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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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然就是出外景、参加影展、宣慰侨胞或演讲。我辛苦工作赚来的所有收入悉数交由母亲管理，她省吃俭用以本金生利、利生本金，我们的生活终于可以不愁后半辈子的吃穿，父亲也不必再把薪水全部交给母亲（从我一开始赚钱养家，便要求母亲放父亲一马，后来母亲终于答应了）。
表面看来一切已经获得改善，应该皆大欢喜才对，没料到富裕的金钱仍然无法带来宽大的心胸。
母亲对于金钱的执著并没有减低，连上西餐厅吃块牛排都舍不得，买来的新毛巾她也舍不得用，全都叠在抽屉里，偶尔拿出来欣赏几眼，用的还是那两条像抹布般的旧毛巾；五斗柜里的罐头放了十年还不扔，豆芽剩下两根也算一道菜，残余的口红仍然用簪子挖出来当胭脂抹，一抹抹了六七年。我提醒她钱已经够用了，不需要再这么紧缩地过了，她的辩白是：“就因为这么紧缩，才有钱的。”我问她：“你不觉得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生活方式吗？赚钱的目的是要提升生活品质，不是要你变成它的奴工。”她立刻把话锋一转，声称自己身体健康完全是因为粗茶淡饭，所以还是要继续节俭下去。
然而问题是，她节俭的势力范围总是扩张到我身上，我辛苦工作了十几年，回家吃饭经常面对的还是那两根豆芽，我每个月两万块的零用钱，数十年如一日从未因“表现良好”而调涨过，需要置装时还得大费唇舌，甚至起争执。那段期间我突然对金钱生起一股莫名的反感，觉得金钱只进不出是一种罪过，于是开始大量捐献。心理分析说得真是正确，总是向右走的母亲，一定有一个向左走的女儿。母亲对我捐钱的行为愤怒不已，但我的理由十分堂皇，她也拿我没辙。
随着内气的启动，我的能量开始增强，我想脱离母亲独立生活的渴望也日益壮大。我愈来愈无法自欺和倚赖，也愈来愈不愿忍受她永无止境的唠叨和负面的精神状态，于是我鼓起勇气告诉她我要找房子搬出去住。母亲听完了我的话，闪电眉高高挑起，语带威胁地说：“怎么啦？你这个不孝的东西，老太婆已经让你嫌透了是不是？要找房子可以，五分钟远的路程之内你要是能找到一幢合适的房子，我就出钱给你买下来。”我知道她不愿意我离开她的视线范围，但是我去意已坚。我心想我非得在五分钟的路程内找到一幢房子不可。那个周末，就在五分钟路程还不到的四维路巷弄内，有一家小型建设公司正在促销一幢八层楼的公寓，我经过时看见他们的样品屋，室内的格局、采光和建材都不错，我心里禁不住暗自呐喊：“真是天助我也。”
一年之后我搬进了采庐，正式过起独立自主的生活，我的零用钱从两万元涨到了四万元。三十六年拱手让出自主权的日子终于结束。
三从四德与忠孝之道是威权的一方编织出来的骗局和陷阱，也是一个不假思索的程式和限制双方成长的禁令。权威的一方在这个禁令下可以尽情地停止成长，巩固自己的旧习气，下一代如果对人性和心理欠缺洞察，一定会被这些腐旧的习气熏染、洗脑，恶性循环地继续活在萎缩、自保和不安的病态中。然而放眼望去，周围没几个明白人，所有的知识系统，包括我曾经涉猎过的心理学、哲学、玄学和各种杂学，在我看来都不够究竟，似乎只有佛道智者，那些已经大彻大悟之人，才算是真正窥见了人性的最深处。我觉得自己必须找到完整的心灵地图，才能建立正确的人生方向。这股巨大的渴望和不满促使我步上了“五十三参”［1］的寻道之旅。不可否认的，寻道最便捷的途径还是得透过人这个中介，从遍访名师的学习过程中逐渐找出自己的一条路。
《生命的不可思议》 第二部分五十三参
回想起来我第一个结识的解惑者应该算是林云二哥。那年我十九岁，正在辅大念书，隔壁法文系有位同学名叫叶政圆，他人很温和，没什么攻击性，我们很自然便成了好友，在他的引介下我结识了不惑之年的林云二哥。那时他尚未成为公众人物，看上去是位深思寡言内心世界不易测度的中年人。他拿着一个放大镜，上面有一颗迷你型的小灯泡，很仔细地研究起我的掌纹，然后慢条斯理地开始剖析和预言我的性格与命运。他说我是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时常因碍于情面而吃亏，人生的阻碍不断，但日后的知名度是超越国界的。我的情感世界里有许多异国因缘，但也是波折连连，他说我应该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我告诉他这是除了至亲之外无人知晓的事。他能看出道钧、道扬的存在，证明他的掌纹学的确有自家绝活；后来他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我们便失去了联系。几年后他开始以民俗学、风水和密宗苯教的术数，为人解惑、解心结，我们才又有了见面的机缘。这位李敖口中的“妖僧”其实是一位深具观察力和判断力的高人，多年来他所教导的方法虽然不是我追寻的目标，但每次旁观他和周遭簇拥的追随者之间的互动，真是佩服他因机施教、适时点拨的全观能力；他的柔软、稳定、宽大和善解人意的能力，绝非那些攻击他的人所能度量的。我认为他是我在道途上的第一位解惑者，也是曾经给予我无私的支持和关怀的兄长。
第二位有缘的密宗导师是红教宁玛派的嘉楚仁波切。一九八四年底我正在香港拍摄《平安夜》，某天傍晚刚拍完我死亡的戏，回到旅馆便接到林云二哥的电话。他告诉我有一位大圆满修行人很值得参访；那天晚上这位高人将举行灌顶法会，二哥希望我能参加。我走进法会的现场穿过客厅时，见到法座上的嘉楚仁波切，心里忍不住暗自窃笑。他的长相十分古怪有趣，有点像外星人加兔宝宝的组合。他的脸孔充满着喜感，头形圆满，手势优美；那股发自内在的美，吸引了我的注意。密宗的仪式和法会给我一种文化上的疏离感，眼前的这位老师却令我觉得亲切。晚餐时我有一个机会和他私下谈话，我坐到他的身边，充满着好奇地提出了一个颇为唐突的问题。我问仁波切我与母亲是什么样的宿世因缘，仁波切带着满脸促狭的表情回答我：“说不定她曾经是你的女儿？”接着菜饭已经上桌，谈话的机缘就此打断。
一九八五年我的好友丁乃竺邀请仁波切到她阳明山的家中传法，我再度有机会和仁波切见面，当天乃竺可爱的姊姊乃筠坐在一旁替我翻译。仁波切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对我的观察，那些话语帮助我建立了一些自我肯定，使我的解脱之心更为坚定。多年来他偶尔应邀到台湾弘法，每次见到他都有些收获。他率直的话语里总是有洞见，顽皮嬉笑之间流露着真实的关怀，你可以感觉他有多么希望学生们能全神贯注地步上解脱之道。他给我取了一个有趣而传神的外号——面条，意思是这根瘦巴巴、滑溜溜的面条许多人都想用筷子把它夹住，但终究被它溜掉了。我三十八岁那年进行了十个月非正式的闭关，促使我做决定的人就是嘉楚仁波切。当时我在三藩市演讲，刚好仁波切也在湾区，他看到我深陷度众的大梦中，忙得连小命都不保了，便适时地提醒我：誓言固然要完成，身体还是得先照顾好。他告诉我再不闭关充电修养，健康很快会出问题。我一向服气他的观察，于是照他的话在四维路的家中闭门自修和翻译了十个月。他从不讲教条或勉强你修某种特定的方法，而是客观地给予最实在的建议，而那建议往往就是因缘的自然示现。
另外一位与我有短暂师徒之缘的老师也是在乃竺家结识的。某一天红教的贝诺法王在丁家弘法，我上山去参与那个法会，下午有位蒋波仁波切也来会见法王。我记得当蒋波仁波切刚一推门进入玄关时，我连他的长相都还没看清楚，便觉得有一股想要流泪的冲动，我在丁妈妈面前掉了几滴眼泪，丁妈妈看到我的反应感到很稀奇，于是对我说：“Terry，你和这位仁波切一定非常有缘，你应该多接近他才对。”不久乃竺陪我到淡水参访蒋波的道场，我记得一走进他的起居室弯下身向他顶礼时，浑身的气突然往头顶冲，完全无法用意志力加以控制。我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名创伤儿童见到了父亲，号啕大哭了十几分钟，那时我才发现自己从小到大压抑了多少的哀伤。蒋波仁波切无语的悲悯，令你感觉终于有人无条件地接纳你了。他散发的人性品质是充满着残酷与暴力的世界所罕见的。他的神态中自然流露的理解与浑身散发出的治疗能量，令你觉得自己的委屈不需要言语的倾诉，他一眼便完全了然。他告诉我，也许我们曾经有过师徒或亲属的因缘，如果我对密宗有兴趣，可以护持他建立深坑的道场。可惜深坑的道场成立后不久，他就意外地圆寂了。近年来听说他已经转世，然而我对转世之说仍抱有存疑的空间，所以没有再涉足于他的道场。
在显宗方面，春华引介我参访过圣严法师、证严法师、星云法师和唯觉法师，每一位法师我都皈依，也私下交谈过，他们都有某种程度的洞见和智慧，但是他们的道场太庞大，信众的人数过多，老师不可能有充裕时间私下细解真理，而我急迫的求道之心无法在这样的形式中得到满足，于是我决定依法不依人，开始靠自己阅读古老的典籍。
《生命的不可思议》 第二部分五十三参：阅读各家典籍（1）
如同大部分的真理追寻者一样，我一开始读经不外乎就是《心经》、《金刚经》、《圆觉经》、《华严经》，等等，此外还有春华送我的一大沓助印的善书。这些经典里所采用的语言既简练又玄奥，你很难立刻理解。东方人喜欢意会而不强调言传，于是你只好人云亦云地说服自己：也许真的不需要理解，只要每天把经典当早课晚课不断地诵念，有一天自然就领悟了。但是诵念了许久，仍然不见悟的踪影，这时你不禁开始怀疑那些强调意会的人可能没一个真的领悟了什么，他们只是满口佛言佛语似懂非懂地炫耀罢了；至于法师的诠释和注解听起来也都是一些道德常见罢了。难道甚深的真理就仅止于此吗？除了因果、布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外，还有没有更深的道理了呢？不二法门指的究竟是什么？不思善、不思恶指的又是什么？如果没有善恶、是非、对错，人类又能依恃什么而活？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是什么样的境界？禅宗的参话头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公案和机锋转语把真理引到了玄之又玄的境地，难道古代的智者真的那么残忍吗？生命的苦难有那么多余暇可以拖延、揣摩和猜测吗？我对传统的这套宗教作风逐渐起了反感，我不相信没办法找到一看就懂的真理。
有一天我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中英对照的《老子道德经及庄子全集》，英译者是James Legge。以前我读老庄虽然能领会，但还不到完全对焦的程度，没想到这本书令我对老庄思想产生了清晰而完整的理解。我阅读铃木大拙以英文著作的《禅与心理分析》、《基督教与佛教的神秘主义》、《开悟第一》以及《禅与生活》等书，也比较能理解禅的精神内涵。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感觉在英文的著作里或许找到我想追寻的究竟真理，于是决定再回纽约索霍区的“小家”住一段时间。
一九八八年的初夏我刚过完三十五岁生日，便搭乘飞机直奔纽约。再度回到SOHO，心情非常愉快。我住的那一区离纽约大学附近的西东书局很近，我喜欢散着步到那儿去找书。我饥渴的心就像一块干瘪的海绵，恨不得把整间书局里的智慧之水全部吸光。我从五花八门、九流十家的道书中凭着感觉挑选我觉得有挑战性的著作，譬如《宝瓶同谋》、《拙火经验》、《意识光谱》、《秘密教诲》、《物理之道》，拉马纳尊者的著作，艾丽斯·贝利的自动书写，等等，我都买回去阅读。《宝瓶同谋》使我理解六十年代嬉皮士的蠢动已经逐渐深化成意识范型的转变。多年来西方知识分子致力于东西研究以及各类知识系统的整合，随着人脉的日渐伸展，西方人的意识变革已经明显地汇成一股趋势；各方的同谋者汇集起来在松散的结构下推动着全球的觉醒。我心底的那个隐隐约约的召唤和誓言，在这个令人振奋的讯息中开始变得如雷贯耳。是的，推动宝瓶时代的心灵解放，就是埋藏在我DNA中的那个古老的召唤。
追寻者的日子是最快活的，终极目标在远方遥遥地招着手，真理似乎是唾手可及的。我每天早上起床做瑜伽，替自己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到超市捧回一大包的新鲜蔬果，泡一杯在中国城买的江南龙井，一边品茗，一边埋首于启蒙的文字里。这种既中既西，又古又今的混沌，令我觉得自由而适切。午餐时刻我到West Broadway的日本料理店叫一客百吃不腻的California roll，或者到附近的素食餐厅用头脑说服自己：淡而无味的生菜沙拉是有益身心和灵魂的；这么做满足了我各种潜藏的洁癖。晚上偶尔和好友Anne到埃塞俄比亚餐厅放任地享受一餐手抓饼夹红烧牛肉的异国烹调。我热爱国外的生活方式，但因缘总是把我拉回到台湾。
有一天我买了一本书，书名是《时间是个幻觉》（Time is an Illusion），作者是Chris Gris，她和名演员莎丽麦克琳是死党，在新墨西哥州的Galisteo设立了一间“Light Institute”以针灸术引导患者进入前世回溯。这个领域我从未接触过，既然五十三参，就要参到底，于是我买了一张机票，寄了五百美金的诊疗费，便只身前往这个陌生的小镇。
我被“Light Institute”安排住在一位专门设计银饰的艺匠家中。她的室内布置完全是新墨西哥风——印第安人手刻的原木家具，粗朴而厚实，Kilim毛毯上有我最爱的色泽，耀眼的阳光从天窗放肆地洒落下来，温暖了地上酣睡的黑狗；女主人告诉我，它的名字叫Peggy。我这名“猫人”以往只要遇上狗族，一定遭到它们龇牙咧嘴的威胁，Peggy是我遇见最友善的狗。它亦步亦趋地跟在我的身后，或者安详地趴在我的脚边，等着我用手温柔地抚摸那身美丽的皮衣。我觉得Peggy也是我的老师，它解除了我多年以来对狗的恐惧；这份恐惧来自童年时母亲讲过的一则遭遇。
母亲当年在四川歌乐山独居时，隔壁有人养了两只大狼狗。有一年母狗怀孕产下一窝的小狗，母狗每天尽忠职守地护着它的狗仔仔，渴望拥有孩子的母亲，寂寞地站在窗前望着那幅天伦图。某天有位住在附近的太太到隔壁做客，她听说母狗生了一窝小狗，兴奋地走近前去观赏，没想到母狗以为陌生人来意不善，拼了命地往那位太太的身上扑，一边扑，一边用尖牙撕咬对方的衣肉。母亲站在窗前目睹那名女子由洁白变成血肉模糊，急得一个人在屋子里又骂又叫。
我听了也跟着急，我问她为什么不跑去救人，她说：“傻孩子，那母狗已经疯了，跑出去等于送死。”
她说这句话时，眼眶里都是泪水。母亲的回忆透过她鲜活的表情和语言，感染了我幼小的心灵，从此以后我看到狗，便自动生起一股莫名的恐慌，全身的汗毛好像不听使唤地竖立，恐惧的意象锁在细胞的记忆库中，始终没有机会解除这个密码，眼前的Peggy以它的忠诚和温柔，融化了我的防卫机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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