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永恒的顿河-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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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的顿河》共四部八卷，写第一部的时候是1926年，完成第四部的时候是1939年，首尾共计十四年。四部的篇幅大致相当，写作的时间却不一样，第一部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第二部只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第三部用了整整四年，第四部则持续了将近八年时间才得以完成。从这个时间表上可以看出， 《静静的顿河》的前两部创作十分顺利，一共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了小说的第三部，写作的速度明显放慢，而第四部一部的写作时间，就超过了前面三部。
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30年，当《静静的顿河》第三部仍在写作之际，作者又开始着手写另一部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从1930年到1932年底，《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的写作就与《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一、二部同时进行，而且也同时完成。1932年年底，肖洛霍夫在他的《自传》中写道：“现在完成了《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倒数第二部），并且完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最后一部）的草稿。”在这几年间，消洛霍夫同时进行两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其工作负担之重自不待言，这就迫使他放慢了 《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写作速度。
但是，在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时同时写作《被开垦的处女地》这个现象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隐密也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已发表的《静静的顿河》的第一、二部和第三部的前面部分章节在肖洛霍夫赢得了极高声誉的同时，也遭到了不少尖锐的抨击、批评乃至诽谤，这就给正在进行的《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的写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肖洛霍夫不得不把原先写得很顺手、进度很快的 《静静的顿河》第三部反复斟酌，反复修改（第三部共计六十三章，其中的前十二章在1929年3月已写成发表，按这个速度，第三部的写作时间应与第一、二部差不多，即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
围绕《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争论涉及许多方面，其中有些问题是文学创作创作中常见的，有些则是在当时苏联文艺界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出现的。
《静静的顿河》前两部发表时，肖洛霍夫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从一个还未被人们广泛注意的小作家一下子成为全国著名的大作家。最早发现肖洛霍夫创作才华的绥拉菲莫维奇继续热情洋溢着赞扬年轻同乡的成就，当时被公认为苏联文学泰斗的高尔基也对《静静的顿河》以高度评价，认为肖洛霍夫已通过自己的小说表明他是当文坛少数几个“天才”之一。这些仿佛是自天而降的荣誉一下子集中在年龄不过二十四、五岁的肖洛霍夫身上，使他一方面突然成为同辈人中的巨人，另一方面也突然成为同辈中某些人的眼中钉。
文学历来被认为是净化人的灵魂的神圣的殿堂，但是建造这个圣殿的人却和世间的芸芸众生一样，既有圣徒，也有小人，有人才华横溢，也有人才具平庸，于是彼此之间既可能有纯洁的友情，亦可能产生矛盾、裂痕、争斗。
《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问世以后，一个传说就在暗中传播：这部小说不是肖洛霍夫写的，他是剽窃别人的！
这个“别人”亦是有名有姓，他叫谢·哥洛乌舍夫，他写过一本《静静的顿河》，他的职业也并非引车卖浆者流，而是一位评论家。
谣传是长了有翅膀的——它的传播速度往往比公开发表的新闻还快。很快，这个谣传就象瘟疫一样在文学界流传开来。而且谣传总以特有的方式传播：隐蔽的、偷偷摸摸的，拒绝站出来以公开的方式来证实自己的身份和存在，仿佛是用游击战术来与对手较量——你进我退，你退我追。于是，从1928年开始，肖洛霍夫就被谣传所中伤，到了《静静的顿河》第三部前十二章发表的1929年上半年，谣传达到了沸沸扬扬的地步。
1929年，肖洛霍夫在给他朋友的一封信中倾吐了他对谣传的极度厌恶和愤怒的心情：
我厌恶这种生活，讨厌极了。我决定，假如有哪个坏蛋掀起运动反
对我，并且带着这种卑鄙的腔调，我就在刊物上发表声明，说明事情的
原委，并且声称：把你们所有的一切完完全全都摆出来吧，给你们两个
月的时间。我就等上两个月。以后再开始工作。否则你刚拿起笔，而“魔
鬼”就立刻出现在你身边拷问你：“你不是白卫军军官吗？不是老太婆
代你写的小说吗？你帮助富农吗？你忠实于右倾吗？”结果，甚至会把
象我这样十分有教养的人，变成一个张口就骂娘的家伙，变成一个粗鲁
汉，并且还会迫使他得上忧郁病。
肖洛霍夫还给自己的恩师、文学界德高望重的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写信诉说自己的苦恼：
我的手都握不住笔了，心里感到极大的痛苦。为了什么样的怨恨，作家兄弟们要对我发起这样的攻击呢？实际上这一切都来自文学界。
那么，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怨恨”呢？难道肖洛霍夫在政治上与谣传的制造者们有不共戴天之仇，抑或肖洛霍夫个人在生活中与这些人有什么个人的恩怨，得罪过他们？
其实都没有。
谣传的背景其实很简单：肖洛霍夫惊人的成就使他的某些同行非常恼火，他们嫉恨他，从内心深处极度地嫉恨他。
而世上恰恰有一个谢·哥洛乌舍夫，此人也确曾写过一本《静静的顿河》，不过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本旅行扎记和生活随笔。这部书里的确提到过1917年十月革命前后顿河哥萨克人的情况，包括他们的政治态度。但是，这本书与肖洛霍夫的 《静静的顿河》风马牛不相及，唯一相同之点就是两本书都冠以同样的书名。
如果肖洛霍夫真是一位剽窃者，他何必连书名都不改，把原作的书名保
留下来，岂不是有意引起别人的注意么？如果谣传的制造者真正掌握有证据，为什么又不把证据公诸于众，让事实本身来说话呢？
在肖洛霍夫痛苦得难以继续《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写作的时候，1929年3月29日，以绥拉菲莫维奇为首的几位著名作家，受当时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书记处的委托，在俄共中央机关报 《真理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由于无产阶级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取得了理应得到的成功，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就散布恶毒的诽谤，似乎肖洛霍夫的小说是剽窃别人的手稿，似乎关于此事的材料存在于联共 （布）党中央或检察机关（同时还提到报刊杂志编辑部）。
这种卑鄙的诽谤本身无须驳斥。任何一个了解肖洛霍夫以前出版作品的人，甚至不精通文学的人，也能毫不困难地发现肖洛霍夫那些早期作品和《静静的顿河》之间的共同的风格特点、写作手法、描写人物的角度。
同肖洛霍夫同志共事非止一年的无产阶级作家们，了解他的全创作道路，了解他用几年的时间写作《静静的顿河》的工作情况，熟悉他为写作小说而搜集过和研究过的那些材料，熟悉他手稿的草稿。
在上面那些机关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损害肖洛霍夫同志的材料，这些材料也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其他机关，因为这种材料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
但是我们认为必须发表这封信，因为类似这种的谣言带有一贯的性质，几乎伴随着每个新的有才华的无产阶级作家
……
为了使诽谤者和造谣者不敢效尤，我们请求文学界和苏联公众帮助我们，揭露“罪恶的具体代表者”，以便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紧接着，北高加索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书记处也在《高潮》杂志上发表通告，通告中郑重声明：
对肖洛霍夫同志提出的指控是最卑鄙的诽谤，经过调查之后，没有一个指控得到证实。
对著名作家最严重的指控是建立在庸俗的流言之上的，北高加索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理事会对此表示自己极大的愤慨。
……
每一个诚实的苏维埃公民，第一个珍惜无产阶级文学成就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些流言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散布的，并且只对他们有利。
几十年后的读者看到这些声明，会对其中充满政治性的词汇而多少感到有些不习惯。后来的事实证明，谣传的制造者倒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敌人”，而只是文学创作的同行，甚至还不止是同行，他们与肖洛霍夫还同属于“无产阶级”，是同一个营垒中的“战友”；他们的目的也并非什么“诽谤无产阶级作家”，而只是出于对一位年轻的文学巨匠的嫉恨。类似事情实际上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都曾发生过，以后肯定还将出现。
不过，当时的苏联全国和地方的作协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问题，也绝非偶然。事实上，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确非常激烈，这种客观的社会现实也必然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形成空前浓厚的阶级斗争的观念。上述的声明，就是当时苏联文学界阶级斗争十分鲜明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有意思的是，一方面一批作家运用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来保护肖洛霍夫，称他为“无产阶级作家”，称诽谤他的人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另一方面，也有一批作家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抨击、批评肖洛霍夫，指责他的小说创作是“站在富农和反苏分子的立场上”对苏维埃政权的攻击。如果说有关 《静静的顿河》著作权的谣言是小人的嫉恨造成的，类似的情况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那么，后一种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指责《静静的顿河》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则是在当时苏联文学界特定的时代氛围中产生的争论。这场争论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对肖洛霍夫写作《静静的顿河》同样带来了不良的后果，迫使他放慢了写作速度。
这场争论早在1927年底《静静的顿河》第一部问世之际就已见端倪。当时，肖洛霍夫把第一部手稿寄给了《十月》杂志编辑部，编辑部阅后认为，这部小说只不过是描写了战前哥萨克的日常生活，缺乏尖锐的政治思想性，因此不能发表。
幸亏这部手稿又送给了《十月》杂志的名誉编辑、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绥拉菲莫维奇，他与肖洛霍夫同样出身于顿河哥萨克村镇，同样熟悉哥萨克的独特的生活，所不同的是，他同时又是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人，他的长篇小说《铁流》使他的作家头衔前面无可怀疑地拥有“无产阶级”几个闪耀着时代光芒的字样。绥拉菲莫维奇看了手稿，立刻建议《十月》杂志不加任何删节，全文发表。
当一个天才刚刚诞生的时候，因为自身还很弱小，它和一切初生的弱小的生命一样，是需要保护、照料的。绥拉菲莫维奇果断的决定就保护了《静静的顿河》，使它得以出世，与世人见面。
不仅如此，绥拉菲莫维奇还充满热情地给《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写了一篇相当长的序言，序言中称肖洛霍夫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同谁都不相象的、具有自己独特的面貌、具有远大前景的作家”，这一连串的褒奖之词，比起两年前绥拉菲莫维奇为肖洛霍夫《顿河的故事》所写的序言中的赞美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在序言中，绥拉菲莫维奇还具体分析了《静静的顿河》艺术成就，认为小说的人物“不是画出来的，也不是写出来的，他们不是纸上的人物，而是一群活生生的、光采夺目的人物，小说的语言是“真正的草原人民的生动的语言，它充满了快活的、狡黠的微笑，这种笑意使哥萨克的语言永远放射着光芒”。
绥拉菲莫维奇专门用了一段话来提醒《十月》杂志的编辑们，应该如何看待 《静静的顿河》中的政治倾向，他说：
肖洛霍人没有在任何地方，没有在一处讲过阶级、阶级斗争。但是，象在许多大作家的笔下一样，随着整个伟大时代的逐渐展现，这种阶级分化，在故事的联系之中，无形地逐渐加强起来，愈来愈多地被感觉到。这段话很巧妙地为肖洛霍夫做了辨护：《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字面上没有出现“阶级、阶级斗争”，但所描写的人物、叙述的故事以及故事的发展，都形象地展现了“阶级分化”。换句话说，《静静的顿河》不是没有描写阶级斗争，而是象许多大作家的名著一样，达到了寓阶级斗争于客观形象描写之中的境界。
应该说，绥拉菲莫维奇的这番分析不仅是对他喜爱的一位同乡后进所作的辩解，同时它也对健康地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评价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不过，绥拉菲莫维奇对肖洛霍夫的态度从来不是一味偏爱、袒护，就象他在 《顿河的故事》序言中要求肖洛霍夫“需要认真学习”一样，在这篇序言中，他又再一次而且更加明确地告诫肖洛霍夫：
如果年轻的作家不能深入到无产阶级当中去，如果他不善于同样出
奇制胜地摄进工人阶级的面貌，汲取它的运动，它的意志和它的斗争，如果不能做到这一切，那么这个刚刚成长起来的作家就要毁灭。如果他
不善于吮吸共产主义的伟大说学，深刻地体验它，这个作家也会毁灭。这段话，放在了序言的最后，成了序言的结尾。显然，绥拉菲莫维奇并没有因为肖洛霍夫确有艺术才华而放弃了对他在政治上提出更高的要求，他要求肖洛霍夫努力地学习“共产主义的伟大学说”，并加重语气警告说，如果不这样做，肖洛霍夫就会“毁灭”。
热情的褒奖加上语重心长的告诫，《静静的顿河》得以在《十月》杂志上顺利发表，并立即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欢迎。但是，争论并没有结束。
1929年3月，《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前十二章在《十月》杂志上连载完毕，过了三个月苏联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在一封信中谈到了他对这部小说的看法：
当代名作家肖洛霍夫同志在他的《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
误的东西，对塞尔佐夫、波德焦尔科夫、克利沃什吕柯夫等人做了简直
是不确实的介绍。但是，难道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静静的顿河》是一
本毫无用处的书，应该禁止出售吗？
斯大林的批评不能说不严厉，然而，他并没有全盘否定《静静的顿河》，更没有动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干预、阻止这部小说的出版发行。
至少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表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大政治家的明智的宽大气度。
但是一些也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小人物，态度却比斯大林激烈得多，心胸也狭窄的多。1929年9月8日，顿河罗斯托夫边区共青团的《布尔什维克接班人报》发表了尼古拉·普罗柯菲也夫的 《纯文学的创造者》的文章。这篇文章猛烈批评《静静的顿河》是“脱离现实政治的纯文学”，进而指责肖洛霍夫“用自己家的小百叶窗”同社会隔离开来，“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甚至谴责肖洛霍夫是“富农和反苏维埃分子的同谋”，他的小说是“纵容富农，为富农的利益进行辩护”，站在了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上。
普罗柯菲也夫的文章使对《静静的顿河》政治倾向的批评达到了从未有的高度。从文章的论点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