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部保密局内幕-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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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凤马上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允许给以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和稿件的供应。为了报纸的名称
问题，特务们曾绞尽脑汁，最后才决定取名为《新华时报》，一可混淆视听，一 是说明要与
《新华日报》相竞争。谈荣章自任发行人，把他的老婆、军统黔阳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薛树华捧
出来当社长；又以专门从事于新闻界活动的特务陈兰荪为编辑主任，拉拢一些无聊文人和漫画家
如高龙生等来撰稿作画。军统除先后拨给了房屋外，还把原来“四一”印刷厂的印刷机、工人等
全部拨给他们，满以为凭这张报纸的发行，便可在重庆压倒《新华日报》了。《新华时报》发行
时除了在各报大吹大擂一 番之外，并由刑警大队的队员们分途到各商店去强迫商人、市民订
阅。谈荣章为了诬蔑中共，特派人到川西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地方去搜集材料，把过去国民党军队
追击红军时集体屠杀的大批无辜人民、连小孩也在内的坟墓掘开，将一堆堆的白骨摄成照片，颠
倒黑白地指为红军屠杀人民的证据。不管他们怎样费尽心机，但丝毫不能发生预期的效果。看这
张报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些被迫订了这份报的人，收到后根本就不去打开。如此这般，不但未达
到与《新华日报》分庭抗礼的目的，反而更加暴露了自身的丑恶嘴脸。到了１９４７年２月间，
重庆《新华日报》被迫停刊撤走的时候，谈荣章以警察局刑警处长的身份前往红岩村监督撤退工
作。他这时得意极了，认为从此去了眼中钉。当他和《新华日报》一些工作人员谈话时，曾以极
其傲慢的口吻，表示今后还要在政治宣传上继续进行竞争，并以胜利者自居。当时《新华日报》
一位工作人员回答他说：“采用正当的方式进行竞争的话，共产党是绝对欢迎的。”同时，这位
工作人员还表示：“我们暂时离开重庆，不久还是要回来的。”当时我正有事去重庆，谈荣章
把这一段情况告诉我，并且认为再没有竞争的对手了。可是这张报纸以后越办越糟糕，强迫推销
也销不出去。谈荣章一 方面拿它当作敲诈的工具，专门进行讹诈从中发财；一方面则为他老婆
竞选国大代表当宣传工具。最后该报实在无法维持，改出半张，到１９４８年便无形中结束。
保密局另一个外围组织，是从日本特务机关手中接收过来的东方经济通讯社。这个通讯社由邓葆
光主持，专作经济情报活动，同时也对外发稿，并在北平、武汉、重庆等大城市设有分社，配有
专用的无线电台，专门搜集经济方面的情报。另外还在北平办过一张《华北经济导报》，由秦丰
川主持。
当时在这个单位工作的特务们一面进行经济情报活动，一面还暗中向投机商人高价出卖经济情
报，发过不少横财。
血腥毒辣的罪恶活动
保密局成立后的两三年中，在反共活动方面，毛人凤一 直认为最得意的是比过去军统局时期更
有成绩，更加受到蒋介石的奖励。主要的有：（一）１９４６年在上海破坏过中共苏北地区的一
个财经贸易组织，截获到一只小火轮和准备运往解放区的许多物资，逮捕了１０多名中共地下工
作人员。（二）１９４７年在北平破坏了中共的地下电台。当时是靠密布在各大城市中的侦测电
台来进行对中共无线电台的侦测，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电检科便是专门干这种活动的。它先
把所有公开的无线电台的呼号、波长、通讯时间等，都作了详细的登记，侦测台一发现有没有登
记过的电台发出的呼叫，便进行方向位置的侦测，慢慢由远及近地找出电台的所在地，即进行搜
查。（三）由于北平中共地下电台被破获，同时又在保定绥靖公署内清查出有好几个处长都是与
中共有工作关系的。通过这些线索，又在西安、兰州发现了中共地下组织和电台。蒋介石得到报
告时高兴极了，马上叫空军总部准备专机，毛人凤派第二处处长叶翔之率领大批特务，连夜飞往
西安，又在盐店街附近破坏了一部电台，逮捕了１０几个地下工作人员。当时连胡宗南的一个秘
书和他所办的西北通讯社的一个负责人，都被牵涉进去，而使得胡宗南大吃一惊，没有料到在他
的身边都有共产党。当他听到叶翔之说兰州方面还有线索的时候，马上叫叶翔之乘他的小飞机赶
去。结果飞机在平凉上空发生故障，险些把叶摔死，胡又请空军另派一架专机从平凉把叶送到兰
州，又逮捕了几个中共人员，一同由叶翔之带回南京。蒋介石除发给１万元奖金外，还特别发给
叶翔之和北平侦测台的一个报务员四等宝鼎勋章。（四）１９４８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
举与保密局重庆站长吕世琨密切合作，在重庆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
定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有近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
工作，又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主持，并把刘国定带到南京，希望他进一步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
织。以后我由昆明到重庆，见到这个叛徒，他还准备和我一同到昆明，打算破坏云南的组织。据
他说，在云南工作的个别负责人，他还能认识，可以协助云南站来进行这方面的活动。后来由于
我去上海，回来后又去西北、成都，他才没有和我一同去昆明。毛人凤自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
徐远举加倍称赞，除给他请勋章、发奖金外，还决定成立保密局西南特区，派徐为区长，负责领
导西南四省的工作，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在这同时，毛人凤还把另一
个中共叛徒王芳派到西南特区当专员，协助徐远举。王芳原为东北军区参谋处的科长，在四平街
战役中被俘后叛变，曾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过一段时期。
当时毛人凤希望王芳对四川方面捕获的中共人员进行说服，使大多数能叛变。因刘国定叛变后，
受他领导过的许多人虽被他出卖，却不肯和他一样叛变组织，毛人凤便想通过王芳这一类人再来
诱劝，但仍然没有结果。以后这些忠贞不屈的中共党员全部于解放前被屠杀在中美所看守所内。
解放前，民革在西南地区的武装革命活动，声势相当浩大。蒋介石对于民革在后方从事武装起义
的活动，感到非常不安，也有防不胜防之苦，除一面责成各地驻军随时进剿外，并命令保密局尽
力设法破坏和防止。西南特区从四川华蓥山区先后破获的民革武装组织的文件内，发现了从事这
些活动的主要人员中，有前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在内，便准备把材料搜集后在重庆将杨逮捕
起来，进行公开审讯。因为杨杰在国民党部队内的人事关系很多，不少将领是他的学生，不消除
这个人，影响很大。特务们除了对杨严密监视外，还收买了他的秘书和威胁一个准备嫁给杨的女
护士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以后杨杰发觉了，便秘密逃往昆明，托庇于卢汉先生，因为当时云南方
面的特务们还不敢和在重庆一样猖獗。但是蒋介石并不因杨杰离开重庆便放过他，而叫毛人凤命
令我（已任保密局云南站长）在昆明将杨暗杀，以除此心腹之患。
由于当时局势关系，云南站迟迟未能执行。１９４９年９月，卢汉先生被逼赴重庆见蒋介石，杨
将军即由昆明逃出。等到蒋介石派徐远举随同卢汉先生到昆明去逮捕杨杰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
去香港。毛人凤随即到昆明，在杨的家中抄出一些文件，发现杨在香港的关系，便派叶翔之率领
特务由台湾赶去，将杨将军刺杀于香港。但是在西南地区的民革武装活动却越来越大，当时对牵
制国民党的部队和协同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向国民党军队进攻，以及建立根据地等方面，起到了
一定的积极作用。毛人凤为此挨过蒋介石好几次臭骂，责怪他这是由于防范不周，事前没有做好
工作的缘故。
毛人凤在搞策反活动方面，也曾费过不少心思。保密局第二处专设有策反科，幻想对解放军及起
义的部队进行策反活动。除了在开封、郑州、青岛等处设立有策反站外，第二 处还派副处长黄
逸公随同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到武汉“和平爱国团”去挑选人员，秘密进行训练后派往
临近解放的地区去从事活动。所谓和平爱国团的成员，都是些被俘的解放军军官和文职人员，他
们是少数思想落后的分子，国民党利用他们来进行反共宣传。保密局便去挑选在解放军中人事关
系较多的人带回南京，施以训练再派出去活动。但是这些人派出去后，却从没有看到他们策反过
什么解放军部队投到国民党这边来。
在策反工作中，毛人凤极力在蒋介石面前争功的是策反郝鹏举的事件。当时很多方面都在进行这
一活动。薛岳说是他一手搞成的；毛人凤却硬说是由于他通过吴化文的关系起的决定性作用。可
是等到吴化文起义后，毛人凤满以为有把握可以再把吴策反过来，结果空夸了一顿口，最后被蒋
介石骂了几句完事。保密局在进行策反的工作中，还弄过许多次赔本生意。如对河南军区牛子龙
的策反，便把派去的人和电台一起送掉。原来牛子龙曾在军统中工作过，因发现他有同情中共的
言行便把他扣押在军统西安冰窖巷西北看守所中。
牛在看守所内联络了几个心腹人员，趁看守人员不防备时劫夺了警卫枪支，击毙了几个看守，逃
出监狱，投入解放军。毛人凤以为凭过去关系，只要不追究他越狱的罪行，还许以官位金钱便可
策反过来。结果等到把人和电台派去后，便杳无音信，人和电台一去不复返了。像这类的事虽然
有过好几次，但毛人凤并不死心，总认为只要成功一次，便能一本万利。直到１９４８年冬，他
还在积极搞这些活动。可是到１９４９年后，他再也不愿在这方面花气力，也知道大势已去，谁
也不会再肯弃明而投暗了。
军统局时期所掌握的特务武装，除了在江南的忠义救国军和各地的别动军偷偷地进攻一下新四军
和各地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部队外，还没有正式派出这些部队去进攻解放区。到保密局时
期，由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郑介民和毛人凤为了在蒋介石面前表示对打内战的拥护，便一批
又一批地把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队调往各个战场，直接参加反人民的战争。最初毛人凤还担心这
些部队不能作战，怕吃力不讨好，但在阻止解放军解放大同和包头两次战役中，它很发挥过一点
作用，他的兴趣便越来越大了。可是等到张国梁等几个总队被解放军全部歼灭的消息传来，毛人
凤非常后悔，也感到有点恐慌，但是以后却欲罢不能，想不调出去也不行了。
因为蒋介石看中了这支部队，不断地把它投入战常毛人凤原来还希望能保留一部分，结果到逃往
台湾时，只剩下两三 个不完整的总队，由他的亲信周文新带往台湾。在１９４９年初，当时任
交通警察总局长的周伟龙，个人野心一向很大，他用尽了一切方法，特别是通过了和毛人凤老婆
向影心的勾结而抢到这个职务后，就不愿再听毛人凤的指挥，而想独树一帜了。他最反对把交警
总队投入到前线去，而希望多保留一点实力。正巧唐生明在湖南暗中进行策反国民党武装部队的
活动，和周取得了联系之后，周便设法把交警总队抽调到湖南去集结，先后调去了王春晖等六个
总队。当他还想抽调派驻在奉化担任蒋介石警卫的部队时，被毛人凤发觉，立刻向蒋介石报告，
将周伟龙在上海国际饭店内逮捕。在搜查出的信件中，发现他与唐生明有往来，原来准备马上逮
捕唐，后来因为湖南正在酝酿局部和平运动，便改派特务焦玉印等前去长沙暗杀唐。事后据唐本
人告诉我，特务们曾在他寓所附近向他放过一枪而未击中。等到程潜先生在长沙起义后，原来在
湖南工作的张严佛、刘人爵等都参加了起义。毛人凤极为愤恨，怕其他特务效尤，为了加强内部
控制，便令焦玉印等把参加湖南起义后临时担任长沙警察局局长的刘人爵暗杀于长沙。凶手逃出
后，改派到云南工作，他们曾向我谈到过这一经过。
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了镇压各地民主爱国运动，保密局特别举办了两次司法人员训练班，这个训
练班之所以设立，主要是怕国民党政府颁布宪法以后，保密局在执行特务活动时，表面上要不违
背宪法精神，而又要贯彻军统任意捕禁人民的作法，所以必须研究出一套办法。这个班成立后，
连一些被调训的各公开单位的司法人员都在背地里叫这个班是“违法训练班”，因为它是专门教
他们如何不受宪法的约束来继续为所欲为。当时一些学过法律的司法特务，对这些作法还有点担
心，怕真的照宪法行事时不好办。到１９４８年初，蒋介石颁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办法”，
一脚把宪法规定的保障人身自由等假东西踢得干干净净以后，他们才额手称庆，再也不必研究什
么办法，依旧可以按照原来的一套来进行审讯工作了。
保密局在解放战争期间，对被解放地区的情报工作一直无法开展，毛人凤为此经常遭到蒋介石的
责备。他每次被训过一顿后，便照例对外勤各单位也来一次指示和训令，要求各单位务必切实设
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记得当时毛人凤认为做得比较出色的，还是由天主教神父意大利人雷鸣
远领导的华北工作督导团。他们利用天主教的关系，指使在被解放地区或接近解放区的教徒从事
情报活动，搜集到不少东西，往往比许多接近解放地区的省站所得到的情报要多几倍。当时各省
站最感苦恼的是无法打入中共地下组织，顶多能混入一些民主党派或进步一点的社会团体。由于
对中共组织一发觉一点线索，毛人凤便急于进行搜捕，而大多数共产党员被捕后没有什么口供，
使特务们枉费心机。
当胡宗南攻打延安时，刚一占领，保密局便立刻在延安成立了小组，派崔毓斌去担任延安的稽查
处处长。蒋介石这时急于要知道弃守延安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他指示
毛人凤要不惜花费一切人力和物力，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设法把延安放弃后一些中共领导人
的下落弄清楚。那几天蒋几乎是天天问毛人凤有什么情报没有，结果除了稽查处在延安附近抓回
几个没有法子走动的老病残废者外，再也没有找到一点线索。毛人凤也急得不得了，认为这是活
捉中共领导人的大好机会，一再严厉地要求陕西省站务必加强延安组的工作，无论如何要满足蒋
介石的这一要求。
这时胡宗南也打电报给毛人凤，要他特别加强这方面的活动，希望得到有关中共领导人行踪的情
报时立刻告知，以便加派重兵去围捕。这个时候，毛人凤寝食不安起来，天天都在会餐时谈这个
问题，也经常用特急电报指示陕西站。他非常生气地说：“我们的工作没有法子配合军事上的胜
利，辜负了领袖对我们的期望。这种千载一时的好机会都放过了，实在太说不过去。”到１９４
９年１０月间，毛人凤在和我谈到这一项工作时，也不得不承认在和中共进行的地下斗争中，保
密局是失败了。
毛人凤从保密局成立开始，便想走戴笠的老路，希望得到美国的直接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