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花的身体:服装文明-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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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吸引力的警惕表情。”显然，施林普顿被这个“有吸引力的男人”吸引了。但贝利当时没说一句话，只是盯着施林普顿看了一会儿，然后就消失了。这让施林普顿很失望，“哦，他没拿我当一回事”，她想。这想法通常是一个希望被观看的模特的正常反应。
但来自贝利的叙述却反应了这件事的另一种真相：“我走进《时尚》杂志的摄影室，看见布莱恩·达菲在给琼·施林普顿拍一张凯洛格麦片公司的广告。我说：‘天哪，达菲，我想分一块。’‘算了吧，’他说，‘你配不上她。别想把你的腿伸到她那儿去。’我们打了十美元的赌，这对我们这些刚刚出头的人来说是不小的赌注。”
贝利赢得了他的10美元。三个月之后，他就和施林普顿同居了。
摄影师和模特之间明显的性意味，是1960年代时装摄影的特点之一。这一时期的时装照片大多采用正面的镜头对着模特，表现一种自发的、带有明显性意味的动作和表情。施林普顿常感到她工作在一种“很强的性气氛”里，她说“摄影师对模特来说的确有一种魅力。被关在摄影棚里会产生一种有性意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往往随着摄影过程的结束而结束。”但事实上她和贝利的关系正好相反。
戴维·贝利、特伦斯·多诺万和布莱恩·达菲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他们以摄影为手段控制着模特们的形象和时尚的面貌，因而被称为“厉害的三人集团”，1966年的电影《春光乍泄》即是以他们为原型，描绘了时装摄影师狂野放纵的生活。达菲曾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是“有凶暴的异性恋倾向的痞子。”而放荡不羁的戴维·贝利则在1965年与著名影星嘉芙·莲丹露结婚之后，继续制造着一系列爱情故事。达菲认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没有将模特仅仅看成衣架，而是强调了她们的女性特征，并使她们充满生气。
时装摄影有时是一件戏剧化的事，尤其当它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施林普顿回忆起她与演员史蒂夫·麦奎因的一次合作，简直就像是一部电影：
“埃夫登的拍照方式很有戏剧性。他放着流行音乐叫我用充满爱的目光盯着这个男人。我知道他的意思；他要我表现出激情。
史蒂夫·麦奎因不太自如，也许这是因为表演和做模特完全是两回事：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技能。埃夫登开始了拍摄。当他拍开头12张照片时，我紧紧地坐在麦奎因的身边并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住他的耳朵。我作了埃夫登要求我做的事——在近距离内充满激情地看着麦奎因的蓝眼睛。
埃夫登催着我们：‘不错，太棒了，停下来。就是这个样子！保持这个样子。棒极了……’
模特会无意识地数快门开关的次数。当我意识到12张照片已经拍完时，我让自己全身放松，等待埃夫登再次拍摄。我想麦奎因以为我真的对他有意思。这其实不对：这只是模特工作的方法。我决不是为了他而显示我的性感，我只是在工作。这成了一种条件反射：进入情感，停下来，坐在那儿等，然后在进入情感，直至摄影师满意……
这些迅速的情感变化使麦奎因大吃一惊。他带着一种学术口吻对我说：‘你感情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我耸耸肩说：‘这是我的工作。’”
然而，当时装摄影师越来越离经叛道自行其事，时装设计师和时装杂志的编辑们终于忍不住了，他们开始抱怨摄影师根本不了解时装，因为他们拍出来的照片除了反映那些混乱不堪的关系外，什么也没反映。有一位设计师在《时代》杂志尖锐地指出：“我很自私地想让衣服看去很漂亮；摄影师很自私地想出名；艺术指导很自私地想拿出一张使人吃惊的照片；杂志很自私地想推销广告和杂志本身。这么多自私的目的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就这样，公众舆论的激烈反对终于结束了摄影师的黄金时代。
到了1980年代，一批女摄影师的迅速成名使男摄影师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这些女摄影师通过对人物姿态的丑化，对时装摄影的成规提出疑问。她们让模特放弃了过去那种常规的姿势，表现出失望、无聊、恐惧、痛苦、绝望等带有叙事色彩的表情，服装同样被置于无关紧要的境地。
1990年代晚期，一种被称为为“吸毒者时髦”（Heroin Chic）的新摄影流派开始大行其道，这些大量起用骨瘦如柴的模特的时装摄影由于有美化瘾君子之嫌，而遭到一致的谴责，很快偃旗息鼓。
3、广告——一次秘密的合谋
模特们一夜暴富的梦想实现起来有时轻而易举，只要她们有本事与化妆品公司签上一年的合约。1987年，卡尔文·克莱恩为了推销他的“迷幻”牌香水，以100万美元的代价和模特乔斯·博兰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同。这份合同详细列出了以下的服务内容：
“所有广播中的广告及利用此媒介的促销（包括全国性的广播网、地方电台、有限和闭路电视、调幅和调频电台、电影），印刷形式的广告及利用此媒介的促销（包括使用保养说明、标签、容器、包装品、说明材料、推销手册、封面、图片、评论、公司报告及所有在杂志、报纸、期刊和其他印刷品中登出的促销性印刷材料），这种服务同时也包括，但不限于时装展览、零售点展览、个人展览和其他被认为或可能被认为涉及时装展览的促销行为。”
简言之，博兰的形象三年内完全为“迷幻”牌香水所有，不得挪做它用。不仅如此，博兰还被要求“按照卡尔文·克莱恩不时提出的合理要求，保持她的体重、发式、头发颜色及所有身体外表的特点”，并具体规定了她的生活方式“必须恰当反映卡尔文·克莱恩产品的高标准及尊严，不得以任何形式减低、损害和破坏此商标的声誉。”
这份合同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反映了模特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模特的身体在这里完全成为商品，被卡尔文·克莱恩以形象代言的方式全权买断。我们可以想像在这三年里，博兰梳着“卡尔文·克莱恩”式的发型，穿着“卡尔文·克莱恩”式的衣服，抹着“卡尔文·克莱恩”式的口红……最重要的，无论在那里，无论她是否闻着“卡尔文·克莱恩”的味就想吐，也得洒上“迷幻”牌香水……。
“迷幻”牌香水最终是否会成为博兰的噩梦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博兰无权终止合同，除非她忽然残废、生病或精神失常——看来100万美元并不好挣。当然，正如我们所知，卡尔文·克莱恩自己并不会印钞票，他的那100万美元最后都分摊在每一瓶香水上，被消费者大方地买单了。
不管怎么说，当模特的知名度远远高于设计师的时候，后者就不得不依靠她们的力量来推销自己的产品：卡尔文·克莱恩请出了克里斯蒂·特尔灵顿（Christy Turlington）为他的“Eternity”品牌代言；伊斯特·劳登（Estee Lauder）的代言人是宝丽娜·珀里兹科娃（Paulina Porizkova）；辛迪·克劳馥则在露华浓的广告中展开她著名的点缀着一颗黑痣的微笑。而当歌星乔治·迈克尔（George Michael）重金聘请琳达·伊万捷丽斯塔（Linda Evangelista）、纳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克里斯蒂·特尔灵顿和塔亚娜·琶提兹（Tatjana Patitz）等一干人马为其拍摄1990年的MTV《自由》时，这些超级名模终于成功地杀出时装的重围，开始向演艺界挺进：她们摇身一变成为摇滚的代言，而那些真正的歌星们反到成了陪衬。
蓬勃发展的广告业将模特的面孔安插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那些巨大的广告牌上、电视屏幕上，模特们不仅销售时装、化妆品，还卖果汁、汽车、电脑……。这些动辄身价百万的姑娘们，住的是世界上最豪华的宾馆套房，出入有长得不能再长的轿车接送，身边围满了贴身的保镖……。她们终于以取悦于男性的方式，在男权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创造出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收入上压倒男性的行业。
4、他们把名模怎么了？
当纳奥米·坎贝尔一而再再而三地迟到、拖拉、耍她的坏脾气的时候，时装摄影师和时装杂志的编辑们面对这些他们一手打造出来的时尚恐龙，终于再也忍不住了，以至于代理她们的模特公司也不得不宣称：无论损失多么惨重，公司和客户们都不愿意再忍受她们了。
时装设计师们的愤怒或许来得更猛烈些，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受够了超模们令人揪心的要价，更因为他们花了这么多的钱似乎也并没能让人们多看自己的设计一眼——相反，时装的风头完全让名模本身给抢去了。他们开始怀念起1980年代之前的岁月，那时超级名模的概念尚未出现，传媒对时装表演的评论总是直接地集中在款式、面料、裁剪以及表现风格上，很少被模特分神。而现在，那些时尚记者和专栏作家更感兴趣的是琳达·伊万捷丽斯塔是否怀孕，克劳蒂亚·希弗是否和大卫·科波菲尔结婚，在拳击手迈克·泰森和影星罗伯特·德·尼罗之间坎贝尔究竟和谁打得更火热……。超级名模的故事变得比时装更精彩，大有包揽一切绯闻之势，以至于辛迪·克劳馥刚刚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自己与里查·基尔的爱情宣言，紧接着就上演起肆无忌惮的离婚闹剧。
1995年，时装设计师们决意联手封杀这些目中无人的时尚恐龙，不再向她们节节攀升的出场费低头。于是，在那一年的巴黎时装展示会上，超级名模们的身影几乎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的面孔。在这些新出道的女孩中，有身材瘦小的凯特·莫斯（Kate Moss）、贵族朋克式的斯提拉·特南特（Stella Tenant）以及来自亚洲的珍妮·石明珠（Jenny Shimizu）。这其中，尤以凯特·莫斯的形象重新界定了模特的概念，这位被时装摄影师Corrine Day发掘出来的小妞，尽管体形瘦削甚至还有点罗圈腿，却并不影响她在21岁时和卡尔文·克莱恩签下200万美元的合同。
时装模特的形象很快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些刺着文身甚至吸毒的姑娘被打扮成邻家女孩的模样，走在T 台上也不在乎头发是否蓬乱，唇膏是否化得满脸都是。1990年代后半叶的野小子造型，以及低迷颓废的吸毒者形象，在这些模特的推动下成为时尚的潮流。
不过这股潮流并没能维持多久。1997年，20岁的时装摄影师戴维·索仁提由于吸毒过量而猝然死亡，在时尚界引起震惊。人们开始谴责和唾弃此类倾向：一些曾经在封面上刊登病态造型的杂志收到读者的抗议来信；有瘾君子之嫌的广告被迫终止；模特经纪公司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让手下的模特去戒毒；甚至美国总统克林顿对此也发表了严厉的批评。
这一切让失宠的老名模们在暗中窃笑不已——那些新面孔不过是昙花一现，时装的荣耀最终还是要由这些T台宿将来恢复。设计师的联手同盟不攻自破，克劳蒂亚·希弗、辛迪·克劳馥、纳奥米·坎贝尔、克里斯蒂·特尔灵顿，这几位硕果仅存的超级模特再次以她们的超级身体占领了伸展台前沿和摄影机的正面镜头。那才是她们应该待的地方，而此前她们试图开辟的第二战场——克劳蒂亚在德国电视上主持的脱口秀、坎贝尔的唱片和小说、辛迪·克劳馥担任主角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无一例外地以惨败而收场。
5、致命的芭比
如果一定要在超级名模之间给出座次，那么无论是坎贝儿、辛迪·克劳馥，还是过去的特维吉，恐怕都不能排在首位，这一方面是因为她们谁也不会服谁，另一方面她们的迟到、绯闻、漫天要价等种种“恶行”也确实让人们怀疑起她们的职业道德感。而另一个女孩就不同了，她拥有39…18…33的黄金三围却从不计较出场费，拥有享誉天下的美名却从不向摄影师发难，从不迟到，从无绯闻，对所有的设计师都一视同仁……总之人类的所有缺点她都没有，人类所有的优点她也不怎么拥有——这就是家喻户晓的芭比娃娃，自1959年诞生之日起，这位非人类的超级模特已穿过10亿件时装，足迹遍布150个国家。
芭比诞生于二战后的美国，据说它是马特尔公司所有人露丝·汉德勒想象的产物，因为她看见女儿喜欢玩当时流行的纸娃娃，所以一直想要设计一款立体娃娃。一次在德国度假，露丝无意间发现了身高11。5寸，三围39…18…33的德国娃娃“莉莉”。正是这个娃娃激发了露丝的灵感，回到美国后，露丝立刻对莉莉的形象加以改造，让她看上去像玛丽莲·梦露一般地性感迷人。1959年3月9日，世界上第一个金发美女娃娃正式问世，露丝用小女儿芭芭拉的呢称给她命名，从此这位金发美女就叫做“芭比”。有趣的是，“莉莉”的形象事实上是一名叫做杰克·瑞安的人设计的，此人曾为德国的瑞西恩公司设计过鹰和麻雀导弹。
芭比的诞生从一开始就带有性感的意味，她的鱼雷般高耸的双乳作为物质富足、家庭和睦等象征，成为战后美国的新一轮梦想。
1960年代起，芭比的形象开始发生变化，她的眼神更加柔和，眉毛也更加的细弯了，两只大耳坠成了普通的珍珠耳坠，到后来干脆消失。1971年，第一次出现了古铜色皮肤的芭比。1980年代又出现了黑皮肤的芭比，并开始穿起职业装。据统计，芭比至今为止已从事过包括时装模特、时装设计师、时装杂志编辑、芭蕾舞演员、空姐、运动员、动物权利志愿者等在内的80多种职业，代言过45个民族，拥有43种宠物。在美国，一个11岁的小女孩可能拥有过10个芭比娃娃，同龄的法国小女孩则拥有５个。不仅如此，那些成年的女性同样喜欢购买芭比，事实上平均每一秒钟，世界上就有3个芭比娃娃被售出。而一个在1959年标价3美元的芭比娃娃，如果保存完好，现在可能会值到5000美元。
每一个曾经拥有芭比的人都知道，只要买上一个芭比娃娃，就会对它的各种配饰垂涎三尺：那些浅帮的高跟鞋、配套的手袋、带有圆顶帐子的卧具或装备齐全的野营车……。芭比的妙处就在于它既是一名出色的消费者，同时又是一个消费品。多年来，马特尔公司为芭比设计了一套市郊居民购物专用的衣装，并建造了一座供芭比专用的私人购物商城，使这个标准的物质女郎得以保持居高不下的购物狂热。据美国一家杂志统计，从诞生至今，“芭比娃娃”已经缔造了一个总额高达220亿美元的庞大市场。
这也是芭比为什么只招女孩或女人喜欢的原因，很显然，这个漂亮的女孩从来不会在男人面前对她们构成威胁，因为男人们宁愿去欣赏一个哪怕丑陋的真实肉体，而不会对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假娃娃发呆。但女孩们（或者女人们）就不同了，她们关心的恰恰是那些华美的衣服。通过为芭比购物，女孩们学会了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熟悉各种品牌的消费者，如何解读商品的外包装，同时也了解到时尚和品味对于社会地位的重要性。
更为有趣的是，波兰克拉科夫大学的科学家格拉季娜·加辛斯卡通过研究发现，“三围”中的胸围和臀围大而腰围小，即所谓的“芭比娃娃”或“沙漏”体型的妇女，比其他体型的妇女生育能力强。
据北京科技报报道，格拉季娜·加辛斯卡的研究小组调查了119名年龄在24岁到37岁之间的波兰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