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部保密局内幕-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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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员；此外，还有一个搞学运的学运指导员和搞工运的工运指导员与几个直属省站的情报员；
另有一个由局本部督察室派去的督察员，受督察室和站长的双重领导。省站一级大都由电讯处配
有一个电讯支台，各组设有组台，由支台直接和保密局总台联系。这个支台是站的配属单位，不
受站长领导。支台一 般有两三部大型电机，组台都是小型的特工机。
各地站长我记得姓名的有：北平站，先后由黄天迈、乔家才、王蒲臣任站长；河北站（设保
定），由杨清植、孔觉民任站长；天津设有两站，一站专搞一般情报，二站专搞外事情报，一站
由吴景中、李俊才先后任站长，二站由黄天迈任站长；山西站为田*#；山东站许先登；青岛站梁
若节，河南站刘暨、杨蔚；陕西站侯定邦、王鸿骏；甘肃站任冠军；新疆站佘万癣饶铁珊；拉萨
站谭兴沛、萧崇清；云南站王微苏子鹄、沈醉；贵州站钱霁林、周养浩、陈世贤、汪剑英；川西
站（蓉站）杨超群、吕世琨；重庆站吕世琨、李修凯；康定站董士立；湖北站余克剑、黄藩初、
谢经武；鄂北站杨振铎；湖南站唐乘骝、黄康永、夏松；江西站邓树勋、王迈夫；安徽站唐玉
昆、翁一揆；南京站叶翔之、钟贡勋、黄加持、张明扬；上海站王新衡，刘芳雄、王方兰；苏南
站李修凯、陈楚之；苏北站陈轶珍；浙江站章微寒、毛万里；福建站陈达元、王调勋；台湾站郭
寿华、林顶立；广东站郑鹤影、冯德恭、郑星槎；广西站苏业光、钟可庄；香港站李惟棉、谢力
公、杨华波、刘芳雄。我记不得站长姓名的站，还有承德、沈阳、长春、察哈尔、绥远、河西、
宁波、琼州等。在国外的有韩国、西贡、新加坡、曼谷、开罗、卡拉奇、菲律宾等。以后在站以
上又有过一些高一级的组织，如东北督导室，由文强任主任；西南特区，由徐远举任区长；西北
特区，由胡子萍任区长。１９４９年国民党政府逃到广州时，又成立了广州办事处，由郭旭兼主
任。以后又成立过重庆办事处，由唐治任主任。
毛人凤领导保密局的工作，仍旧用戴笠的老一套办法。局本部副处长以上人员，中午仍在一起会
餐，一边吃饭一边商谈一般性问题，有关人事、经费等当时即提出解决。外勤省站正副站长到南
京，也往往被邀去参加这种会餐，一些问题也能很快得到解决。因各单位负责人都在一起，当面
商谈，不经过许多科股的周折，这样也逼得各单位负责人非看公文不可，不然临时提出问题接不
上头，当场出丑。有些人便专门叫部下给他把一些公文摘出要点，带在身边去吃这顿饭，以便毛
人凤询问时，万一记不到，可以翻开看。毛人凤对这一 工作抓得很紧，无特别事故，他几乎每
次必到，每到必提出一些问题来谈。
另外，在和一些公开特务机关的联系上，毛人凤也保留过去军统时期的一套，每月约请宪兵司
令、中统局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二厅厅长等开会一次。毛人凤特别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
的那条马路上买下一幢房子，取名叫“诚庐”，作为各单位首脑开会之用，对一些有关对付中共
及镇压民主爱国运动等问题，便在这个会上提出，以便各特务机关采取一致的步骤。毛人凤规定
各省站长，必须参加各地省一 级的特种会报，以便在反共方面能与各方面多取得联系，互相配
合，以加强反共力量。他还规定各省站长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公秘会报，由各省站出面约集该省所
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负责人亲自参加。会上先由省站长报告该省一般情况及保密局有关工作的指
示，然后由各单位负责人轮流报告自己单位中一月来的工作，并相互提出一些共同性问题进行研
究和讨论，会议完毕，还得向保密局汇报。这便是过去军统一贯的秘密领导公开的传统作风，在
保密局时期，一直被保留下来。不过有些地方已经流于形式，大多数地方却能坚持执行。
但秘密单位对公开特务机关在人事上的控制，却远不如过去戴笠在世的时候那么严格。省站向公
开机关安置人员时，站部的介绍信往往不发生效力，而必须由站长先与各单位负责人商量好之后
才能接受。
保密局时期所控制的公开特务机关既不如过去军统时期那么多，而且在控制的程度上更远不如过
去。当时最大的全国警察总署，由于是唐纵领导，表面上虽然是接受保密局的控制运用，实际上
是自有一套。这个领导全国警察的上层机构，若戴笠不死，不一定会落到唐纵的头上，也很有可
能落到与戴笠争夺警察领导权的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身上去。李在抗战胜利后所拟的十年
建警计划，当时很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加上有戴季陶等从中极力支持，而戴笠又忙于搞海军方面
与美海军勾结的活动。蒋介石一向是爱使用相互牵制的手段，所以李士珍认为很有把握地能取得
这一位置。不料戴笠一死，蒋介石为了使军统特务们更好地安心为他卖命，便把警察总署交给了
军统。唐纵当了署长以后，一心想搞自己的一套，首先是提出要使警察人员正规化，凡不是警官
学校出身的人不能当警官。这对当时军统所裁编下来的大批外勤特务等于是拒绝接受。唐准备自
己独树一帜，另搞独立的人事系统，保密局介绍去的人不经过他的批准是得不到工作的。虽然警
察总署人事室中的一些主管人事的人员，大都是保密局人事处推荐去的，如刘本钦、汪摄吉等都
是军统时期人事处的旧人，但是不能和过去一样受双重领导，一切全凭唐纵作主。特别是一些大
城市的警察局长的更换，都得由蒋介石亲自决定，郑介民、毛人凤既不便越过唐纵这一关而直接
找蒋介石，而唐纵又只求自己不得罪人也决不肯去为保密局力争。原来戴笠早在抗战期间便把一
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暗中作了安排，不料胜利以后都纷纷由蒋介石亲自另行派定，如上海给了宣
铁吾，北平给了陈卓，连天津也被李士珍的人抢了去，由毛文佐当了局长。戴笠事先准备好的李
汉元，这个替外国人办事、在天津租界干了十多年警察工作的“天津通”，只好去当毛文佐的副
局长。特别是南京的首都警察厅长这一职位，戴笠多年来一直是在培植着任建鹏。南京撤退时，
任建鹏在当首都警察厅保警总队长，他带着一批武装保安警察向重庆逃跑时，便已野心勃勃，早
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带在身边。到重庆后，任建鹏改任内政部警察总队长，一直眼巴巴地望了八
年，好容易等到日本投降，结果蒋介石并没有答应戴笠的要求，而把首都警察厅长一职给了黄珍
吾。这时，戴笠难过极了，只勉强地给任建鹏搞到一个汉口市警察局长。
任建鹏带在身边八年的首都警察厅印信，一次也未用，便交了出去。以后北平警察局长陈卓走
了，宪兵司令张镇又推荐他的参谋长汤永咸去接充，戴笠派去的副局长祝维屏又没有轮到。这几
个大的警察局，直到１９４８年以后才慢慢地落到军统特务手中。先是天津归了李汉元，北平归
杨清植，上海解放前才给了毛森，而南京警察厅却始终没有轮到。毛人凤和军统一些大特务背地
里老埋怨唐纵不肯出力，其实这是蒋介石要应付各方面，使更多的人为他卖力气。按照毛人凤的
如意算盘，警察总署在全国控制的单位中要安置军统所裁编的人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唐纵既不愿
得罪李士珍，又要应付各方面的关系，特别在以后各省保安处与警务处合并改编为警保处时，不
少警保处长都不是军统分子，而给了转业的高级军官，更引起了毛人凤的不满。他常常为此发牢
骚说：“唐先生只会向家里（指军统）要东西，要去了马台街的房子，要去了不少的汽车，要去
了中美所的刑事实验室全部器材，就是不肯要人！”特别是以后唐纵兼任了国防部保安事务局
长，只挑选了赵世瑞等几个人去这个局工作，其余一些人都不是军统分子，这更加深了一些老特
务们的反感。
保密局所控制的第二个公开机构是交通部的全国交通警察总局，先后由吉章简、周伟龙、马志超
任总局长。这个局的成员大都是原来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稽查处和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及忠义救
国军等合并起来的，基本上还能接受保密局的领导。当时几条铁路的警务处长，如京沪、沪杭甬
的警务处长王兆槐、平汉路的朱若愚、津浦路的吴安之、陇海路的程一鸣、胶济路的贺元、粤汉
路的张辅邦、湘桂路的史铭、滇越路的田动云等都是老军统。公路方面，除了公路总局的警稽室
由刘子钦、蔡慎初先后当过主任外，各地公路局的警卫稽查组和各运输处的警稽室也都由军统特
务控制。这个局收容了所有的特务武装部队，改编成为２０多个交通警察总队。
按照过去军统局的传统，国防部第二厅也应由保密局控制。郑介民是以保密局长兼二厅厅长，照
理也不应成为问题。
可是他本人经常不在南京，二厅副厅长侯腾不但不是军统，还想独树一帜，不愿接受保密局的领
导。郑介民兼厅长时期，侯腾表面上还敷衍一下。等到郑介民被免去保密局长和二厅厅长改任国
防部次长以后，侯腾当了二厅厅长，情况马上改变。
不仅保密局不能再控制二厅，侯还想把原来在二厅工作的军统分子慢慢排挤出去，企图在搞情报
方面与保密局分庭抗礼，希望把持军事情报，而让保密局专搞党政情报。毛人凤自己也很清楚，
在军事情报方面抢不过二厅，但又不肯放弃这一 部门的工作，便暗中指使还留在二厅系统内的
军统分子，仍要继续保持与保密局的工作关系，并尽力设法从中去和侯腾捣乱。直到解放逃台
前，双方彼此还是在勾心斗角、互相争宠。
当时保密局控制得最多的是各地的稽查处，这是从抗战胜利后便在各大城市中首先抢到了的公开
单位。如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南京卫戍司令部稽查处长何龙庆、北平警备司令
部稽查处长倪超凡、天津的陈仙洲等等，都是由戴笠亲自安排的，以后一直是掌握在保密局手
中。至于原来大后方的一些地区如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处也一 直没有变动，仍由保密局
掌握。另外，各大城市的侦缉大队或刑警处也都掌握在保密局手中，如北平的刑警大队长李连
福、上海刑警处长廖公劭、重庆刑警处长谈荣章等。保密局在各地掌握了这两种公开特务机关
后，对逮捕、搜查、监禁等方面的活动，可以有很大的方便。毛人凤也特别重视这些单位，死不
肯放手。１９４７年，重庆警察局长施觉民因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干过，自恃来头大，不买这个
帐，把军统派在该局的刑警大队长撤换，用自己亲信何某继任。毛人凤表面上虽同意了，暗中却
指使在重庆的特务进行捣乱，几个月时间连续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案件无法破获。施觉民只好将
刑警大队长又让了出来，还是请毛人凤派人去担任这个职务。当时干这些刑警工作的特务们，不
仅本人大多是帮会流氓头子，同时还掌握有一大批各种门道的小偷、扒手、惯窃。对有权有势的
人丢失东西，他们能在两三天内清出来，原物奉还；对无权无势的人被偷窃后，任你怎样去要求
也不会破案，纵然破获了，东西也不能全部清出。保密局要掌握这些单位，主要是利用这些机构
可以任意搜捕，对一些没有证据的政治犯，可随意捏造一个罪名，栽上一些伪证，便把人抓起
来。
另外，在保密局控制下的还有兵工署的稽查处。这个处成立于抗战初期，原来叫警卫稽查处，胜
利后仍旧保留下来，改名稽查处。保密局内部却称它为兵工稽查处，以区别于各地警备司令部稽
查处。这个处的成立，是专门防止共产党在各兵工厂的活动和镇压各兵工厂的工人。国民党把所
有兵工厂的工人列为现役军人，不准组织工会，对待兵工厂的工人动辄以“军法从事”，这个处
便是专门担任监督工人活动的。
各个兵工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抗战期间由张师当处长，胜利后由廖宗泽当处长。这两人
都是中共叛徒，自认为懂得共产党的一套，但他们在每个兵工厂中，除了迫害过不少工人外，始
终没有听说在哪一个兵工厂中清查出过什么中共的组织。
保密局的外围组织，最大的一个要算“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了。这个组织是由抗战时期戴
笠所主持的“人民动员委员会”扩大起来的。当时戴笠野心很大，想把全国的青帮、洪帮、袍
哥、哥老以及各地的流氓组织统一起来，由他领导，以加强军统外围力量，被邀请参加这个组织
的委员有杜月笙、王晓籁、向松坡、梅光培、刘治陆、杨庆山、杨虎、张啸林、石孝先、田得
胜、范绍增、冯什竹、唐绍武、徐亮……等近百名帮会、袍哥、流氓头子。１９４６年在上海静
安寺路丽都花园开筹备成立大会时，各路人物均赶往参加，为旧社会中少有的盛举。戴笠死后，
该组织由军统大特务徐亮负责主持，不但情况马上改变，领导不起来；特别是在发展组织时，遭
到了ＣＣ和政学系等各方面的攻击与阻挠，主要原因是怕保密局掌握了各地帮会流氓之后，对选
举国大、立委等起操纵作用。郑介民和毛人凤一看风头不对，也不愿为这些开罪于各方，便无形
中停止了活动。这个组织便成了虎头蛇尾，只昙花一现，便烟消云散了。
保密局在工作上除继承了军统的全盘业务外，还特别学会了美国一套造谣、宣传的办法，在第二
处设立了一个心理作战科，专门来主持这部分工作。属于这个科领导的外围机构和组织，主要的
是南京大同新闻社。这个社由军统老特务刘启瑞任社长，军统息烽特训班毕业的特务丁匡华任编
辑主任，专门制造对中共、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诬蔑材料。这个社的外勤记者到各处去活动
时，并不是采访什么新闻，而是假借记者身份从事特务活动。它的稿件来源是由心理作战科供
给，通过它发出去。心理作战科专门从接近解放区的特务们发回的情报中，摘出一点儿半点儿来
加以颠倒黑白，编造出一套东西。如接近解放区的特务获得了某天在某地开过什么会的消息，他
们便根据这一点来编造一套开会的内容，来进行诬蔑宣传。当时在武汉还有一个汉潮通讯社，也
是搞这些把戏的。另外在上海、东北、重庆、贵州以及昆明等许多地方，都先后办过这类通讯社
和报刊，并替胡文虎在香港、南洋等地主办星系报纸如星岛、星洲等。其中最甚的要算在重庆所
办的《新华时报》了。由于当时中共在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深得各方面人士的赞扬，所起的
政治影响太大，特务们虽曾在几年中日以继夜地想方设法来扼杀该报的发行，用尽了一切卑鄙伎
俩，采用过打报馆、殴报童、拒绝传送、邮局查扣等等手段，而该报始终没有一天停刊。越是这
样，爱看的人越多，越是相信该报。在无可奈何之下，重庆警察局刑警大队长（以后改刑警处，
任处长）谈荣章便自告奋勇，向保密局建议应以报纸对报纸的办法来和中共作宣传上的斗争。毛
人凤马上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允许给以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