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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毛泽东点评国民党着名将领-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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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几天思考,邓宝珊决定前往张家口去找傅作义,商谈共同的出路问题。这时已是10月下旬,傅作义将主持华北军事已有所风闻,邓感到傅作义接受新命在即,颇有扩展之意,所以原准备与傅一谈的满腹心事,一语未曾道出。
  就在邓宝珊赴张家口的时候,11月初发生了人民解放军第二次进攻榆林的战役。2日,攻近城郊的解放军进攻凌霄塔和官井滩两个阵地。3日下午3时,加紧猛攻凌霄塔和南城;至夜12时,凌霄塔下阵地大部分被解放军占领。从8日起,进攻减少,每天早晚两次,重点是南城和北关。城内国民党军分析,一种可能是解放军采取“慢慢围困,粮尽自开”的办法;二是仍运用“围城打援”的战略。11日,人民解放军佯攻后开始撤走。13日,解放军在榆林西北之野茅滩、袁大滩重创援榆之宁夏兵团,马鸿逵派出部队的两千多人被俘。同日,榆林城外的解放军全部撤围。
  人民解放军二次从榆林撤围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又是一阵渲染,以掩盖其队伍在西北战场的真正失败。面对南京送来的“青天白日勋章”,邓宝珊陷入了更深的内心苦闷:自己多年来一直不愿与共产党打仗,如今却卷入了内战漩涡……。在极度的思想矛盾中,他开始寻找出路。
尊重邓先生意(1)
  1948年,是邓宝珊对国民党的统治逐渐绝望,并经历了徘徊和痛苦、下定起义决心的一年。 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入关大军与华北野战军包围了平津,在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也不断失利。邓宝珊对起义问题感到迫在眉睫,但他仍不愿单独行动,准备力争与傅作义共进退。
  1948年12月22日,新保安的傅作义主力35军军部和两个师被围歼,军长郭景云自杀。24
日,张家口被攻克,傅作义的第11兵团一个军、七个师被歼,兵团司令孙兰峰在逃,去向不明。华北战局的急速发展使傅作义陷入了困境。傅感到局势已不可收拾,不得不更多的考虑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对傅作义也开展了积极、细致的工作,其中包括通过他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随时掌握其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了一些促使他走向起义的工作。
  在已经开始的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秘密和平谈判中,由于双方在如何实现和平解放的问题上距离较大,尚未达成协议。傅作义由于一些思想顾虑尚未解决,起义决心也未最后下定。在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他时而唉声叹气,时而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正在他找不到出路之时,马占山一句话提醒了他:“现在是请宝珊来助你一臂之力的时候了”当时马占山在北平治病,但他受北平人民呼吁和平解放北平运动的影响,力促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傅、马均认为,邓宝珊虽说一直缺乏军事实力,但他的政治眼光在国民党北方将领中是少有的。
  傅作义立电邓宝珊来北平。时邓宝珊已令228师回驻包头,自己带随员数名往住归绥,好与董其武商议军务。傅作义继派蒋介石为示“恩宠”调给他使用的总统座机“追云”号,到归绥接邓。在安排228师暂归董其武指挥后,邓宝珊于12月28日飞往北平。
  北平的南苑、西苑机场均已为解放军控制,城内东单操场和天坛公园修了临时机场。  “追云”号降落在天坛机场后,邓宝珊对亲自来接的傅作义先说了一句:“宜生兄,我是和你共患难来了。”
  是夜,傅、邓作了彻夜长谈,两人分析时局后一致认为,目前国共的战争,徐(州)、蚌(埠)是主战场,但是国民党军方面主帅非人,中枢摇控,取胜非易,华北是支战场,四面受敌,除非出现奇迹,势难支持下去。在长时间的交谈中,傅作义选定走“和局”这条路的思想更明朗了。但傅思想中还有个怕被一些人视为“降将”的问题,象一头小蛇啃噬着他的心头。邓宝珊体察到此,诚恳地说:“蒋介石孤意内战,几年来举措失当,才演变成国民党今天这个可悲局面,你、我弃民心、大义于不顾,有何意义?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一旦毁于炮火,宜生你即使成了‘党国英烈’,也逃不脱‘千古罪人’的骂名啊!”邓宝珊一番肺腑之言,打消了傅作义这一思想顾虑。
  在以后的十几天里,傅、邓等经过反复商议,进一步明确了面临的形势,分析了傅作义部下和北平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设想了和平解放北平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事变的应变措施。在此期间,邓宝珊还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崔月犁等人秘密接了头。他对崔月犁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女儿曾在延安学习。我见过毛润之、朱玉阶先生,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
  1949年元旦刚过,平津解放军前线司令部一再提出,希望派一位“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前往谈判,以达成协议。谁能当此重任,傅和他周围的重要人士均认为“非邓莫属”,理由是邓在北方国民党将领中有一定资望,且与共产党关系深,两次国共合作中交过不少共产党朋友。考虑到以上两个条件,解放军方面不会难为他。傅还认为,邓宝珊处事沉稳,大开大合,既不墨守陈规,又不失之法度,而且能言善辩,谈判一定能尽快取得结果。
  1月13日上午,北平电告解放军方面,傅将派邓宝珊为其全权代表前来谈判。回电表示:“欢迎邓将军前来”。
  11日至13日几天中,傅、邓有过几次深入谈话,邓帮助傅坚定了和平起义的决心。崔月犁的回忆说明了这一情况:当他第一次和邓宝珊见面时,邓说:“你能不能通知你们军队先不要打,给我个时间再与傅先生深一步谈谈。”他还写道:“第三次与邓宝珊见面,还是在王捷三家里。邓宝珊一见面就喜笑颜开说:“傅先生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他决定跟共产党合作。这个问题解决后,他的心情也很好,我把他的女儿冬菊叫到一起,亲近的人一块儿吃了顿饭。傅先生由犹豫到下了决心,这个决心是难下的。邓宝珊先生对促成傅作义起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14日至16日,邓宝珊和解放军方面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就傅作义部队接受和平解放的具体条件进行了谈判。由于15日下午3时天津已获解放,谈判内容完全集中在北平问题的解决上了。
  在会谈中,双方就北平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的华北“剿总”和部队中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以及对北平市的文教、邮政、行政等单位的接收办法等问题,整理归纳出了条款十余条。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取得一致,但仍有部分分歧。邓宝珊提议,将不同意见电呈毛泽东定夺。毛泽东当晚回电说;“尊重邓先生意见。”
尊重邓先生意(2)
  这样就产生了《北平和平初步协议》,双方都在上面签了字。21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召集高级军官会议,说明了起义决定,当场宣读了和平解放实施办法。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发出通电: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起义。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终于免遭战火洗礼,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邓宝珊回“娘家”
  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乘飞机前往平山县西柏坡村会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待傅、邓住定后,毛泽东等亲自前来看望。毛泽东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是姑舅亲戚,难分难舍。”周恩来则对邓宝珊说:“邓先生,我们是长期合作的老朋友,现在你回到‘娘家’了。”
  邓宝珊听后深受感动,他说:“我这次为北平和平解放做了一点事,也算尽了我一点绵
薄之力,就算我回‘娘家’,的见面礼吧!”周恩来还关切地问傅、邓的家庭情况,知道他们的家属在解放战争中都安好,表示很高兴。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次会见傅、邓,还有一个主要议题是商谈绥远和平解放问题。毛泽东指出,有了北平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等待时机起义。并提出了不用军队作战,先划个和平线,让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俟条件成熟后起义。
  回到北平后,邓宝珊受傅作义委托去会见罗荣桓,商谈绥远问题解决办法。第四野战军南下后,绥远问题的商谈改由华北局、华北军区的李井泉、贺龙与傅作义的代表商谈。3月下旬,中共中央与人民解放军总部迁至北平,毛泽东又一次在香山会见了傅作义、邓宝珊。
  董其武是绥远国民党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签署后,曾于1月22日飞来北平与傅作义面商。3月底以后,在绥远方面与人民解放军双方努力下,首先实现了停火,交通、贸易、通邮和电讯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蒋介石看到董其武起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停止了经费供给,并通过在绥远的坚决反共分子极力破坏起义。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出由傅作义、邓宝珊赴绥远一行,以促成绥远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最后实现。
  8月28日,傅、邓乘—辆铁甲火车头到达绥远。他们到归绥后,受到董其武、刘万春及绥远军政人员的欢迎。在归绥期间,邓宝珊协助傅作义广泛接触军政人员和地方有代表性的人士,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做坚定起义思想的工作。归绥官兵看到傅、邓起义后安然无恙,反动分子宣传的反共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傅作义和邓宝珊积极开展工作,支持董其武排除干扰,使起义的条件日趋成熟。1949年9月19日,傅作义召开干部会议,发出起义通电,绥远宣告和平解放。第二天晚上,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乘车返回北平。21日上午他们到达北平西直门车站时,受到了聂荣臻、薄一波的热情迎接。
邓宝珊上将小传
  邓宝珊(1894—1968),名瑜,字宝珊,1894年11月20日生。甘肃天水人。爱国将领、国民党军陆军上将。1909年从军到新疆,第二年加人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伊犁起义。1918年响应护法,参与创立“靖国军”。1924年直奉战争爆发后,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升任国民军第二军第七师师长及直隶帮办。他积极聘用共产党员训练干部,邓小平就曾在他的聘用下在那儿工作过,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李大钊、刘伯坚等共产党人友好往来。1926年响应北伐,任国民军驻陕副总司令。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依然同情和掩护共产党人。后因反对宁汉合流,弃职避居上海。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任反蒋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兵败后再次避居上海。1932年起,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陆军新军第1军军长等职。西安事变后,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前往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善后。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21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曾多次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晤,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协同抗日。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是年底至次年初,代表傅作义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1949年9月,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和傅作义一起努力促成绥远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1968年11月2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
我要用鞋底打他10个嘴巴
  “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毛泽东点评冯玉祥
  常德是湘西重镇,日本垂涎三尺,派有军舰停泊沅江。日舰士兵经常闯进常德城内,行凶抢劫,无人阻挡。有次,几名日本兵摇摇摆摆进城,拒绝冯军守城士兵检查,并动手打检
查士兵,中国士兵用刺刀与之搏斗,打伤3名日军士兵。驻常德日本居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日军舰长找到冯玉祥,要求把行凶的中国士兵监禁起来。冯玉祥质问高桥新二根据什么?那个日舰长掏出一本《日本海陆军刑法》说,根据这个。冯玉祥一听,眼睛瞪得溜圆,猛的抬起脚,脱下一只鞋,又站起身来,高桥新二忙问:干什么?冯玉祥说,他用你们的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士兵的刑,这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我要用鞋底打他10个嘴巴,教训教训他。日舰长的脸霎时变得焦黄,慌忙把那个小册子收起来,语气温和地问冯玉祥,照你说怎么办?冯玉祥说:“我有我们的军法。我们的军法是:士兵负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有权检查任何进城的人。若对方不受检查,即是匪徒。我们的士兵忠实地执行命令,打伤了匪徒,我要大大地奖赏他们。”
  高桥新二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存心不打算就地和解了!那我们就找你们政府交涉去了。此时的高桥,七窍冒火,拉起日军舰长往外走……他们认输了。
派兵为日本洋行“站岗”
  “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波及湘西常德。学生们涌向街头,痛陈国耻。号召中国人不买日货,群情激愤,捣毁了几家日本洋行。日本商人代表去见湘督张敬尧,提出质问,并向冯提出赔偿损失,惩办凶手,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无理要求。冯拒绝了这些要求,并说学生们的行动是出于义愤的爱国行动,是由于他们经营方法失当,引起群众不满意造成的。日本商人一再要求赔偿损失,冯说:损失费一个钱也不能赔,但可以派兵保护你们。经日本人同意,在每家日本洋行前,设两个岗哨,有中国人到他们店买东西,岗哨要盘问并搜
身,戒备森严。结果使那些日本洋行门前冷冷清清,谁也不去买东西。高桥新二代表日本洋行找冯请求撤除商店门前岗哨,说这样没有人去买东西,损失更大。冯表示不能撤,撤了,若再出事,负不了责任。真要撤,必须写个字据,声明以后出了事,由日方自己负责。一场大风波这样安然了结。
冯玉祥收复多伦
  1933年1月1日,日军侵犯山海关,东北军守军何柱国部奋力抵抗,打响了长城抗战的第一枪,但终因孤军无援,使山海关失守。2月初,日伪军联合进犯热河。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尔后,日军长驱直入,纷向长城各口和察哈尔进犯,华北和平、津危在旦夕。  
  4月3日至22日,全国民众救国联合会等爱国团体,纷纷函电冯玉祥,请求树立抗日大旗,率领抗日志士奋勇杀敌,挽救国家危亡。时不我待!要他义无反顾。冯玉祥在与南京周旋
的同时,加紧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派出亲近人员多人代表他去各地联络。组成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经过千辛万苦,到5月中旬,冯筹建的抗日同盟军,已初具规模。5月1日,多伦失守,24日沽源沦陷,日军已进入察省腹地。6月20日,冯玉祥统率10万大军北进,收复察东失地。6月22日,攻克康保城。7月五日,光复宝昌。同日,刘桂堂在沽源通电反正,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六路军总指挥。同盟军大军直指多伦。多伦为察东重镇,日军茂木骑兵旅团3000多人和伪军李守信部驻防,城外建筑32座炮台及各项坚固工事,并有飞机助战。吉鸿昌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前进,爬城3次,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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