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与国家-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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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缺乏联系，再加上在估计机会成本时必然会遇上的困难，就使得集体决策内在的不负责任的本质暴露得很充分，这种不负责任性是与广为讨论的（但很大 程度上不贴切的）关于投票周期中的集体“无理性”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根本不存在投票周期，在多数投票原则或票多 者获胜的规则下所出现的决策类型会与任何潜在的对公民的 “真实估计”毫无联系惑者只有很少联系。
五 市场自发性的出现和政治结果
在上述两个非当事者选择的模型之间， 既存在着重大差异，又存在着重要的相同之处。正如我们在以前所看到的，在理想的私人选择（市场）场合，一个人为他自己或她自己的利益而行动时、在其极端时，是不会对利益集团中的其他人产生直接的影响的。然而、尽管个人选择具有这种私人性，但是，所有个人的行为会产生被称作“社会后果”、“资源配置”、“收入必配’的结果。这种总和的效果不是任何个人可以选择或挑选的。这种结果是自发地从私人的、分散的选择行为中产生的，这种选择行为对最后结果是毫无所知的。
承认在个人选择与总和效果间所存在的这种联系、当然是基本的经济理论的一部分。但是，在集体决策环境所存在的类似的联系却并没有被普遍认识。如同第四节的分析所揭示的，个人作为一个投票者是不可能通过其在投票站中的行为对他或她本人的生存与对别人的生存产主直接影响的。尽管每个个人行为是多么具有意义，但是，全体个人的行为如同在市场选择模型中一样，也产生了一种效果（选择了方案A或者方案B）。但是，这种结果是从投票规则中产生的；而不是由任何个人来明确选择的。因此，在多数投票或得票多者获胜规则下由众多的选民经过个人选择行为所产生的集体的或政治的结果，与在一种有约束力的所有权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由个人行为所产生的“经济”结果相比，具有同样的“自发性”。
上述两种模型之间所存在的基本差别，存在于它们不同的决策结构所产生的效果归宿上。在理想化的市场结构中，个人本身的生存是不会被别人的可认识的行为直接影响到的。他或她也没有可利用的理由对自发产生的“资源配置”感兴趣，那只是他或她发现自己是置身于其中的环境的一个侧面。个人只能在他或她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下通过合乎理性的行为，使效用或剩余极大化。在集体决策环境下情况就明显相反了，个人知道他或她的自身生存是直接取决于或主要取决于别人作为一个总量如何在投票站中行动的，即使个人认识到，在他或她能对总的结果发生效应的条件下，没有单个人会行动，上述特点仍是存在的。
六 依赖性
可以从个人对模型的依赖关系的角度来对上述三个不同的决策模型进行有益的比较。在理想的市场秩序下，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相互有联系的市场网络中，个人是间接地与许多别人相联系的。然而，个人不会直接取决于任何别人的行动因此，他也不会由于他与之进行交易的买者或卖者的道德上的姿态或举动而受影响。个人所面临的买者或卖者不需要把他的交易对方列入我称之为是“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之内（请见第11章）。包括“道德秩序”的市场只要求相互尊重法律，该法律使所有权与契约得以实施。在这种最起码的限制条件下，参加理想的市场交易过程的个人在道德上是独立的，而与此 同时，他从社会相互活动的优势中成为一个得益者。
相反．不论是在当事者或是在集体决策的结构中，个人成了直接取决于别人行为的人了，这里所谓的别人，在当事者决策条件下只是指某个单个的个人，而在集体决策模型中，就是指总和的别的个人了。在当事者模型中，拥有决策责任的可能的好处只限于由可辨认的选择者所享有，而这种当事人的数目总是可计算的有限的少数，而由于当事人的处置权会直接影响听任这种决策的人们的利益，这又会造成不利的一面。而这种由当事人为其作出决策的人们，在遵义上是依赖于当事者的，；而且必然如此。
在集体决策的结构中，个人是受到运用投票规则所产生的结果的影响的。但是，他或她不一定被带入一个由任何可辨认的投票者或过程的参与者所组成的道德共同体之中。这里，不存在一种与在当事者模型中出现的直接的德道依赖性相类似的关系。但是，也不存在市场上作为个人地位的特征的明显的道德独立性。这里，存在着一种个人对于别人总和行为的直接依赖性，这使个人比在其他两种场合下更易于受伤害。他或她没有像在市场条件下所有的别的选择，他或她也没有像在当事者环境中所具有的那种造成利益或损失的直接可辨认的条件。在集体决策条件下，民主政治即使是在其理想状态下，也是象天气变化那样反复无常。
七 体制的现实
我已经对三种理想的决策模型中的个人行为作了分析。在体制现实中，个人将很少（即使有的话）遇上述三种理想状态中的一种“纯粹”的选择。在通常的经济关系中，人们可能会直接对相邻的别人造成影响，反过来，他们也会受别人的直接影响。经济租金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可能显得很沉重尤其在短期内，那就更是如此。有关技术的外在性将不会被完全内部化。在假定的当事人场合，个人作为当事人将会、而且通常也会，直接承担一些他的行为所造成的归宿。在集体决策场合，人们将可能按战略加以划分，以致于个人行为会具有后果。即使没有这种地位，人们也会照样行动，好像同他们做自己的事情一样。
我利用的是理想的模型而不是含糊的有杂质的模型，这是由于，理想的模型可使分析更加易于处理，它还使我们在分析各种体制改革方案时，对它们的规范含义能更加清晰地加以考察，从而有利于进行改革方案的抉择。在这一章里，我并没有对这种规范含义进行推理，尽管这种椎理是应该作的。这种工作需要比抽象的个人选择模型的公式更深的分析与更为详细的数据。在经验可以观察到的个人决策的环境与我所分析过的理想的抽象的模型之间，无疑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是必须加以认真估量的。更为重要的是，规范含义的引伸是取决于对个人行为的动机的估量的，不管这种动机是上述我们所考察的各种模型中的一般动机，还是特殊动机。
如果个人被假定为仅仅是按一种共同的经济人术语那样行动的，那么，由此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在各种决策角色的场合下，看来将存在一种强大的规范．这种规范将是对市场与类似于市场的体制普遍地可能适用的习惯。然而，由于亚当·斯密强调个人必须相互尊重法律，如果没有法律，市场就不能 发生作用，所以，以上对市场体制的热情就会顿时受挫。这种 遵守法律的行动是不能从一个纯粹的共同的经济人模型中推 导出来的。从另一方面说，个人是严格按经济人的方式行动 的，这种可能性在不考虑体制环境的前提下必将给那些热情 地把当事者或集体形成的体制当作市场的替代物来接受的人 们当头一律。当人们改变角色时，并没有变为圣人，或者说， 至少没有像我们的学术界同行们所渴望的那样变为实际的圣 人。
还有许多工作有待继续进行；人们在不同的体制下会有 不同的活动方式，这种不同的体制会使他们充当不同的角色， 因为角色会修正约束条件，也会影响人们的动机。但是，我们当中的圣人将不会是被我们选作为当事者的人（事实上，相反的事到很可能出现），在刺激是如此缺乏时，我们中很少有人会作为“有责任的公民”来行动。最后，当分析工作与经验方面的研究完成以后，体制改革的优先方向要求一方面实现独立、自我实现与自由，另一方面实现团结、博爱与依赖性，而使这两方面的要求要获得平衡是困难的。个人渴望自由，与此同时又渴望归属于一个共同体；他们不希望使自己成为一个无个人特征的奴隶。社会哲学家与社会改革家所面临的挑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必定还是，在满足前一方面的需求的同时，不致引起保证后一条件的体制发生变化。
注释：
①这一章的内容最初是提交给意大利士伦（Turin）的土伦俱乐部所组织的“个人与集体的合理性”的讨论会的，该讨论会于1983年1月举行。该文还提交给1983年9月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芝加哥会议。 我要感谢罗伯特·萨格坦（Robert Sugden）与维克多·范伯格（Vikto
Vanberg），他们对我为初稿提出过有益的批评。
②特别请参阅詹姆斯·布坎南的《投票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Individual
Choice in Voting and the Market），载《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 62卷（1954年 8月号）。该文重新发表于布坎南的《财政理论与政治经济学，（Fis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90一104页。又可参阅杰弗里·布伦纳（Geoffrey Brennan）、詹姆斯·M·布坎南：“投票者选择：对不同的政治方案的评估”（Voter
Choice：Evalnating Political Alternatives）；载《美国行为科学家》（American
Behavionral Scientist），28（1984年 12月），第 185－201页。
③参阅詹姆斯· M·布坎南的《成本与选择》（Cost
and Choic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5年）。该书对机会成本和它与选择行为的关系作了一般性的讨论。
④对于我的分析目的来说，在平常的选择与行动跟创新的选择与行动之间并不一定有确切的界限。通过简单地重复在前些阶段已经有过的选择类型与接踵而来的行为类型，个人就可以有效地在各种方案之间进行选择了。当然，从别的目标来说，被动的选择行为与主动的选择行为还会是重要的。
⑤至于进一步的讨沦，请参阅杰弗里·布伦纳（ Geoffiey Brennan）与詹姆斯·M·布坎南的“投票者选择：对不同的政治方案的评估”一文。同注释②。
《自由、市场与国家》
詹姆斯。M。布坎南著
22 契约主义与民主 ①
一 导言
如果不引入超个人的价值规范，从任何一种合理的与合法的意义上来解释政治过程的话，那么，政治必定被理解为是这样一个过程：独立的具有不同利益与价值观的个人，带着个人认为有价值的利益，为了使这种利益保持下去而展开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接受了这个关于政治的本质的先决前提，则关于政治的最后模式就是契约论者式的。不可能存在别的可以存在的模式了。
然而，这个先决前提并没有直接给出日常意义上的政治安排结构的含义，从而也没有给出“民主”的含义。我们必须承认，在日常用语中，‘非民主”的政治体制也许会从彻底的契约论者的前提中通过分析而推导出来。
当然，霍布斯提供了一个古典的例子。人们发现自己处于相互交战的状态之中，因此，与统治者订立契约；他们放弃天生的自由，来换得秩序与安全，而统治者就以此为条件，答应给予臣民们以秩序与安全。继这种原始的契约之后，由统治者作出的决策并不是“民主的”，这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如此。然而，不管霍布斯的例子在讨论的现阶段是如何有用，却用不着把霍布斯的契约隐喻推广到他本人关于限制统治者权力的前景的悲观预测之中去。但是，霍布斯关于契约的隐喻指出，只要统治者们仍然遵循初始契约中约定的和规定的限制条件，只要统治者的作用仍然是维护并实施内部秩序，那么统治者决策中的“民主”属性就会处于一种不恰当的位置，实际上，去处于反生产的位置。
可以把这个原理引伸到更为一般的环境之中，由于不能理解这个原理，使许多讨论成为，并且还会继续成为普遍存在的混乱的源泉。从最包罗万象的意义上说，“政治”包含了体制内的所有的活动，该体制是与集体的成员共存的；
也是与制定好的政策共存的。因此；
政治包括所有合法的体制结构。法律与日常意义上的政治体制。然而、要紧的是，应该把集体活动的三种不同水平或三个不同层次区别开来。
第一个层次的集体活动是实施现存法律的活动。这类活动包括霍布斯所说的统治者的合法活动，它属于我曾经说过 的“保护性国家”的活动，诺泽克（Nozick）管它叫“最低限度的国家”，某些19世纪的哲学家叫它“守夜人国家”。用人所熟知的竞赛术语来说，这里的国家作用相当于裁判，他被任命来保证规则的实施，从而保证比赛的进行。
第二个层次的集体活动包括在现存法律限度内的集体活动。我曾经把这类活动看作属于“保护性国家”的活动。哈耶克用“立法”来区别于“法律”。用经济学家们所熟悉的语言来说，这类活动包括筹措资金，供给和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这些公共物品与金共服务如通过个人与私人集团在现存的合法规则下提供，是不能有效的。
第三个层次的集体活动包括改变法律本身，改变现存的规则的活动。用美国人的术语来说，这类集体活动也许最好被称为是“立宪的法律”尽管哈耶克在这里是用一般的‘’法律”这个术语。用竞赛的术语来表达，这类活动是指要改变那些曾经是并且现在还是在发挥作用的竞赛规则。
在80年代中期这种混乱的知识界与政治界环境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三层活动是混杂在一起的。有一些机构，本来应该在第一个层次内进行活动，但却从事第三个层次的活动，而并不对此感到内疚在他们的学术上的良师的纵恿下，他们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现代法律一司法惯例把我们置于一种还在继续的竟赛之中，在这场竞赛中，裁判们本身还在不断改变比赛规则，并且公然宣称这是他们的社会职能。那些代议机构，立法者，本来的职能是应该限于第二层次的活动之内的、但却没有自觉地承认现存的限度。只要“民主”的程序仍然流行，总是鼓励现代政治家们去使任何现存的立法活动合法化。从而，合法的机构与合理的机构一起侵入了第三层次的活动范围，并且是在合法的外衣下这样干的。很难想像还有比现存的这种混杂更加深更加广泛的混杂局面了，这种混杂不但存在于公民之中，更为可悲的是，存在于抓些会对公众意见施加更大影响的人士之中。
我们必须承认上述混杂的局面；必须刻意避免把契约主义者的推论应用到所见到的体制中去的企图，现存的体制早已违背了它应该具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