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花的身体:服装文明-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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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美国却越来越近。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使美国成为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也给他们的时装业带来发展的机遇。二战之前，美国的时装市场一直是仰法国鼻息、唯巴黎的时尚马首是瞻的，但骤然而至的战争改变了这一切。一方面，大批法国设计师逃往美国，使时装的中心无形中向美国偏移；另一方面，当美国设计师发现他们要独自面对一个庞大的服装市场时，他们自己的大牌产生了。1940年，《时尚》杂志报道了在纽约举办的展示会和时装零售店，这其中便包括了洛德（Lord）、塔约尔（Tayor）和梅因鲍斯。美国人开始欣赏自己的设计师，如哈蒂·卡莫基（Hattie　Camegie）、维拉·马克斯韦尔（Vera　Maxwell）、内蒂·罗森斯坦尼（Nettie　Rosenstein）和克莱尔·麦卡蒂尔（Claire　McCardell）等，其中麦卡蒂尔被公认为美国时装的开创性人物，他的设计常常从农民、铁路工程师、军人甚至运动员那里寻找灵感，形成了美国人特有的风格：简洁、平易、富于运动感。这样的时装不仅接近了普通人的生活，更易于大批量的工业生产。

　　美国时装业的发展反过来也刺激了欧洲市场，尤其是好莱坞的明星效应势不可挡。由于战时的媒体传播受到阻碍，所以那些美妙的银幕形象便成为动态的时装杂志，被人们广泛效仿着。1939年出炉的《乱世佳人》是那一时期的经典之作，片中女主角郝思佳的形象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而她的扮演者费·雯丽也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她的着装趣味时不时地形成时尚潮流波及街头。那一时期，美国高级时装店所经营的时装，往往都是好莱坞电影中的戏服。

　　好莱坞效应的另一个例子，是当时的社会上流传的一个可怕传闻：一个女工由于梳了一种叫Veronica的发式，而将头发卷进了机器里，并因此被削掉了头皮。这种Veronica发式得名于当年的电影明星Veronica　Lake，由于她总是让一绺长发从脑门上垂下来并折住一只眼睛，所以才招致了这场灾难。

战争，再次改变了服装。

　　2、爱上军装

　　法西斯分子永远无法拒绝一套好军装的诱惑，有人甚至认为，希特勒之所以当年在苏联前线失利，是因为他们太爱自己的军装了——那些德国士兵，他们穿着制作精良但并不厚实的制服跋涉在冰天雪地里，当然斗不过戴着可笑的针织帽、裹着羊皮大衣、脚穿毛毡里靴子的苏联红军。至于英国的军官们，如果你想说服他们摘下低顶圆帽和窄窄的武装带，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这两样东西往往使他们成为狙击手的攻击目标。

　　女人们也发现了军装的妙处，她们从男人的衣柜里翻出制服或衬衫，有时并不仅仅是为了节省定量的票证。1941年，一些年轻的女性被强征进入工厂、农田和军队，开始了她们穿长裤的历史，那种劳动布的工人裤、帆布绑腿、绿色针织衫，有时还会加上一两条头巾，一副受尽苦难的模样。但有些女人显然喜欢上了这样的装束，并为此而加入军队，当她们穿上军用夹克、半截裙或紧身的短上衣，立刻就被这种特殊的感觉迷住了。于是，军服式女装随着弥漫的硝烟在欧美国家流行开来，这种在设计上强调直线和活动机能的女装，配以贝雷帽和丝绸围巾，的确使女人们史无前例地英气和洒脱起来。而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当炸弹掉下来的时候，这样的装束更易于奔跑。

　　一些军便服在战后也大肆地流行起来，如因艾森豪威尔而得名的艾森豪威尔夹克，这种掐腰、翻领、胸前有盖式大口袋的夹克因为坚固耐磨、质地优良而风靡当时的欧美。同时受到追捧的，还有空军的飞行夹克，那些时髦的男人们围着花里胡哨的丝绸围巾、脚蹬飞行靴，硬是要将这套出生入死的制服穿出洒脱的样子来。

　　军服式时装的设计从此以后便没有停止过，让我们看一则来自2003年的时装报道：

　　“早在今年春天，受到战争的影响，军装已经激情地冲上了时尚的最前沿。……今秋，大小名牌如LV、Christian　Dior、Miu　Miu等等，都一窝蜂加入军装热潮。值得注意的是，今季的军装主题大都体现在下半身上，例如裤子上多了几个口袋，裁剪硬朗许多，呈现男性化粗线条的美感。另外也会有更多的拉链装饰，更多金属性的搭配设计，例如腰带处的扣，这些安排将女性服饰的细节与精致粗犷化、阳刚化，在体现女性的柔婉之美中揉入干练、爽快的气质。著名设计师Marc　Jocabs在他的个人系列中，大玩丝绒军大衣、铜扣、徽章等等，军味十足。Celine也以束脚、拉链等细节加入战斗。Miu　Miu摒弃它一贯热爱的华丽色彩，让模特穿着卡其布裤子登上舞台。那种硬朗的风格，轻易就迷倒了和平年代里出生的人。同时，走青春路线的品牌，亦有不少军装推出，如刚刚入驻北京的香港品牌Touch　jeans，更是让军装前卫得一塌糊涂。一位设计师说，军装与华贵的礼服，就像是强烈的对比，正是这种对比，刺激了上流社会对潮流的品位。”

所有的设计师都明白，没人能够抵挡军装的魔力。那些硬朗的线条、金属拉链、夸张的铜扣、大口袋……，当它们与女人的身体相遇，就会绽放出奇异的花朵来。合体的军装让女人出足了风头，它就像紧身胸衣的变体，在同样的欲盖弥彰中反衬出肉体的诱惑。没什么更让男人激动的了，那些穿军装的女人在另一个战场上唤醒了他们的征服欲望。

　　军装在中国的流行则被赋予了另一种意味。20世纪60年代，一些部队干部的子弟首先将它们穿上街头，并以一种特权的形象将自己与平民的孩子区分开来。穿军装的优越感在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有过十分逼真的表述，那些部队大院里出来的孩子，不管他们长得多矬、学习成绩多差，只要斜披着军大衣往那儿一站，立刻就能招来女孩子艳羡的目光。

　　拥有一套军装曾经是无数中国女孩的梦想，她们扎着羊角辫、束着武装带、背着军用挎包奔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街头，不砸烂点什么简直就对不住那身革命的造型。从这个角度看，军装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没有它的介入，文化大革命未必能进行得如此彻底，因为它在无形中唤醒了人类天性中的破坏欲望。

　　直至今天，军用书包仍被一些艺术家将当做特殊的符号继续使用着，有的甚至做到了“人包合一”——到那儿都是一身中装配着黄书包，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赋予了军装前卫的意义。而年轻的人们则更愿意在媒体的蛊惑下，将军装穿出时尚的味道来：

　　“例如上身穿军装，下身配窄身牛仔裤。女生一件简单的棉质背心、一条卡其布的七分泡裤，或是选择军绿色的迷你裙，但是，记得最好有许多拉链或是大口袋作为装饰。男生则可以来一身橄榄绿的线衫，配卡其长裤。当然，还可以不厌其烦地来上一大套水壶、帽子、布鞋、夹脚拖鞋和后背、侧背的软帆布包，或是头盔、护腕、粗犷的皮绳、金属饰物等，也都是增加气氛的道具。”

　　3、认识巴伦夏加

　　被誉为“时装界毕加索”的巴伦夏加（Cristobal　Balenciaga）也是西班牙人，他的客人名单中除了比利时皇后Fabiola外，还有阿娃嘉娜（Ava　Gardner）、英格丽·褒曼（Ingrib　Bergman）之类超一流的影星。

　　1895年出生于西班牙的巴伦夏加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结果之一就是学会了裁缝手艺。他先是在家乡圣·塞巴斯蒂安开了一家服装店，后来又将地盘扩大到马德里和巴塞罗那。1937年，西班牙内战的爆发造成了许多人的死亡，但却从另一个方面成就了两个天才，一个是毕加索——他的不朽之作《格尔尼卡》因此而问世；另一个就是巴伦夏加，战争使他远走他乡，并催生了他在巴黎乔治五世大街的时装店。

要在法国时装界立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看惯了高级时装的巴黎人一开始并不买这个西班牙“裁缝”的帐。但人们很快就发现他的女装设计中蕴含了非同寻常的贵族气派，那种夸张的戏剧感甚至带有西班牙画家戈雅和委拉斯凯兹式的华丽与震撼。

　　巴伦夏加很快就出名了，他在巴黎的第一个服装展示会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他于1939年设计的束腰女装，事实上已经预示了战后“新形象”的到来。他的设计正如《时尚》杂志所言：“每次都有精彩的创意，并且保持一定的水准，令人耳目一新，对未来时装的潮流走向意识敏锐。”　他是一个优雅而温和的设计师，穿着的舒适性总是被他放在重要的位置，就连一向尖酸的夏奈尔也不得不承认：“只有他才会裁料子，配搭成时装，用手工缝制。其他人不过是时装设计匠罢了。”

　　精湛的裁剪技巧奠定了巴伦夏加在时装界的大师地位，他常常像建筑设计师对待建筑一样，研究服装的结构变化以及造型力度，所以他的作品以雕塑般的造型而著称。他于1961年设计的只有一条缝的大衣一经推出便引起极大的轰动，成为服装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时他还十分善用西班牙传统服装中的黑色或土黄，成功地将西班牙人的严谨与稳重体现在时装之中。其画稿生动优美、结构精准，被公认为时装设计领域里少有的全才。

　　然而巴伦夏加又是个勤奋的天才，从画图、选料、裁剪到缝制，服装制作的每一个过程他都要亲力亲为，甚至连选择配饰这样的小细节也不放过。此外，他还担任起模特教练的角色，教那些女孩怎么走路，如何微笑、傻笑、抽烟和摆姿势……。总之，他从未愧对“全才”这个称号。

　　尽管巴伦夏加的女装在二战前就已享有盛誉，但真正成熟的作品还是在战后的1950年代。1947年，迪奥推出的“新形象”虽说怎么看都有巴伦夏加束腰女装的影子，但后者还是被刺激了，他此后的一系列创作不能不说与这一事件有关。1950年代初，他推出的坦肩晚装以美丽的带子和性感的曲线令人叫绝；他把半紧身的茄克做成不定形的软套装茄克；设计了高立翻领和四分之三的中袖；在迪奥的“A形线”赢得新的轰动时，他的蚕茧状大衣和球状裙同样获得巴黎的喝彩。有人认为巴伦夏加是有意在用和“迪奥造型线”相反的廓形，来表达新女装应有的典雅。而巴伦夏加本人则轻松地将这个设计称之为“睡袋”。

　　此外，巴伦夏加还以吉普赛歌舞中的“弗莱门戈”装为蓝本，设计了一种前短后长的晚礼服。在这款精美绝伦的晚装中，巴伦夏加显示了极好的审美素养，精确地控制了比例及平衡的要素。为了获得惊人的效果，他还设计出或大或小的帽子，与晚装相映成趣。他的邮筒式小帽也因此为成为他独特的标志。

被贴上古典主义标签的巴伦夏加并不急于在每个季节亮相，他创作是间歇性的，总是要隔上一段时间才发动出新的灵感，并且，还要化上一大堆时间对即定作品修修改改，臻至完善。他的日装舒适、优雅，可穿性极强，但晚装却往往由于装饰得太过的华丽而显得不切实际：裙撑、垂挂的饰物、泡褶、花边镶嵌、毛皮和花朵，累赘的装饰让穿着者几乎无法落座，但也因此而令人过目不忘。

　　巴伦夏加设计的女装在1950年代的欧洲犹如一座丰碑，他的设计思想和方法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包括纪梵希、古海热、安伽罗在内的时装设计师都曾出自他的门下。进入1960年代以后，由于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急剧变化，以少数贵妇为服务对象的高级时装业趋于式微，一批年轻的时装设计师开始活跃起来，并获得年轻人的欢迎。那是1968年，玛丽·奎恩特的迷你裙正风行天下。面对服饰新潮的冲击，巴伦夏加选择了放弃，他宁愿关闭那间曾经在时尚界呼风唤雨的设计室，也不愿为时髦的浅薄青年服务。但“过时”的达官显贵们并没有忘记他，他们仍不惜重金地向他定制华丽的时装，所以这位退休的老人事实上是“退而未休”。1972年，巴伦夏加在为一位王子做完平生的最后一件礼服之后，再没从床上爬起来，终年77岁。

　　4、迪奥的新形象

　　1947年，迪奥（Christian　Dior）推出的“新形象”以其铺张的用料和“花冠造型”震惊世界，并一举为巴黎夺回时装霸主的地位。

　　1905年出生于法国格朗维尔市的克里斯汀·迪奥家境富有，5岁时全家迁居巴黎，曾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与毕加索、马蒂斯、达利等人均有过艺术方面的交往，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家道中落，很难说会不会走上“裁缝”的道路。

　　1930年，迪奥家的一面大镜子忽然从墙上坠落，这不详的兆头使这个殷实的中产之家陷入倒霉的境地。先是他的一个兄弟病死，接着是母亲猝逝，更糟的是他的父亲在房地产的投资全盘失利。家道的中落使巴黎成为一个令人沮丧的地方，无奈中迪奥前往前苏联寻求机会，回国的途中又得到了与他合开画廊的合伙人破产的消息。这真是雪上加霜，此时，迪奥的父亲和妹妹已经离开了巴黎，这个26岁的小伙子只好孤身一人在巴黎苦苦支撑。后来他遇到了一个叫让奥泽恩的时装设计师，与他相处的结果是画起了时装画。不久，他的六幅时装画竟然以每幅20法郎的价格被一家报纸采用。看来这是一个不错的行业，迪奥由此开始了对时装的真正进入。

　　30岁的迪奥终于迎来他人生的第一道曙光，那一年他遇见了当时任巴黎时装商会会长的勒隆，在他的公司里结识了著名设计师皮尔·巴尔曼之后，又得到棉花大王马塞尔·布萨克的资助，在蒙田大街30号开起了自己的时装店。那是1946年，战争的硝烟刚从欧洲的天空消散，尝尽了战乱之苦的女人早已厌倦了灰头土脸的生活，她们抚摩着憔悴的面容怀念起战前的华衣锦服，盼望着过上几天像样的日子。这一切被迪奥尽收眼底，一个大胆的计划迅速在他的脑子里形成。

1947年2月，在马塞尔·布萨克的大力支持下，迪奥推出了他的“花冠”系列时装。这是他的首次个人展示会，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一经亮相便同时引来正反两面的舆论轰炸。女人疯狂了，因为他的“花冠”系列不仅以怀旧的柔情安慰了她们那颗饱受忧患的心，更以铺张的用料满足了她们重归奢华的渴望——　一套衣裙竟要用掉22。8米甚至73米布料！这对于已经习惯了“限量配给”的人们，简直就是一次超越极限的心理挑战。天哪，这个男人是不是疯了？

　　他当然没有疯，相反，这是一个冷静揣摩的结果。战后的欧洲太需要这样的回归了，那些“花”样的女人，她们终于从“标准化服装”的硬壳里走了出来，重新显现出柔软的肩、纤细的腰，犹如引颈向上的花朵，宣告男性化女装时代的结束。“花冠造型”也因此而被媒体誉为“新形象”（New　Look），标志着新时代的来临。

　　而事实上“新形象”并非全新的创造，确切地说它应该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女装的简单化再现，束腰和蓬裙的运用甚至可以看作是对保罗·波烈的一次反动。最经典的“新形象”造型，是一款被称为“Bar”的套裙：上装由天然丝绸制成，无垫肩，腰部紧收，沿臀部加入一圈衬垫让衣摆撑开，使人体呈沙漏型；下装则是一条带裙撑的阔摆打褶裙，长及小腿肚，配上黑色的长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