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学-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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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施而言，张春桥乃是他作重大决策的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因为张文笔好，理论能力强，对于国家领导人的最新指示领会得准确迅速，这样的人才，当然十分难得。而张春桥每次发表文章，事先也总要请柯庆施指点，依靠柯庆施这棵大树，张春桥在上海这块地方虽藏匿较深，却可以轻易掀起风浪。
张春桥将自己伪装成默默无闻的“不管部部长”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很得柯庆施的信任，而柯乃是上海这块地方最牢靠的大树，他断不能因轻举妄动、风头太劲而失去这个依靠；另一方面，这个“政策调研室主任”的身份很便于他掌握和研究党中央、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这种研究的成果不仅服务于柯庆施在党代会上的各种发言和报告，而且直接服务于他自己在理论领域的“建树。”
张春桥深深知道，他张春桥要真正走出上海出人头地，能否吃透伟大领袖的“思想”至关重要。为此张春桥特别注意柯庆施每次去中央开会带回来的“最新指示”，往往一边听一边飞快地往本子上记，到晚上就反反复复地研究这些言论。终于，他的研究有了一些成果，例如他从毛泽东的多次讲话中揣摩到了主席对于现今八级工资制的异议和对于红军时期供给制的怀念。摸准了这个思想脉络，他数易其稿，终于写出了一篇在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张春桥深知这篇文章意义的重大，正是引起中央重视的绝好时机。于是，他第一次揭开了蒙在脸上的神秘面纱，端端正正的署上了“张春桥”的大名。
很快，这篇文章在《解放》杂志上发表，并迅速寄到了毛泽东手上。毛读罢大加赞赏，指令《人民日报》转发，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不仅在上海名声大振，而且引起了毛泽东和全中国的注意，为他以后“飞上枝头成凤凰”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张春桥自己十分清楚，他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力量，因此必须暂时依靠象柯庆施这样的靠山。既然柯庆施喜欢拿他当秘书使唤，那他就干脆老老实实地作他的“政策调研员”，把柯最为欣赏的一面拿出来，把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起来，连发表文章也从不用真名，可谓一时一刻不松懈，作伪到家。而一旦机会来临，他自然不会再甘心作隐士、专为他人做嫁衣了，而是毫不犹豫地踩着别人的肩膀爬上去，绝不会有一丝的胆怯或羞赧。总之，像张春桥这样的小人不论在别人面前呈现出什么样的形象，都是他依据时势和别人的好恶作弄出来的，其实质都是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遮掩面目的，具有不折不扣的虚伪性。
（2）小人总是找合理的、符合公共道德规范的借口来掩盖动机、遮羞蔽丑。为了达到目的，小人不仅要时时作出“君子”的气度，而且还要时刻为自己的种种作为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为不经意出现的漏洞，遗下的把柄编织搪塞的谎言。一般的人在偶尔撒谎之前总要经历一些或大或小的思想斗争，撒谎之后也常常会因为道义的谴责而久久不安，而小人撒谎却可以达到脸不红、心不跳、脱口而出而又教不能不信的境界。这就像一种名叫负鼠的动物，一旦遭天敌追杀就会发自本能的迅速作出僵死之状，骗过不食腐肉的敌人，而后一跃而起溜之大吉。小人靠欺骗来自我保护也差不多达到了同样的本能状态。
小人案例之十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军阀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当时日军正沿着平绥路节节进逼，阎锡山慌忙派61军李服膺部10l师守天镇，200旅守阳高。这个李服膺是个贪生怕死之辈，日军刚一进犯天镇城东的盘山，就下令弃城而逃。天镇被日军不战而占，无异于给整个儿山西守区捅了一个大洞，其余晋军都被迫撤退，把雁北地区拱手让给了日军。阎锡山的不抵抗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一时间舆论哗然，声讨激烈。
阎锡山知道自己是犯了众怒，在舆论上下不来台，心里也有些烦恼。但他非常清楚雁北沦陷绝不仅仅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要说最大的祸首，应当追究到蒋委员长的不抵抗政策那里去，他阎锡山也不愿把原本姓阎的山西地盘全部给日本鬼子占领，但是他得听蒋委员长的，这有什么办法？只是目前民怨沸腾，他这个司令长官威望大跌，说什么也得想些办法才成。想来想去，他决定采取“借人头平民愤”的办法，而这个“人头”就非李服膺莫属了。很快，李服膺被押赴太原司令部，由阎锡山亲自审问。只见阎锡山煞有介事地厉声问道：“你这个民族败类，为什么不抵抗就逃跑？”李服膺连喊冤枉，声称：“我是奉命撤军，罪不在我！”阎锡山害怕李把接到司令部撤军命令的实情说出来，立刻沉下脸训道：“你还敢狡辩！想当初我一路提拔你做了军长，你却拿这样的败仗来回报我，你对不起我也就算了，你对得起千千万万山西同胞吗？！”越说越怒，一挥手示意执法士兵将李服膺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阎锡山以抗战长官之名行不抵抗之实，却还可以“义愤填膺”地骂部下为“民族败类”，小人的脸皮之厚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既然把脸皮堆厚堂而皇之地撒几套不露形迹的谎言，就可以使“君子”的美名得以维系，小人又何乐而不为呢。小人要伪装，就离不开谎言，谎言之于小人就像一日三餐之于我们正常人一样不可或缺，甚至小人的谎言比餐桌上的饭食还要色味俱全、佐料丰富，小则障人耳目，大则欺世盗名，简直成了小人在正直人群中行走的无往而不利的宝剑。小人精于伪装的本性通过谎言得到了最为直接和充分的展现，小人也正是靠着一张由谎言、假笑和种种远离诚实的伎俩编织起来的伪善的面具赢得了在竞争中毫无公平可言的优势地位，对于我们一般人而言，这是可鄙的，同时也是值得警惕和注意的。
7。小人没有道德负担
正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向伪装很深的小人一旦抓住机会有所作为，那作为往往是令一般人触目惊心的。面对小人做事的方式及其引发的后果，我们惊诧、愤怒之余往往也会伴有深深的不解：“这些人竟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难道他们自己的良心就不会谴责他们吗？难道他们得逞之后就能够浑若无事心安理得吗？”然而，这样的疑问对于小人而言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的道德负担，自然也就不存在良心谴责与否的问题。如果说人们能够成就多大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排除外界对他的限制和约束的话，那么小人能够将在正常人看来至关重要的道义原则轻易地抛之身外，则在面对社会、面对他所渴望的种种利益时小人自然多出了不少的自由和轻装上阵的爽利，而这也就成为小人成事的又一大内在优势。
（1）道德的缺失使小人为所欲为。毫无顾忌，常常会做出一般人无法想像的不合规范、不合常情的行为。小人之所以没有道德负担，恐怕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小人确实是具备着特殊禀性和质地的一种人，这种人天生具有很强烈的个人欲望，他追求物质享受、感官刺激的迫切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人；而更为糟糕的是，小人私欲强烈却又天然缺少爱心、同情心，他从不会因为珍爱他人的生活、事业而收敛欲望、节制手段，欲火燃烧的后果就是小人可以“义无反顾”地把道义原则挤出自己的视野。而在另一方面，客观存在的生存境遇又进一步强化了小人远离道义的决绝，长期的压抑、不得志造成的心理煎熬使小人丢弃了最后的一丝温情，铁硬了最后的一点柔软。小人如果坚定了这样的思想状态，那么即便行动上还不一定有典型的作为，而本质上却已是一个“小人”了。小人的这种没有道德压力的思想状态首先引致的后果就是小人常常能够无所顾忌地做出一些不合常情与规范的行为，生出一些在正常人看来荒唐无耻、大谬不然的事端。
小人案例之十八：公元前五二七年，楚国的楚平王要为自己的儿子娶一个媳妇，结果选中了一位远在秦国的姑娘。由于路途遥远，平王特地派自己的亲信——大夫费无忌前去迎娶。费无忌到了秦国，看到姑娘果然长得十分漂亮，当时心里想的也不过是“我国太子福分不浅”之类。可是，就在护送姑娘回楚国国都的路上，费无忌韵脑筋开始转起来了。
我们一般人恐怕无论如何也猜不到费无忌竟会在太子未来的妻子身上打出这么个“绝伦”的主意：既然这姑娘有如此的美貌，我为什么不把她奉献给国君呢？平王是一国之主，理应享用最出众的美人，更何况平王又“素爱美人”，这样一来岂不是一个请功邀赏的好机会吗？至于说君臣父子之间的人伦纲常，自然就不在费无忌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说做就做。尽管太子娶亲之事已是国人皆知，尽管迎娶的车队已离国都咫尺之遥，尽管王宫里的仪式已准备妥贴太子已喜上眉梢，但费无忌还是骑了一匹快马先赶到王宫。见到平王后，他先极力描述了秦国姑娘的美貌，说得好色的国君心旌摇荡，然后他便直言道，反正太子和姑娘尚未见面，大王何不先娶了她，日后再为太子找一门好亲呢？楚平王终于被说动了心，但他又清楚这事情关系到个人形象、社稷承传，马虎不得，就重重拜托费无忌周全操办。费无忌有了国君做后台，自然就更有底气，凭着小人所具有的不怕麻烦、高效率的办事作风，很快为平王办妥了这件事。就这样，这位原想来做太子夫人的姑娘，转眼间成了公公楚平王的妃子。
小人没有了道德负担，就必然擅钻礼法的空子，就像费无忌的这一场表演，有谁能够想到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中间还能够有这样的剧情发生？太子恼恨、众卿摇头，又于事何补？说他做得无可厚非吧，于情于理都是极大的忤逆；说他无耻下流理当治罪吧，你能说他犯了哪条法律？这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能够感受到的那样，许多没有廉耻之心的小人在我们身边嘤嘤嗡嗡，分明在肆无忌惮地败坏着我们的生活和事业，可为什么就没有足够强大的法律力量或社会力量来遏制他们，惩戒他们呢？有时候甚至于出现像《水浒》里“杨志卖刀”的那种情况，明明是泼皮牛二纠缠杨志，可最终吃官司的却不是牛二而是一怒之下失手杀人的杨志，虽觉冤屈，却又无话可讲。看来小人的肆意妄为，跟拦路抢劫、杀人放火的恶人还是有着极大的不同的。
（2）小人眼里没有太多值得顾惜的事物，他不怕因自己的小利益而损害别人的大利益，甚至于不怕因此而毁坏大局。人所共有的最基本的道德感联系着人们对于这个世界诸多事物所持的基本态度，譬如他人，集体，社会等等。小人道义原则的缺失使他们对于外物缺乏最起码的认同感和契约意识，倘若这些“外物”无益于甚至有害于他们攫取利益的目的的实现，则小人通常会采取敌视的态度和打击乃至毁灭之的手段。小人的这一特征显示了他作为这个社会中的消极力量所具有的危害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有详细的讨论。
小人案例之十九：1933年底，康生到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第十三次会议。当时，红得发紫的王明作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会上作了报告，受到共产国际方面的高度赞扬。康生作为代表团副团长，抓住机会讨好王明，所到之处几乎言必称王明如何如何，且一提起来就万分激动的样子，这自然博得了王明的赏识。王明的赏识助长了康生在党内的威风，使得他加紧了排除异己的罪恶活动。
康生到莫斯科不久，中共中央某机关负责人武相景也到莫斯科疗养学习。一直以来，武相景就被康生认作是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对他是个严重的威胁。因此一直怀有迫害之心。为了探明武相景对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态度，他在武来莫斯科之后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亲切的关照他要安心养病，并且说“我们之间情同手足，要互相帮助。”康生的这些言语使武相景十分感动。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康生带着水果、糕点特意去医院看望武相景，这当然令武万分感动。一番体贴的询问之后，康生开始貌似随意地跟武相景聊起天来。谈话间，康生提示武相景在莫斯科期间不要过多地谈以前在上海工作的情况，“特别是对一些负责人，更不要说三道四，因为共产国际这边的情况也很复杂。”康生貌似关照武相景，实则害怕他把过去在上海工作时耳闻目睹的一些真实情况泄露出去，特别是康生当初靠整人才爬上去的事实。谈完这个话题，康生又问武相景：“在莫斯科这段时间，都听到些什么关于我的议论？”武相景是个直性子的人，根本没想到康生的话里暗藏着什么动机，于是据实回答了，说他以前以为康生是靠整人上去的，现在才知道是误解了他。至于大家的讨论，武相景说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王明展开的，有些人认为王明心狠手黑，称王称霸，到了莫斯科也毫不收敛，很不得人心；还有人认为康生也在帮王明整人……听到这里，康生的眼睛一闪，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那么，你是怎么看的呢？”
老实巴交、心无邪佞的武相景此时真是把康生当作了好兄弟看待，出于对康生的一种负责，他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个人也认为你跟王明跟得太紧了，这是不会有好处的。王明搞小集团活动，树立个人威信，这是一种分裂党的行为，其结果是我们都能预料的。”
康生终于诱武相景说出真实的看法，心里暗暗发狠，表面却作出一副深受启发的样子，说：“你这样肝胆相照，对我说出肺腑之言，真令我感激。我们毕竟是手足之情，彼此能够坦诚相见。我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的。”
武相景万万没有想到，就因为这几句“肺腑之言”，康生已将他列上了“黑名单”。“镇压肃反”运动一开始，康生就对武动了杀机，称这个人“是一个叛逆式的人物，必须想法除掉，否则后患无穷。”为此，肃反小组奉康生的指示，不分昼夜地围攻武相景，一口咬定他是叛徒兼特务。武相景义正辞严地反驳了康生一伙的逼供，但却最终逃不掉“铲除”的命运。很陕，在康生的命令下，武相景终于以“叛徒”、“特务”的罪名被送交苏联保安机关，不久被判处了死刑。
一个问心无愧的忠实的革命者，一个还将为革命事业奉献许多勇敢和才智的党的领导干部，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康生迫害致死了。对于一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对于党的革命事业而言，这意味着重大的损失，两者都是不可弥补、不可原谅的。但在康生看来，这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基本道德感的缺失已使康生对“他人”的存在形成了这样的基本态度：于己有用的人，拉拢或巴结；于己无用的人，疏远或漠视；于己有害的人，排挤或毁灭。这是多么冰冷而残酷的划分！当然，我们日常生活中或零星或群落存在的小人大多数并不至于像康生那样的作恶多端，我们所研究的是小人也并不是杀人放火的恶人，但为数不少的小人们都在自己所处的阶层里不知疲倦地以自我为中心作圆，对于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