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部保密局内幕-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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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
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是解放前蒋介石集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特务机关，它是继承了特务头子戴笠
的衣钵，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改组而成立的。我从１９４６年７月１日这个局
成立到１９４８年４月间，曾在该局局本部内担任总务处处长兼财产清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１
９４８年５月到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９日云南和平解放前，任该局云南省站站长，对该局成立前后
情况及种种反共反人民与历次大屠杀大破坏等等罪恶活动有一些了解。现就个人亲身经历和所见
所闻，分别写出。
改头换面，汰弱留强
１９４６年７月１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
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为副局长。从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７日
军统局代局长戴笠摔死以后，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人民都希望能真正走向全国团结一
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各方面对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构，都希望能按照中国
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早日撤消。但蒋介石对如何完整地保留这一组织，可说真费过不少苦心。戴笠
刚一 死去，他便急于挑选戴笠的继承人，同意毛人凤向他提出的建议，在郑介民与唐纵之间挑
选了郑介民代理军统局长，实际由毛人凤主持一切。毛人凤的这一建议完全是有他自己的打算
的。因为戴笠生前每次出门总是把军统工作交由毛人凤主持，而名义上却请郑介民代为负责。郑
本身兼职很多，也很了解戴的个性，对军统工作和人事、经费等一向不愿多加过问。戴出门期
间，他每天虽抽出一些时间去军统办公，也只在毛人凤拟好的文件上批上一个“照办”或
“可”，极少更改毛的意见，因此与毛相处很好，与戴也从不曾发生过冲突。
而唐纵却为人拘谨，事必躬亲。在他任军统局帮办期间，对军统人事、经费虽不过问，在工作方
面却常有与毛人凤不同的意见。毛人凤生怕戴一死由唐来代理，便向蒋介石说军统大部高级人员
对郑很好，而和唐的关系比较疏远。蒋介石听从了毛的意见，无形中就把唐纵挤了出去。加上郑
介民当时正在北平任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执行蒋介石交给他对付中共的阴谋活动，无
暇兼顾保密局的工作。毛人凤便利用这一机会扩充个人势力，逐渐把郑介民在该局的关系削弱，
并找郑的缺点进行攻击。到１９４８年初，毛人凤终于取代郑介民，当了保密局局长。从戴笠死
后，在这个特务集团中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和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
争权夺利的斗争非常激烈。他们表面上一团和气，而骨子里却水火不相容，直到相互残杀。这些
情况，我将专门以一章来叙述，这里从略。
戴笠刚一死去，连国民党内部一些人也提出过裁减军统的意见，因为这些人平时对军统和戴笠的
种种作法非常厌恶。
他们在反共、反人民方面虽然目标相同、意见一致，而在本身利害方面却与军统时相冲突，一向
是面和心不和。戴笠在世时，由于得到蒋介石的格外宠爱，大都畏惧他几分；戴死之后，这些人
便想趁机来一次分赃和报复。例如，反对最力的陈诚，便是想在裁减军统之后，扩大他自己的特
务系统，希望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张振国能把军统部分机构和人员接收过去。而陈立夫、陈果夫等
ＣＣ派首脑，便想趁机打垮军统之后扩大中统特务组织，加强中统职权。孔祥熙在当时也表示过
军统不应再拥有和过去一样庞大的组织与巨额的开支，这是由于戴笠杀过给他弄钱的心腹林世
良。至于过去复兴社中的一些太保之流如邓文仪、康泽、贺衷寒等人，则是想由自己来分掌特务
组织，扩充个人势力，所以也跟着叫喊要缩减军统。在此四面楚歌声中，由于得到蒋介石的格外
爱护和宋子文、胡宗南等的全力支持，这个特务组织才又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
当初在没有决定将保密局附设在国防部之前，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石建议把军统改为
“国防警察局”。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工作的职权范围。
以后决定附设在新成立的国防部时，毛人凤又建议仍然保留调查统计局这个名称。蒋介石自己也
很清楚，调查统计局这块招牌上涂的鲜血太多，再拿出来实在太不雅观，便采用“保密局”这样
一个比较隐讳的名称。当国防部各厅局的名称和组织及人数、经费等都已决定好了，最后才提出
保密局来。
这个组织在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曾经一度发生过“难产”的过程。
保密局成立前后，蒋介石所最为关心、考虑也最多的问题，倒不是用这一个名称或那一个名称，
而是戴笠死后的继任人能不能和戴笠一样，把戴经营了十多年的这个庞大集团很好地领导起来，
继续为他效命；其次是这个集团今后在预算以外的庞大开支怎样支付的问题。戴笠在世时，对这
笔见不得人的巨款，大部分自行筹措。抗战期间，戴笠制造沦陷区行使的伪币去榨取沦陷区人民
的血汗来充实特务经费的作法，胜利后已行不通。蒋介石为了避免以后由他经常下手令，按月支
付预算以外的巨额特别费，便再三考虑怎样能使保密局做到“自力更生”。他多次找毛人凤、郑
介民研究这一问题，最后决定把军统在抗战胜利后在各地接收敌伪的现金财宝，不送交敌伪产业
管理局，而准许交由保密局留下来作为本钱。
此外，蒋介石还准许保密局经营接收敌伪的一些企业，并把与美国特务合作的“中美特种技术合
作所”的剩余物资，一 并交由保密局经营，以便将盈利所得作为预算以外的特务活动费用。但
蒋介石对郑介民、毛人凤、唐纵，又不像对戴笠一样放得下心，便加派在他身边多年的机要室主
任毛庆祥共同主持这一工作，由他们四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经多次研究结果，决定把军统在上
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接收的敌伪产业、企业和中美所剩下的２０００辆十轮大卡车、印刷
机器、照相器材等集合起来，组成一个“三有公司”，由毛庆祥任董事长，其余为董事，以军统
大特务戴颂宜为总经理，总公司设在上海圆明园路。
当时属于“三有公司”经营的企业，在南京方面，有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裕丰纱厂，由保密
局经理处长郭旭兼任经理。有开设在南京最热闹地区花牌楼安乐酒店对面的亭亭照相馆，全部是
中美所留下的器材，由军统摄影师王文钊任经理。这是当时南京规模最大，资金、器材最雄厚的
一家照相馆，业务除照相外，兼售各种器材，还出租照相机，代客拍摄家庭生活电影。它一面为
保密局赚钱，一面也从事一 些特务方面的活动。还有开设在中山路的鸿业印刷文具公司，由军
统“四一”印刷厂厂长李如澍任经理。这也是当时南京规模最大的印刷公司，资本雄厚，使用中
美所留下来的美国最新式的电动印刷机，还兼营文具纸张。原来还准备与南京江南汽车公司合
作，由保密局拿出５００辆卡车改装成为客车，曾由我与江南公司总经理吴琢之接洽多次，以后
他们怕惹不起这班人，才没有合作起来。在上海方面，则有由日本人经营过的东方渔业公司，拥
有４０艘渔轮，可以出远海捕鱼，并有自己的冷藏仓库。另外有由中美所５００辆十轮卡车组成
的启明运输公司，专办上海附近各线的货运，由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任经理。还有一处
大型锯木厂和一处三夹板厂，都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均由陆根泉代为经营。在北平方
面，有一处日本人经营的无线电器材制造厂、一处中型旅馆和几处仓库，天津也有一些仓库和冷
藏库等，都是由军统中一向搞商业活动的白莲丞经营。“三有公司”除了经营以上企业外，还兼
做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活动。因为保密局掌握有全国经济情报，资本又多，人员可以随时大量
调用，自以为由这些人出来经营企业活动是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最优越的条件，从此可一
帆风顺，一本万利，保密局会有用不完的盈余，所以决定采用“三有公司”这个名称。而一些了
解这家公司内幕的商人，却把它说成有势、有钱、有人，都不敢去惹它，害怕赔了老本还要吃官
司。
蒋介石为了准备自己当大总统以后，表面上要装出一套民主作风，继续欺骗人民，对过多的特务
经费不愿再由自己批发，便及早煞费苦心安排下来这一着棋。最初由于条件太优越，尚能差强人
意，赚过不少的钱，但以后却越来越不行了。因为条件虽优越，可是经营的人都是些外行，加上
作风恶劣，一些转到这些部门工作的特务还是老一套对待人的办法，丝毫不曾改变，不但官架十
足而且动辄凶横霸道，蛮不讲理，别人光顾一次之后，便不敢再度问津。特别是层层负责人都挪
用公款经营自己的生意，加之法币天天贬值，收入的现金只要迟交一两天，便可获不少利润，而
售出的东西却再也买不进来。当经手的特务们每人腰包里都装进不少黄金美钞之后，最后终于把
“三有公司”弄得垮台完事。蒋介石在刚一胜利时还有所顾虑，等到他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反
共反人民的真正嘴脸已暴露无遗，就再也没有什么地方还要避讳，因而对特务经费的批发，仍旧
恢复和过去一样。他这时只要求特务把全副精力用在反共的活动上，便同意了毛庆祥、毛人凤的
建议，把“三有公司”的产业全部出售，不再从事经营。
保密局还没有成立之前，军统经费已经感到月月入不敷出。郑介民一看这情况，知道再拖下去便
不得了，常常说他不能和戴笠一样生财有道，只能量入为出。１９４６年５月前后，当他匆匆由
北平赶回重庆时，便和毛人凤、唐纵商量，决定开始裁汰内外勤人员。过去戴笠在世时，只准进
不准出的一 套作法，一向被人看成参加军统便是拿到了铁饭碗，可以吃一辈子。这时，铁饭碗
也随同戴笠乘坐的专机一样摔得粉碎了。郑介民的办法，不但准许任何人员请长假自谋工作，而
且对一些资历浅一点、人事关系少一点、能力差一点的人员，更采用遣散与送往军官总队去转业
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抗战时，军统全盛时期，内外勤特务不包括武装特务部队便有近５万人左右。直接在军统局领取
薪津的在后方有１７６００多人，在沦陷区有６０００多人，海外各地有２０００多人，其余半
数则分散在各公开特务单位，不在军统局开支。胜利后，一 些战时性质的机关相继撤消，这一
大批过去不由军统开支的特务，这时又都回到军统请求另派工作。按照军统惯例，特务们在没有
派定工作的“待命”期间，照样要发给生活费。这样一来，经费便更感到紧张，几乎月月要先向
军需署透支。蒋介石对此也大伤脑筋，便同意采用汰弱留强及整顿经费等办法，准许动用一部分
接收汉奸的财物珠宝之类东西，变价出售来发遣散费。对死亡了的特务的眷属，也一次发给一笔
抚恤金之后，便不再负担他们的生活费。按照军统过去办法，因公死亡的特务遗属，每月或每年
要发生活费或补助费，其子女入学，也由军统负担。１０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遗属遗孤数以千
计，这一笔开支也很不小，并且无法报销。这一次便发给约可维持３个月到半年的生活费之后，
便不再置理。当时这些措施，在郑介民和毛人凤看来是他们的得意之作。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手
法，的确可以使以后经费的收支渐渐上轨道，不会再和过去一样乱抓乱用。戴笠虽然弄过不少的
钱回来，但是没有积累，弄得越多，开支也越大，会计部门经常在过年三十夜，天天在喊钱不够
用。经过这次大肆整顿，情况是好了一些，但一些被遣散和被送到军官总队去的特务，以及拿到
几个月生活费的遗属，却对此大大不满，到处充满怨恨之声。不过少数自动请长假离开的大特
务，却又极力歌颂这一 处置。因为他们大都已经腰缠万贯，戴笠不死，还天天在担心被人揭
发，要出问题了想走也走不了；这样一来，正合了他们的心愿，可以无忧无虑地去享受下半辈子
的清福了。而一些被遣散与送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人，由于他们平日与外间关系少，贪污敲诈得
到的钱也不太多，并且因为来得容易，也花得痛快，满以为有此靠山何愁没钱可用。但是，当他
们还在军统工作时，在社会上还有一批酒肉朋友，彼此互相利用，各方面还卖卖帐，等到他们离
开之后，再去找这些朋友时，便都采回避敷衍的态度。例如一些担任检查工作的特务，当他们在
水陆码头上耀武扬威的时候，一些轮船上的负责人和私车老板、运输商人，对他们真是恭维备
至，一旦知道他们已离开了军统而去找这些人想要点工作做的时候，态度立刻改变了，再也不和
他们称兄道弟，有的还送上几文钱打发一下，有的干脆不理。这时，他们才感到离开军统活不下
去了，想再回来又不可能，做生意又没本钱，过去那种为所欲为的日子已不存在。到军官总队去
的人只能拿到有限的生活费，住在挤满人的宿舍里，吃着部队一样的伙食。这些过惯了舒服生
活、花惯了钱的特务们，要他们过那种日子，莫不叫苦连天，怨声四起，再想见一见郑介民和毛
人凤都不可能。
这时他们越来越怀念死去了的戴老板。在重庆的一些特务，经常跑到戴笠生前在中美所松林坡的
一座别墅去痛哭，因为戴死后这里已被特务改为祀奉戴笠的“戴公祠”。另外那些一向靠军统抚
恤过活的遗属，也很快把发给的一点儿钱花完。他们仗着自己的亲人曾为军统卖过命，戴笠在世
一再答应养他们一辈子，他们便不管是谁负责，还是经常吵着要钱。保密局从成立到解放前逃往
台湾，一直没有停止过处理这类问题。
这次裁汰人员的标准，主要是保留“核心分子”与“基本人员”，对一般特务则进行挑眩当时被
军统称为“核心分子”的，大多是指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军统的老特务；“基本人员”则多系抗战
期间军统各个特务训练班所毕业的学生；“一 般分子”则多为抗战期间从各公开机关中吸收来
的和私人介绍进来的，以及由士兵中提升起来的。保密局成立后，把每年从士兵（主要是内外勤
单位中的勤杂士兵）中提升一定比例的人参加军统组织的办法取消，不再吸收这类人员，当时军
统送往各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特务，前后达到两万人左右。
重庆最多，有５０００多人，西安３０００左右，江西８００多人，其他各地也都是几百到一两
千。
当军统大量裁减人员还正在进行的时候，真是弄得人心惶惶，不但被裁的人员感到不满，连被保
留下来的一些人也同样不满。毛人凤在表面上虽不敢反对，但内心却是希望多保留一些。他同意
军统特务们的说法，军统在抗日与反共方面卖过不少气力，也死过不少的人，自命是抗日与反共
的有功之臣，不应当在抗日胜利以后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