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抑Γ獠攀撬ㄒ恍奶鄣亩鳌Ｎ彝蝗幌肫鹄畎皆艿靡獾馗铱垂豢楹炀畈嫉那∮凳昵八雨袅虢值墓哦棠抢镆晕灏僭牡图凼展毫苏飧霰Ρ矗蛭歉隼习宀皇痘酢Ｎ姨晗粝壬幕靶睦镆丫辛似住＠畎阶芩邓恢厥佣恢厥诱嫫臼稻荩欢魏我桓錾裰乔迕鞯娜硕贾蓝攀亲钪匾摹Ｕ馐蔽叶岳畎阶詈蟮囊凰炕镁醵急淮蚱屏恕Ｖ钦咚档枚裕胛狄环萸楦校谕儆茫羰敲挥腥魏纹诖隳芪尢跫匕俏冶匦氤腥衔夷昵崾倍匀诵缘钠谕峙率翘吡恕Ｎ一孟胫械睦畎绞歉鼍哂姓嬷萍殖矫南朗浚皇且桓龆嘤嗄奔靡患褐降摹爸腔圩锓浮薄Ｓ谑俏野底栽谛闹写蚨巳ヒ狻！ �
不久李敖又和四海唱片发生了纠纷。民歌手兼唱片制作人邱晨在媒体上看到李敖所写的《忘了我是谁》，很想把它谱成曲，于是偕同四海的廖董夫妇约我和李敖在财神酒店谈出版这首歌的事宜。邱晨问李敖对歌词的酬劳有什么要求，李敖说没问题，比照一般作者的酬金就行了。后来邱晨录完了音，唱片上市的第二天正准备把酬金给送李敖，李敖却开始避不见面。不久廖先生从国外回来，亲自带着礼物来见李敖，李敖说付款的时间迟了两天没照规矩来，所以要诉诸法律，不过可以私下和解，于是索价二百万元（看来他很迷信这个数字，大概是曾经比照此法成功地取得辜振甫的二百万台币吧）。廖先生要李敖给他一星期的时间做考虑，李敖答应了。廖先生趁这一个星期把所有发出去的唱片全部回收，并登报声明，经销商如果继续出售那张唱片，必须自己负法律责任。后来四海把那首歌的歌词改成了钱、钱、钱。
这段期间我已经心生警觉，懂得一些城府了。我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私章、户口名簿、画和衣物，一点一点地搬回家，等到搬得差不多了，就不再回金兰去住了。这时我开始提出离婚的要求，但李敖不肯，他说他要拖我一辈子，我心想他是很可能这么做的。没想到有天晚上他打电话来，要我到刘维斌导演家，他愿意无条件离婚。刘导演也是在台中新北里长大的世交，他的妻子孙春华则是我一直很喜欢的女人之一。
《生命的不可思议》 第一部分爱的试炼：从结婚到离婚（2）
我到达刘大哥家，和春华聊了一会儿，大家便坐定下来。李敖拿出纸笔开始写离婚协议书，我心里有一种立刻可以得到解脱的期待感。他写到一半突然转头对我说，我必须把私章和户口名簿交给他，他好办理静庐的过户手续。他不知道我已经在李永然律师的协助下将那幢房子物归原主了。我告诉李敖说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不能交给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拿去做什么。这时李敖脸色一变，气急败坏地开始骂出各种不入流的话，他又跳脚，又比武，像疯了一般地要和我单挑。我先是静静地听着，听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拿起旁边茶几上春华养的一盆很重的盆栽，照着他脑袋的方向正准备用力砸过去的时候，刘大哥一把抱住了我；我用力过猛，反弹力当场令刘大哥闪了腰。两个人就这样闹了好几个小时，后来猛然意识到天都快亮了，于是独自走到饭桌一个人低头吃起春华为我们准备的宵夜（已经成了早餐），这时李敖突然变了一张脸走到我的身边，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因因啊！我们还是好好解决这件事吧！”我头都没抬地对他说：“太迟了，我们走着瞧吧！”
八月二十六日萧孟能先生召开记者会，接着四海唱片公司和我又联合起来招待记者，公布了李敖的真相。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登出这则消息，舆论为之哗然，我整个人充满着战斗意志。八月二十八日李敖在友人劝说之下决定和我离婚。他先举行记者会，并散发书面声明，写了五条文情并茂的感言。某些与我有交情的女记者朋友拿了这份声明，立刻赶到世界大厦对我说，如果我不能马上回李敖一份书面声明，第二天报上登出的内容必定是一面倒的，因为他的文笔实在“动人”。于是我在五分钟内含着眼泪回应了他的声明。那张纸我没有保留下来，只记得内容是希望他好自为之，从此不再遇见“试探”。当天下午李敖拿着一束鲜花，打着我送他的细领带，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世界大厦准备和我签离婚协议书。当他和我握手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之间虽然历经一场无可言喻的荒谬剧，但手心传达出来的讯息还是有情感的，于是紧绷的斗志一瞬间完全瓦解。我的心一柔软，眼泪便止不住地泉涌，我为人性感到万分无奈。没有一个人不想爱与被爱，即使坚硬如李敖者也是一样，然而我们求爱的方式竟然是如此扭曲与荒唐，爱之中竟然掺杂了这么多的恐惧与自保。
李敖签完了离婚协议书，回到金兰不久便打了一通电话给我，他说他认为我们之间还是有很深的情感，他希望和我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把周围这些恼人的事抛到一边，好好地安静一阵子再做决定。我一边落泪，一边满心遗憾地对他说：“玉已经碎了，恐怕很难再密合了。”接着他话锋一转立刻对我说：“静庐的所有权状在我手里，你在法律上已经触犯了伪造文书罪，律师有没有告诉你这件事？”我心怀警觉地对他说我并不清楚这里面牵涉到的法律问题，一切交由律师处理，不久他就挂了电话。后来我才知道那通电话从头至尾被他录了音。他让我认清警觉是必要的，人一怠忽危机就会出现。
《生命的不可思议》 第一部分爱的试炼：向内心深处探索
婚离后我整个人好像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洗礼，体重瘦成四十四公斤，身上的肋骨一条条地露了出来，但精神很好，心情也出奇的平静。虽然饱尝此生第一次的大是大非，我对于人性却仍然充满着憧憬。我自比《鲁宾逊漂流记》里的黑人星期五，在扭曲的文明与天真的原始之间摆荡，心房的一角却总有一个不散的宴席，一场周五之后的周末狂欢。在《茵梦湖》专栏中我陆续写了《星期五的世界》和《母系社会》，借以抒发劫后的雀跃和领悟。我白天拍连续剧《碧海情涛》，专心地工作，几乎没什么念头，连晚上的睡眠也无梦，像是一种轻安的精神状态。就在那个阶段我开始练习瑜伽大休息式，整个人仰卧平躺，慢慢调息，再配合一些观想，让自己进入定境。
就在我逐渐深入于内心次元的阶段，李敖开始控告我伪造文书，我不得不上法庭面对与我毫不相干的官司。上法庭和李敖打官司又是另一种震撼，他颠倒黑白的狡辩能力令我差一点对他行五体投地大礼拜。他为了抹黑我的人格，竟然印了书面声明分发给在场的各报记者，说我是索价一夜十万元台币的应召女郎（他知道当年我和宝哥在印尼登台的酬劳是一天十万元），所以我的证词不足以被采信。当时正直不阿的资深记者宇业荧就坐在我身边的位置上，他一拿到那张传单立刻让我过目，然后迅速地跟其他的记者朋友们商量，提醒大家不要上李敖的当。我在媒体上花边新闻颇多，但大部分记者都知道我是个只要爱情而不屑拿爱情换取金钱的浪漫派。后来李敖的声明报上只字未登。
几年的官司所累积的怨恨像个钩子一样，紧紧地钩住了我和我心中的李敖，后来我读了《灵魂永生》这本奇书，突然明白困境的编导者就是我自己，一切都该由自己负责，于是那个钩子就松了，整个人也跟着轻松起来。当时我正在香港拍《大笨贼》这部喜剧，每天我都捧着《灵魂永生》阅读，并试图说服许冠文也拿起来读一读。沈公子（沈君山先生）到香港见金庸，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在咖啡厅里聊天，我也兴致勃勃地和他讨论这本书，但显然引不起什么共鸣。虽然得不到智识上的共鸣，我的心情依旧轻快无比，时常一个人戴着随身听在尖沙咀的街头边跳边唱地走着，那份喜悦想必感染了不少路人，从他们脸上的微笑可以略知一二。
回到台湾后不久又接到了法院的通知，照样还是得面对现实中的纠扰，但心情已经大不相同了。我记得上法庭的那天早上，我和母亲到达的时间稍早了一些，法庭的门还没有开，我转过身望向外面的院子，发现李敖一个人坐在对面的长椅子上等候。我心中突然生起一种想法，好像我们俩共同演出了一场荒谬戏，为的只是要转化我们先天人格中的愤怒与嗔恨，好像那是我们在转世前就约定好的事。当时我并没有以我的理性检验去干预这个想法，我只是很自然地认为就是如此，于是不由自主地对坐在远方的李先生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如同他初次在萧家见到我的举动）。李敖微微地有一些反应，但我不知道他明不明白我的举动里的意涵。下了法庭，我跳跃地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我觉得我们俩无聊透了，放着好日子不过，这出闹剧可不可以不要再演下去了。”李敖脸上带着苦笑地说道：“其实我也不想演，只是已经骑虎难下了。”我觉得他终于说出了肺腑之言，那一瞬间我心里所有的怨恨彻底烟消云散。
没多久法官宣判我无罪，心中的钩子一松，外在的结也跟着松了。萧先生在李敖“真凭实据”的攻势下节节败诉，锒铛入狱两次，第三次他决定不再奉陪演出这场荒谬剧，于是偕同剑芬移民美国。每次有人提及李敖，他还是对李先生的才华赞不绝口，没有丝毫恨意，令剑芬更是觉得不可思议。李敖自己在那张长达十八英尺的真凭实据之下也因侵占罪成立而锒铛入狱一次，但他在回忆录中仍然把那次不名誉的牢狱之灾形容成“第二次政治犯入狱”。他深谙群众心理，在一切泛政治化的台湾，人心肤浅到只要是诉诸政治迫害，那股同仇敌忾的浑劲儿一被激起，谁还管“真相新闻网”谈的到底是不是真相，爽就好了！
官司过后，我竟然一连三次在台北东区不同的地点碰到李敖。我走过去和他握手打招呼，心里有一种“从未发生过任何纠葛”的诡异感，好像他只是我初识的一名友人，彼此说了几句问候的话便径自上路去也。十几年后当我的健康因剖腹产和畸胎瘤而坠入谷底时，李敖开始在他的电视节目和著作中不断地对我攻讦，令我不禁增生一份心理上的洞见——仇恨的背后永远有相反的情绪，好像他还是难以忘怀或仍然在恐惧着什么。我一直没机会让他理解我在这段因缘中的心理真相，这似乎是我对他的一种亏欠和未竟之责。但愿这一万多字的剖白能够让他清楚──“只有恨的本身才是毁灭者”。所有对他人的攻讦与不满基本上是毫无杀伤力的（如果那个人已经超脱了面子问题）；这股力量在过程里伤害的只有自己。人即使拥有再多无知的支持者，终场熄灯时面对的，仍然是孤独的自我以及试图自圆其说的挣扎罢了。
《生命的不可思议》 第二部分寻道
《灵魂永生》像是一把独特的钥匙，开启了我向内探索的门，使我体会到心智的创造力，也让我更专注地朝着内在的召唤前进。在自我探索的途中需要各种助缘，其中最重要的一位道友就是目睹我和李敖协议离婚未成，为我们做“最后宵夜”的孙春华，另外一位则是气功大夫唐师父。
我在前文中提到在香港拍《大笨贼》期间，因为从马上摔下来而伤到了尾椎（以及第三节的颈椎），回台湾后虽然找了推拿师治疗，但尾椎部位的经络仍有些淤肿，因此右半边身体时常隐隐作痛。不久有人介绍我到辛亥路“双头甜”水果店旁的一幢老公寓，找一位专治跌打酸痛的气功高人——唐师父。我按照地址找到了“双头甜”，也找到了唐师父的诊所。
那是一幢简朴得近乎简陋的二楼公寓，里面坐了一些求诊的人，有的人肩颈部位贴了厚厚一片的黑褐色药饼，我问他们那是什么东西，他们说那是唐师父徐州老家三代相传的秘方——由红薯制成的药饼，可以把肩部穴位里的淤塞物吸出来，我看了觉得很稀奇。进入唐师父的推拿室，见到一位年长的女士正在接受治疗，仔细一瞧竟然是叶曼居士——叶阿姨。我曾经在《十方》杂志里读到叶阿姨某次打禅七突然瞎猫碰死耗子，尝到了“推河车”的滋味。照理讲她的经络已经畅通无阻，为什么还会坐在这里接受气功治疗呢？我心里正暗自思忖着，叶阿姨突然开口说道：“我这个病是打坐治不好的。”我被她的“心通”能力吓了一跳，不敢再多想什么，老老实实地坐在旁边等待唐师父治疗。叶阿姨的疗程结束之后，唐师父要我躺在按摩床上，他以气功点穴的方式为我进行治疗。他的方法和一般的按摩推拿截然不同，患者不但没有痛感，而且非常舒服，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治疗结束后他给我开了一些泡澡的草药粉，要我回家自己进行药浴；它的功效是促进血液循环和排毒。这样双管齐下地治疗了一阵子，有一天唐师父说他要为我运气，把尾椎穴位的淤塞物用徒手吸出来，我怀着未知的心情接受他的“吸淤大法”。过了几秒钟的时间，唐师父要我坐起来看他的手掌，只见他的掌心全是灰灰黏黏的东西，他说这就是穴位里的淤积物。他问我感觉有没有轻松些，我说确实轻松多了。他说用一次“吸淤大法”不知要耗掉多少元气，我仔细看了一下他的脸，发现他的头发竟然全体竖立，就像卡通影片里的人被电击后的反应。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有点眼冒金星，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后来听说许多官场上的要人经常派车子来接唐师父出诊，不知道他如何应付得了那么多的病患。
几个月之后唐师父在某家美商公司开静坐班，我成了班中的学员，我们不仅练习静坐，还接受唐师父的外气灌顶。当场气动的人有两位，我是其中的一个，从此以后我的外气就开始不能控制地在身体里流窜。
练了几个月之后，各种深埋的情绪开始曝光、释放。我逐渐察觉自己和父亲一样，都是压抑愤怒、哀伤和恐惧的能手，我们习惯性地在人前维护自己的平静与尊严，力求人际的和谐，大部分的负面情绪都往内压；就因为没有适度的宣泄，在生活里情绪才会突然失控，爆发出巨大的情绪能量。
母亲在这一点上比我们父女要坦率得多，她总是有话直说，有气则发，所以她的能量比我们高，也比我们流畅，但也因此造成了我们的压力。这时我意识到自己迫切地需要一个独处的空间，世界大厦的家只有母亲的气味，我的创造力在这个空间里是很难充分开展的。从某个层面来看我很羡慕父亲，至少他和母亲的功课已经暂时中止，剩下我独自一人继续面对这股难缠而又顽强的能量（她对我也有同感）。
自从我进入演艺这门行业之后，几乎没有什么私人生活可言，我在媒体的渲染下好像身边永远有男人陪伴似的，其实我和异性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十几年总共加起来大概还不到两年。母亲守了三十多年的活寡，我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寡宿。我经常想借着两性关系脱离母女相依为命的无奈生活，但叛逆了无数次最终还是回到原点。平常我不是拍电影、拍电视、拍广告，就是登台、主持节目、接受访问，再不然就是出外景、参加影展、宣慰侨胞或演讲。我辛苦工作赚来的所有收入悉数交由母亲管理，她省吃俭用以
![[阿来专栏] 关于生命的伟大发现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