭遇》所讲述的故事尽管看似平常，却是极富典型意义的。

　　《一个人的遭遇》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这要通过与同类题材作品的比较才能看出来。

　　在苏联文坛上，描写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小说是在战争爆发后很快就产生的。在《一个人的遭遇》发表以前，已经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而且其中不少是优秀的描写反法西斯战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包括肖洛霍夫自己写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和短篇小说《学会仇恨》（又译作《仇恨的科学》）。但是，《一个人的遭遇》所描写的侧重点、所表现的思想，与以前同类题材的作品包括肖洛霍夫自己以前的作品有着明显的不同：

　　以前这类题材的小说侧重于描写苏联军队和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雄气慨，尤其是在战场上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情形，而《一个人的遭遇》侧重表现的是战争给人带来的悲剧性的命运；

　　以前这类题材的小说侧重于表现这样的思想，即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必须用加倍的仇恨无情地打击侵略者，把侵略者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去夺取战争的胜利，而《一个人的遭遇》则侧重于表现人的理性和良知，在人的理性和良知面前，战争是与人性根本对立的，是丧失人性的疯狂行为。

　　不能说以前这类题材小说所描写的内容和表现的思想不对，恰恰相反，它们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当敌人枪口对准自己的人民的胸前的时候，当祖国土地在侵略者的蹂躏下痛苦地呻吟的时候、作家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拿起武器投入反侵略的战斗，一是用笔来激励人民奋起战斗、消灭侵略者。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对祖国和人民的背叛，作家也就丧失了起码的人格。事实上，肖洛霍夫在战争时期所发表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和短篇小说《学会仇恨》，都贯穿激励人民、消灭敌人的主题。《学会仇恨》在开头就引用了斯大林的一句话：“没有学会用心灵的全部力量去仇恨敌人，就无法战胜敌人。”激励人民仇恨敌人和千方百计地消灭敌人，这就是当时的战争对苏联人民包括作家提出的要求，这一要求很自然地变成了描写反法西斯战争的小说的主题。

　　但是战争毕竟过去了。从1945年到1956年这十一年间，苏联人民包括作家都有机会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对过去了的战争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苏联人民和作家在庆祝自己战胜法西斯伟大胜利的同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和不会忘记自己为此付出了两千多万人的牺牲这样一个极为惨痛的代价。没有人比苏联人民和作家更真切地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无情，更清楚地意识到战争毁灭性的灾难后果。在过去的十年中，虽然没有继续爆发涉及到苏联的战争，但战争的阴云并没有驱散，相反还越来越浓厚——不论在苏联的西方还是东方，它都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在欧洲，苏联和对方都以几百万大军彼此严阵以待，在亚洲，苏联所支持的中朝军队和以美国为核心的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打了三年异常凶猛残酷的战争。更为严峻的事情是，在世界大战的后期和结束不久，美国和苏联这世界两大对峙集团的代表都先后分别掌握了具有空前规模杀伤力的核武器。核武器在世界大战结束时匆匆露了一面，即以两枚原子弹造成二十多万人的死亡。应该说，从1945到1956年，在苏联的国土上虽然没有发生战争，但新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威胁却象头顶上的乌云一样笼罩在苏联和全世界的上空，它一旦化为狂风暴雨，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作家如果仅仅象以前那样，告诉自己的人民应该学会仇恨、消灭敌人，那就显得有些不够了。当然还应该继续这样做，使自己的人民不放松警惕，不松懈斗志，不丧失信心，而同时一个更深刻的命题也摆在作家的面前，那就是应该回答究意应如何看待战争的问题。只有仇恨和消灭敌人的英雄气慨，是不能称之为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仇恨有助于消灭侵略者，但无助于防止和制止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战争。

　　《一个人的遭遇》就是肖洛霍夫对这样一个巨大的时代命题的回答。

　　在写这篇小说之前，1948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情，这事情与创作没有直接关系，却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读者了解肖洛霍夫思想，而且是对他的创作有关系的思想发展的轨迹。

　　这年的夏天，肖洛霍夫在紧张地写作　《他们为祖国而战》的第二部时，空暇时间里曾去诺沃契尔卡斯克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研究所，他知道这个研究所有一批德国战俘在那里劳动，他也听说过苏联人对这些战俘的态度还可以，当然也不会有特别的热情。在所里的土地上，肖洛霍夫久久地看着德国战俘在认真而细心地耕种俄国的土地。他长久地注视着，眼神变得越来越忧郁，忽然毫不迟疑地走到所里的酿造师面前，以诚恳的语气请求倒一些酒给德国战俘喝。肖洛霍夫的举动令在场的苏联人和德国人同样地吃惊，前者感到了肖洛霍夫话语中极诚恳的语气，第一次给战俘们斟上酒，后者没有想到战俘居然能喝上酒，情不自禁地露出感激的神态。

　　在这样一个场合，肖洛霍夫发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讲话。他说，他在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扭转战局的胜利之后，就已经感到，我们已经不必“歇斯底里地大喊：‘打死德国人！’”因为“不这样我们也已经能把他们收拾掉”。肖洛霍夫特别指出，他所以这样说，“是出于对人类负责的责任感”。“对人类负责的责任感”无疑是一句极重要的话。不是只对那一个国家、那一个民族负责，是要对所有的国家和整个人类负责，从对人类负责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就是肖洛霍夫的胸襟。在写作《静静的顿河》的时候，他所考虑的还只是表现“真实的历史和生活”，他的写作也全部服从于表现“真实的历史和生活”；因写作《被开垦的处女地》时，他考虑的是如何使自己的作品“有助于共产主义建设”；在反法西斯战争最激烈之际，他写作《他们为祖国而战》时，他考虑的是怎样使读者“学会仇恨”，“为祖国而战”。现在，他在创作的动机、创作的视野、创作的目的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广度，他的创作是要“对人类负责”。

　　这是一个严肃的作家面对世界的庄严的声明。正是要“对人类负责”，肖洛霍夫写作了《一个人的遭遇》。尽管他已经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形成自己鲜明的独特的个性的作家，而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仍不免要再三斟酌、反复酝酿。

　　从1948年到1956年，肖洛霍夫积蓄了八年时间。他没有轻易动笔，他在思考、构思。最后，安德烈·索科洛夫从他的笔下诞生了，背负着战争的创伤，步履蹒跚地向读者走来。

　　安德烈·索科洛夫向读者走来的时候，时间是1956年的最后一天，再过一天世界就进入1957年了。安排这一天来发表这篇小说，无疑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它象征着苦难的过去的结束，也象征着光明的未来的开始。安德烈·索科洛夫向读者讲述、展现他的遭遇的时间要倒退十余年，是反法西斯战争刚刚取得胜利的1946年。肖洛霍夫要他的主人公倒退十余年来向读者讲述他的遭遇，显然是想让他的遭遇有一个更引人注目的、给读者印象更深的背景氛围。战争刚刚结束，苏联的大地上满目疮伤，到处是战争造成的废墟，索科洛夫本人更是战争灾难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明：他身体削瘦，衣衫不整，两手空空，他的眼睛更集中流露出他的悲哀：“一双好象是蒙上了一层灰的眼睛，表现出那种不堪忍受的、死亡的悲哀，以至只要看上它们一眼就使人感到心痛。”

　　与肖洛霍夫其他小说不同的，在《一个人的遭遇》中，作者本人也出现在小说画面中。他似乎再也不能沉静地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独自地诉说，他自己也要加入进去，于是“我”在公路尽头的河边与索科洛夫不期而遇，索科洛夫的故事就在“我”的面前平静而又刺痛人心地展开了。

　　通过索科洛夫的叙述，小说把读者又带回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战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