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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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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生中唯一能让我体尝到“无欲之性”的男人,他也是我的一面镜子和真正的道友。


《生命的不可思议》 第四部分因缘重演:单亲妈妈与独生女儿

    经过一番生离死别,我疲惫的身心正在逐渐康复时,另一波的考验再度降临。    
    翠英与我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翻译工作,感觉身体需要一些运动,尤其是想游泳,于是我们加入了某个健身俱乐部,开始强迫自己固定地锻炼身体。某天下午我们在一间咖啡厅里喝饮料,听见隔壁桌有两位男士在说话,其中一个人的声音特别耳熟。我确知自己并不认识对方,但我可以从他的声音判断出我们的家庭背景有相似之处,好像他的家属中有我熟识的人似的。那是一种无法以理性诠释的直觉。不久走进来一位男士,我仔细一看,此人是我前阵子才认识的朋友。他一边和我寒暄,一边与隔壁桌的人打招呼,原来他们是朋友,很自然的,大家便聚到我们这桌开始聊起天来。那位声音令我耳熟的男士坐在我的正对面,我看着他那副唇红齿白的书生模样,脑子里闪现了一个念头:如果妈妈还活着,一定会很喜欢他的长相的。母亲一向喜欢看起来干干净净的男孩子。眼前的这位男士年龄应该比我小一些,不知道他的职业是什么?……我正在这么想着,他突然笑着对我说前两天他才到书店买书,意外地发现了《般若之旅》,因为是我翻译的,便将它买了下来。他说他十几年前见过我,他的父亲也认识我,我听了觉得刚才的直觉是正确的。他说多年来他并没有强烈的宗教倾向,但是对人生曾经深思过一些问题,脑子里有许多疑问需要厘清,没想到无意中发现的《般若之旅》完全解答了他的疑惑,他觉得相当震撼。那种震撼是我非常了解的,因此我们继续热切地交换着心得。我发现仅仅一本《般若之旅》已经让他开了窍,可以说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我却是踏破铁鞋才觅得真理,于是调侃地对他说:“你的命比我好多了。”再继续谈下去,这小子居然已经开窍得令我生起了较量之心,我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他的思路非常流畅,带着逆向思考的幽默,谈起话来十分有趣,两个人因此而产生了情绪上的联结。翠英早已提前离去,傍晚时分他开车送我回家,途中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不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感觉吗?”我告诉他我的心很开放,这种感觉很容易就产生了,但不一定是男女之间的吸引力。    
    自从那次见面之后,他每天固定地打一通电话来问候我,不久便开始登门造访。他登门造访的态度也像是到了老朋友家似的,最妙的是,不容易与人自来熟的翠英竟然也很快地接纳了他。我坐在那张超大型的长书桌前翻译,他就坐在对面看书或与我谈话;我用“谈话”二字是因为我们很少聊天。我们对闲话家常都不感兴趣,要谈就直接进入最根本的主题。他当时的根本问题是他对人的存在本质起了大疑。他质疑人性,他质疑婚姻制度,他质疑传统和教育;我知道他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从他的话中我得知他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也是宠溺与纪律参半的,家里的人口众多,父母的婚姻很早就出了问题,他在情感上开窍得很晚,自己的婚姻正面临着瓶颈,事业也不顺利;他对人生有点倦勤了。我一边听他说话,心里一边思索:又出现了一个对世俗厌离的追寻者,然而这份厌离之心到底是准备好了要放下过去所有热衷的目标,还是一种逃避和叛逆?愈是和他深谈,愈是能感受他探究的能力和诚意。他似乎把我们家当成了他的第三个家,但是我们之间始终维持着友善的互动,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奢望。


《生命的不可思议》 第四部分因缘重演:他的自我枷锁

    半年匆匆地过了,《克里希那穆提传》已经翻译完毕。这本书我前前后后大概润饰了不下十次,直到节奏、语气和美感都达到“洁癖”的标准才甘休。不久翠英回南部和家人团聚,我开始和胡小猫过起独居的生活。有一天吃完饭后他来看我,他坐在我的书桌对面突然对我说他很想跟我有进一步的性爱关系,我说我没有这种感觉,无法勉强自己,还是出去看场电影吧!当时《霸王别姬》正在上演,陈凯歌的片子我以前看过一部《黄土地》,印象颇为深刻,我们查了一下报上的电影广告便起身冲往戏院。正片刚开始放映,我们坐定下来专心看戏。这部戏的内容令我很不舒服,它完全展现了中国人自虐式的民族性和威权式的上下对待。我告诉他我的感觉,显然他也有同感,两人之间的防线因为共鸣而突然消失,开始弥漫着一股强烈的能量振动。银幕上继续放映着坚苦刻厉的镜头,我们之间的温暖能流和银幕上的画面显得格格不入;我们心照不宣地站起身来,走出了戏院。回家后在没有第二个想法的情况下我们进入了性爱关系。然而一旦有了肉体的接触,却清楚地意识到两人之间有一种距离,一种无法全然对焦的尴尬。我开始能理解为什么他认为自己基本上是个拘谨的人,他的反叛其实是在叛逆自己的制约,他想透过婚外情来打破自我设限的牢笼。我并不是唯一和他发生婚外性爱关系的人,如同无数的男女一样,他以为婚姻就是他的枷锁,他想一边套着这个枷锁,一边拥有个人的自由,但结果也像无数的男女一样,再怎么寻觅,和他最有缘的人仍然是他的婚姻伴侣,而自我的枷锁也还是套在头上。一个人在婚姻关系中如果无法全然融入对方,在婚外的关系里也将会是一样的。自由只有在完全融入于对方之后才会出现。    
    从二十岁开始就有不计其数的已婚男士向我展开追求的攻势,但我一直没有真正介入过婚外情——长期扮演第三者的角色不可能不落入奢求和不甘愿的矛盾里,也不可能不陷入进退两难的痛苦中,我不想自找麻烦。但是他的幽默、柔软、善于互动以及和我志同道合的追寻,使我无法以一贯应付已婚男士的冷漠态度把他挡在墙外,就这样顺着情势的发展,我正式地成为他婚外情的第三者。我们的关系进行了一两个月后,他开始压抑不住自己的冲动,有时一个晚上从家里跑出来两三回,只为了打电话给我。他的冲动让我产生了省思,我觉得我们必须冷静下来好好地谈一谈了。我很直接地对他说:“这个关系要是继续下去,结果一定是天下大乱。”我问他到底还想不想要他的婚姻了?我们的关系究竟是真的有爱,还是一种逃避网路?如果他下定决心离婚,我们也许可以过得蛮愉快的,他甚至连工作都不需要做,两个人到处去旅行,逍遥度日。然而这就是解脱了吗?他狠得下心抛家弃子吗?他能不产生矛盾吗?这些问题令他的眼泪开始泉涌,他沉思了一会儿,很老实地说他不可能做得出这样的事,他和妻子之间虽然有许多争执,但彼此的情感仍然很深,况且他疼爱他的小孩甚于一切。他就像一个中年才开始叛逆的大男孩暂时找到了我这个不太安全的避风港,我们扮演着彼此的心理医师,继续揭露意识里的真相和症结;透过我们之间的互动,究竟真理的危险性再度被发现。人们太轻易地把超越是非、善恶、对错的究竟真理拿来合理化自己的试误过程。很少有人是真的达到了百无禁忌的自由之境,多数人只是随着生物本能、荷尔蒙、内心的匮乏和各种因缘业力而运转,如果把这样的运转过程视为究竟真相,认为自己真的自由了,那就是落入了自欺的陷阱。    
    接着我们针对婚姻制度进行了一些讨论。就婚姻和小家庭制度的本质来看,它最初的设计是为了巩固爱情、制约人性里多元发展的倾向,以便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下一代的养育,其实它只是集体制约力的一种。举凡是强加于个人之上的集体制约力,久而久之都会造成个人的反动。争取自由是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的渴望;透过阴阳的和合完成自然之道,也是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的渴望。我发现自己长久以来的两性关系一直卡在这样的矛盾中:我既想要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又想要一个稳定、持久、深入和全方位的关系。这两者有没有可能兼容并蓄地同时存在于一种制度或关系里?答案是有可能的。我能够想到的西方世界典范人物就是萨特与波伏瓦,在台湾则是曾昭旭教授和他的妻子。这几位典范人物的关系无论是已婚或不婚,都是奠基在自由与开放之上的。前者的故事众人皆知,无须赘述;后者的婚前宣誓倒是值得再提——曾教授和妻子有过协定,他们的婚姻必须有变心的自由。这是必须有极高的安全感和成熟度才能办得到的。西方世界在六七十年代曾经鼓吹过开放式婚姻,但多数人都无法超越自己的独占欲和依赖性,最后还是回归到一夫一妻制。    
    婚姻制度容易使占有、嫉妒、掌控等人性中的局限合理化与合法化,使人变得琐碎、狭隘、封闭,令生活变得单调、乏味和机械化;反之,它也可能是人类最有机会体尝到真爱,使人进入圣婚的关系。关键就在两个人有没有智慧、诚意和毅力了。    
    我们谈着谈着心里已经逐渐清楚,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的直觉仍然是最正确的——我们之间的缘分并不是真正的男女因缘,但他似乎必须透过我才能发现他和妻子是分不开的,他们的关系是值得继续努力的。这意味着他必须回头面对两人的权力斗争以及不同的习性和价值观,此外他即使再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以目前的情势看来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他只能毫不逃避地面对令他厌烦的世俗琐事。看到自己竟然能如此冷静地处理这份关系,我知道自己已经在成长了(虽然并非先知先觉)。然而我们的关系并不是这样轻易就了结了,他不但给我带来了其他的试炼,还进一步地帮助我进入了“灵魂的暗夜”。


《生命的不可思议》 第四部分因缘重演:开放之道

    当我们相处时,彼此经常坦言自己的性爱经验而没有任何困窘,但是在面对其他的男性友人时我还是会自我设限,免得让他觉得不舒服——由于各种的前车之鉴,我不再高估男人的器量。没想到他在我的面前竟然能毫不顾忌自己的已婚身份以及和我的关系,理所当然地准备和出入于我家里的其他年轻女性展开超友谊的关系。他的彻底叛逆和博爱,逼得我不得不面对过去那些夭折的关系中没有完全曝光的心理问题——由于不忠而引发的猜疑、预设、占有和自尊受伤等等的波动。其中自尊受伤这一点其实是真正的关键。    
    我从母亲、周遭的一些自视颇高的女性和自己的身上看到,当男人不忠时他们选择的对象往往是伴侣周围的友人或者比伴侣条件弱的人;骄傲的女性最不能承受这样的打击。男人时常在潜意识里利用唐璜式的博爱来战胜自己无法全然征服的女性,借以扳回劣势。经验了各式各样的男人之后,最后你会发现大部分的男性真正关心的,也只不过是征服欲的满足和胜负的问题罢了。当然眼前的他还关心着自己的解放及空间能有多大。他的我行我素和温良恭俭让是并存的。一方面他让你耳闻和目睹他与其他女性的亲密互动,一方面又绝不对立或争辩,因此你有充分的机会观察到内心各种的受辱反应。我深深地感觉他在无意识地把我推往真正的菩萨道——以最宽容、最开放的心胸接纳与承受人生最艰难的考验。    
    不久我决定再度前往奥哈伊和三藩市,采购一些台湾找不到的天然营养补充品、日用品和新出版的书。他说他也想参访克氏的故居,于是我们结伴同行了十几天。旅途中他仍然我行我素地表达他对其他异性的“性”趣,我看着自己心中的反应,似乎逐渐能坦然面对那些受伤的感觉。创巴仁波切有句话说得相当贴切:失望就是道途中最佳的战车。开放之道是我这一生无法逃遁的解脱途径,生命中的每件事都在逼着我接纳人生的不完美。“新时代”流行的理论是:你遇不到懂得爱你的人,是因为你不爱自己;换句话说,如果你懂得爱自己,就会遇见爱你的人。这个理论暗示着一种交易、掌控以及对情爱的执著。我的年纪愈长愈能体认人生永远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挑战,因此我们只能放下那股不断想要改善和获取的企图,开放地顺应各种关系的互动,诚实面对自己的局限,从面对之中就能产生转化和自由。我更进一步地体尝到集中焦点的执著与期望之中并没有爱的成分,那只是一种欲求罢了。    
    从二十岁开始就有不计其数的已婚男士向我展开追求的攻势,但我一直没有真正介入过婚外情——长期扮演第三者的角色不可能不落入奢求和不甘愿的矛盾里,也不可能不陷入进退两难的痛苦中,我不想自找麻烦。但是他的幽默、柔软、善于互动以及和我志同道合的追寻,使我无法以一贯应付已婚男士的冷漠态度把他挡在墙外,就这样顺着情势的发展,我正式地成为他婚外情的第三者。我们的关系进行了一两个月后,他开始压抑不住自己的冲动,有时一个晚上从家里跑出来两三回,只为了打电话给我。他的冲动让我产生了省思,我觉得我们必须冷静下来好好地谈一谈了。我很直接地对他说:“这个关系要是继续下去,结果一定是天下大乱。”我问他到底还想不想要他的婚姻了?我们的关系究竟是真的有爱,还是一种逃避网路?如果他下定决心离婚,我们也许可以过得蛮愉快的,他甚至连工作都不需要做,两个人到处去旅行,逍遥度日。然而这就是解脱了吗?他狠得下心抛家弃子吗?他能不产生矛盾吗?这些问题令他的眼泪开始泉涌,他沉思了一会儿,很老实地说他不可能做得出这样的事,他和妻子之间虽然有许多争执,但彼此的情感仍然很深,况且他疼爱他的小孩甚于一切。他就像一个中年才开始叛逆的大男孩暂时找到了我这个不太安全的避风港,我们扮演着彼此的心理医师,继续揭露意识里的真相和症结;透过我们之间的互动,究竟真理的危险性再度被发现。人们太轻易地把超越是非、善恶、对错的究竟真理拿来合理化自己的试误过程。很少有人是真的达到了百无禁忌的自由之境,多数人只是随着生物本能、荷尔蒙、内心的匮乏和各种因缘业力而运转,如果把这样的运转过程视为究竟真相,认为自己真的自由了,那就是落入了自欺的陷阱。    
    接着我们针对婚姻制度进行了一些讨论。就婚姻和小家庭制度的本质来看,它最初的设计是为了巩固爱情、制约人性里多元发展的倾向,以便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下一代的养育,其实它只是集体制约力的一种。举凡是强加于个人之上的集体制约力,久而久之都会造成个人的反动。争取自由是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的渴望;透过阴阳的和合完成自然之道,也是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的渴望。我发现自己长久以来的两性关系一直卡在这样的矛盾中:我既想要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又想要一个稳定、持久、深入和全方位的关系。这两者有没有可能兼容并蓄地同时存在于一种制度或关系里?答案是有可能的。我能够想到的西方世界典范人物就是萨特与波伏瓦,在台湾则是曾昭旭教授和他的妻子。这几位典范人物的关系无论是已婚或不婚,都是奠基在自由与开放之上的。前者的故事众人皆知,无须赘述;后者的婚前宣誓倒是值得再提——曾教授和妻子有过协定,他们的婚姻必须有变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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