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永恒的顿河-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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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柯菲也夫的文章使对《静静的顿河》政治倾向的批评达到了从未有的高度。从文章的论点和措词来看，这篇文章已经不再是文学批评，而是政治谴责和人身攻击，说其中充满了火药味，也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从《十月》杂志编辑部到普罗柯菲也夫，用一种“左”的眼光来评价《静静的顿河》，是当时社会氛围、文学创作的风气下形成了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持这种看法的人并非都是小人，他们的批评也并不都是出自嫉妒或个人恩怨。他们生活在那样一个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此起彼伏的年代，他们习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评价一切。毫无疑问，文学是有阶级性的，作家也是有政治倾向性的，新兴的苏维埃国家也有权力要求自己的作家在政治上与国家的政权保持一致。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把文学的阶级性夸大了，绝对化了，似乎文学的阶级性成了判断一部文学作品价值的唯一的标准，作家的政治倾向性也只是作家在作品中发表自己的政见，直接地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而不是通过人物和故事来表现自己的政治倾向。按照他们的标准，文学作品只能写成政治标语，作家也只有一种姿态，即充当政治宣传的鼓动员。显然，这样做只能窒息文学创作的发展，扼杀作家的艺术生命。
因此，这些从“左”的角度责备肖洛霍夫的人，尽管他们的动机也许并非很坏，结果却同那些嫉恨肖洛霍夫的谣传制造者所起的作用一样，同样是很恶劣的。
肖洛霍夫于1929年9月末到罗斯托夫边区党委和北高加索作协，要求组成调查委员会，澄清普罗柯菲也夫文章中所列举的“事实”。接着，他在10月初又写信给《布尔什维克接班人报》，以及《高潮》杂志，声明普罗柯菲也夫的指控毫无根据，并明确表示：
我完全赞同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我坚信，在苏维埃经济改造时期，压制囤积余粮的富农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仅仅根据这一点，我就不可能是富农利益的捍卫者。
在这以后，由北高加索作协正式出面，郑重宣布肖洛霍夫是“无产阶级作家”，这才使他免受普罗柯菲也夫们的继续的攻击，得以继续写作 《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
到1929年年底时，形势看来比一年前有了明显的好转，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围绕《静静的顿河》产生的各种争论在1929年掀起的轩然大波，其余澜荡漾，连漪犹存，将持续影响肖洛霍夫的写作。1930年3月，《十月》杂志编辑部通知肖洛霍夫，将不再发表有争议的（实际上他们认为是有错误的）《静静的顿河》第三部。
这就使肖洛霍夫再度陷入困境。
但1930年出现的另外两件事，使肖洛霍夫在困境中又获得新的希望。
一是当时苏联文学界的泰斗、其时正在意大利休假的高尔基邀请肖洛霍夫赴意大利作客；
二是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两次会见肖洛霍夫，并进行长谈。
史诗三重奏 （中）
肖洛霍夫接到高尔基的邀请，即转道德国赴意大利。他在柏林等待意大利使馆的签证，等了三个星期，意大利大使馆仍拒绝给他签证。无奈之余，肖洛霍夫只好返回顿河故乡约维申斯克镇。
这两颗二十世纪俄苏文坛上的巨星此次因而未能会面。
当然在1930年之际，高尔基在苏联是一颗璀灿的如日中天的巨星，而肖洛霍夫能不能在星空中占有自己的位置，还是一个问题。
虽然没有见到高尔基，肖洛霍夫却紧紧抓住了这样一次机遇，他把《静静的顿河》的手稿以及第三部所涉及到的一些历史背景材料都寄给了高尔基，请他审阅并提出意见。显然，这是肖洛霍夫向高尔基伸出求援之手。他知道，在《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发表以后，高尔基曾称赞肖洛霍夫是“有才能的”，甚至说过肖洛霍夫是当时文坛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天才”之一。
手稿寄出了一个月，肖洛霍夫没有得到回音，于是他又写了一封长信给高尔基，详细地谈了他创作《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情况，他为什么要如此来写，其依据是什么，信中的焦点，是驳斥《十月》杂志编辑部对《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批评。
不知为什么，高尔基没有直接给肖洛霍夫回信。但是他的确看了《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手稿及有关背景材料，并且给《十月》杂志编辑部负责人亚·亚·法捷耶夫写了一封信，谈到了他对这部手稿的看法。
这又是一件颇为蹊跷的事——高尔基给法捷耶夫的信即使在后来也未曾发表，只是信中的一些片断被公开出来。这些片断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对肖洛霍夫才华和《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充分的肯定，高尔基说：
《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是一部具有很高价值的作品，我看，它比第二部更有意义，比第二部写得好。
肖洛霍夫非常有才华，他可以造就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苏联作家。
同时，肖洛霍夫创作在高尔基看来亦非无懈可击，信中的第二层意思，是指出肖洛霍夫有时不能把自己的立场同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立场明确地区分开来。
高尔基来信中谈到的两点都很有份量。第一点不仅明确指出《静静的顿河》第三部写得很好，而且明确说第三部比第二部“更有意义”，写得更出色。《十月》杂志编辑部既然已经发表了《静静的顿河》的第一、二部，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发表获得高尔基高度评价的更出色的第三部呢？高尔基来信中的第二点，从字面上看只是说肖洛霍人有时把自己的立场同小说的主人公的立场混为一体，但实际包含着一个相当严厉的批评，因为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在小说绝大部分描写中，是一个抗拒、反对并且与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政权、红军作战的白匪军！这第二点也就是说，肖洛霍夫的政治立场至少在有的时候是成问题的，人们对肖洛霍夫创作的政治倾向的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
高尔基对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的评价与绥拉菲莫维奇的评价很相象，两个人都是既有赞扬，又有批评，总的来说是以赞扬、肯定为主，但批评也来得尖锐、有力。
肖洛霍夫没有得到高尔基对他寄去的手稿所作的回答，也不知道高尔基在给法捷耶夫的信中已经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见解，于是他在1930年6月6日给高尔基的长信中详细地叙述《静静的顿河》第三部为什么几乎用了整整一部的篇幅来写“1919年顿河上游的哥萨克暴动”，又驳斥了《十月》杂志编辑部对小说第三部的责难。这封信成了研究肖洛霍夫的思想和创作、特别是研究《静静的顿河》的最重要的资料。尽管肖洛霍夫以后还有很多公开的讲话和文章谈到《静静的顿河》，表白自己的思想见解，但那些都已是事过境迁，而且是在肖洛霍夫已经在文坛占有了几乎是不可动摇的高位时谈的，远不及这封身处逆境、渴望得到文学界的权威的理解和支持时写的私人信件那样坦诚和直率。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一个人没有什么地位而且又遭到攻击危胁时，他会出自本能地来保护自己，勇敢地为自己辨护；而当一个人已经身处高位时，他关于自己的一些话，就难免掺有水分，甚至为维护自己的形象、地位而言不由衷。
在这封信中，肖洛霍夫特别强调了一点，即《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所写的1919年顿河上游哥萨克暴动全部都是历史的事实，他只不过是“不加任何渲染的描写了暴动之前的严酷的现实”。同时，他对这场暴动之所以发生，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发生暴动是由于对待哥萨克中农采取过火行为的结果；第二，这种情况被在顿河上游地区工作的邓尼金的特使所利用，他们将不同时间的零散的小型暴乱事件变成为涉及所有人的有组织的行动。”这两点看法，实际上也就是说，1919年顿河上游哥萨克暴动的发生，与当地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在执行政策中的失误有直接关系。如果说应该由什么人来对暴动承担责任的话，那么不应该是当地的哥萨克，而是在当地激烈对峙战斗的双方——一方是执行政策中犯了错误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一方是企图利用哥萨克来反对苏维埃的邓尼金匪军。
肖洛霍夫在信中还引用了苏维埃政府的一些文件和著作，来证实自己的分析是有理有据，并不是孤掌难鸣的。例如，《红军在战争时期的政治工作》一书就承认：“1919年春在顿河哥萨克当中施行的 ‘斗争哥萨克’的政策，导致红军后方顿河地区许多村镇全民性的暴动，导致南方战线的失败和邓尼金开始长期的进攻。”
肖洛霍夫因此而强调：
我应该反映斗争哥萨克的政策和欺压哥萨克中农的错误的方面。因为不写这些，就不能揭示暴动的原因。不然，就这样无缘无故的，不仅不会发生暴动，甚至连跳蚤也不会咬人。
同时，肖洛霍夫还向高尔基透露，他在描写暴动经过时，还“有意识地放过了成为暴动的直接原因”的某些血淋淋的事实，例如“在米古林斯克镇不经审判就枪毙了六十二名哥萨克老头，”又如在“喀山斯克镇和舒米斯克镇六天当中枪毙的哥萨克数目十分可观，竟高达四百余人之多”，“村里和镇上经济比较富足的上层——商人、神父、磨坊主，只要缴纳赔款就算完事了，而常常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哥萨克却要挨枪崩”。
在这种情况下，肖洛霍夫很自然地认为，在苏维埃政权里，有一些混水摸鱼、本质恶劣的“低劣分子”。他在《静静的顿河》第三部中也真实地刻划了这类“低劣分子”，其中有的人是红军中的一般战士，也有的身居高位，例如第九军政委马尔金——肖洛霍夫在信中特别指出，马尔金“确有其人”，他的确干过不少坏事。不过，肖洛霍夫也表示，他写这些“低劣分子”目的是把他们作为小说中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对立面，说明正是他们“歪曲了苏维埃政权的思想”。
肖洛霍夫指责《十月》杂志的编辑们既不了解1919年暴动的历史背景和基本情况，又不理解他在《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所写的是“历史的、真实的”。他们批评这部小说的依据只是一种“十分幼稚可笑的成见”，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在原著的一章中，写到了红军战士进入鞑靼村的情景：“骑兵们（红军）坐在龙骑兵式的马鞍上不停地抖动着身体，极难看地上下颤动着。”《十月》杂志编辑在这句话的旁边画了一条黑杠，认为这种描写很不合适，有损于红军战士的威武形象，应该删去。
肖洛霍夫说：“画黑杠的同志为什么要发怒，为什么要如此热心地对我表现他的带着三个 ‘革’字的革命性，我不明白。”“他大概不知道，红军不是骑兵，当时骑马的本事很差”，“重要的问题并不是马骑得不好，而是骑马骑得不好的人最终战胜了骑马骑得极好的人。”
在信的最后一部分，除了再一次吁请高尔基理解、支持自己，肖洛霍夫也象批评他的人那样，把《静静的顿河》第三部引起的争议提到了政治的高度：
关于对待中农的态度问题将会长期地摆在我们面前，也摆在要走我们革命道路的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人面前。去年的合作化和过火行为的历史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同1919的过火行为相类似，这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在叙述了自己为什么要描写 1919年顿河上游哥萨克暴动的历史事实之后，再加上这一段话就显得非常有力量——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无产阶级作家，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难道不应该从历史和现实的失误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吗？难道还允许过去的失误重演吗？
高尔基收到这封信以后，如同他收到《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手稿一样，没有直接写信答复肖洛霍夫。也许高尔基认为自己的看法此前已经写信告诉了法捷耶夫，现在没有新的看法，也就可以不必再给肖洛霍夫去信；也许高尔基看了肖洛霍夫的信，认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已不单是《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某些描写是否合适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当时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许多重要的有争议的方面，甚至也涉及到当时敏感的政治问题，他不便也不愿直接出面来讨论这些敏感的问题。总之，高尔基选择了沉默来作为回答。
尽管此刻沉默，高尔基毕竟已在给法捷耶夫的信中充分、明确地肯定了
《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这就使原先对此书持批评态度的法捷耶夫——他是《十月》杂志编辑部的负责人，同时又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不便继续阻挠此书的发表。经过1931年上书高尔基，肖洛霍夫的处境进一步好转。他继续动手修改第三部的手稿，手稿也得以陆续在 《十月》杂志上发表。到了次年即1932年10月，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定稿工作，并由
《十月》杂志全文刊出。
围绕着《静静的顿河》前三部的创作和发表，我们看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在肖洛霍夫的写作过程中，最早理解、并且支持他的是比他年长了许多的绥拉菲莫维奇、高尔基等老一辈作家，而对他持批评态度、有时完全和他站在对立面的，则是与他年龄相仿的比较年轻的作家。如果没有绥拉菲莫维奇的全力支持，《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就不可能与读者见面，其第三部的写作也难以继续下去，如果不是高尔基出面首肯，《静静的顿河》第三部也很可能半途夭折。这表明，肖洛霍夫与老一辈作家，与这些从十九世纪开始创作的作家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在自己的同龄人中间，即那些与肖洛霍夫同样生于二十世纪初、在十月革命以后开始创作的作家中间，肖洛霍夫倒往往是不大被理解、被接受的。
在别的国家、其他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类似的情况，“代沟”不一定是依据生理的年龄来划分的，有时倒是老作家与新作家心灵沟通，而新作家与新作家之间彼此却难以交流，缺乏共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学现象。
从肖洛霍夫给高尔基的信和绥拉菲莫维奇为《静静的顿河》所写的序言、高尔基给法捷耶夫信中对《静静的顿河》的评论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追求确有相通之处，他们最重视的是用自己的作品表现俄罗斯人的真实的生活、性格、灵魂和命运，同时也很重视作品在表现这一切时的生动、形象、有力。他们都把表现生活的真实放在第一位，生活的真实不是虚构的，依照某种理论框架限定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实实在在的生活与生活的真实是同义语，而文学创作的使命就是让实实在在的生活再现于作品之中。根据这样一种追求，作家必然会以是否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作为创作和批评的基本依据，而不是以是否符合某种理论或观点作为创作和批评的基本依据。当肖洛霍夫一再强调《静静的顿河》描写的是生活的真实时，当绥拉菲莫维奇称赞肖洛霍夫的描写是“真实的和无可争议的”时候，当高尔基肯定肖洛霍夫“非常有才能”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根据同一个原则做出的判断。
就这一点而言，绥拉菲莫维奇、高尔基、肖洛霍夫都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伟大传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