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统治世界-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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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从1644年到18世纪末叶，中国的疆域也在扩大，但是这些地域处于欧亚大陆的内部，既没有幅员辽阔的土地，也没有众多的人口，不能像新世界那样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东南亚资源富硕，本应该是在中国的新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最佳选择。15世纪初叶，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乘坐的船只之庞大要远远胜于当时欧洲建造的船只，这表明中国并不缺乏技术能力和财力，但是中国对待海外利益和财富的态度，与欧洲国家极为不同。尽管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但是与欧洲不同，中国无意为被其臣服之地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相反清王朝非常关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内陆地区，这些都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认为自己是大陆文明而非海洋文明。
这引发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就是欧洲和中国，以及两国①的精英分子，其态度到底存在何种程度上的差异，最终使得中国没能取得欧洲那样的突破性成果。中国的国力当然不是问题，我们在第3章将会看到，中国一旦把经济和自然资源利用起来，就完全具备创建丰功伟业的能力。高度发达的粮食仓储系统、长达1 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疆域政策，都表现出清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清政府在远途运输大宗物品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全有能力胜任。但是，中国优先考虑的不是煤炭，而是粮食、盐巴、铜矿，因为这些物资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团结、维持百姓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始终是政府最为关注的层面。
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显著的差异：政府往往把重点放在维持秩序和均衡发展方面，对商业行为和工业化进程关注较少。政府极力避免收入的巨大分化，把奢靡的行为看成有损于儒家倡导的和谐价值观的表现。这并不是说政府禁止市场活动和商业行为，而是说它大力支持农业发展。但是，除了那些从事盐业和外贸等垄断活动的商人能从中享受到一些好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起到促进商业资本主义的作用。相反，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对新兴产业更为支持。同样地，清政府不允许各省之间展开竞争，认为那样显然会造成不稳定的局面，而在欧洲，这种竞争已经转化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导致中国和西欧国家心态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欧洲，随着商业阶层的扩大，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逐步步入欧洲统治阶层；而在中国，商业阶层一直难以进入统治阶层。商人没有根基，主要依靠政府资助和扶持来保护和促进大型商业企业的发展。西欧国家，首先以英国为例，更倾向于以工业发展为导向；而在中国，行政阶层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仍然占主导地位。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4）
因此，1800年英国相对于中国来说拥有两大长期优势并非偶然。英国（其他欧洲国家或多或少有一些）比中国更倾向于工业化，而且殖民地和此起彼伏的欧洲内战为西欧提供了丰富的战略资产，尤其在原材料和军事能力方面。但是，殖民地化为18世纪末叶的英国解决了日益严峻的土地和原材料短缺问题却纯属偶然。因此，关键点仍然在于1800年的中国（还有日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与西欧非常相似的经济地位，也拥有实现经济腾飞的类似潜力。两者之间的决定性区别是那些偶然因素――新世界国家的资源、相对充足的煤炭供应使英国资源受限较小、英国政府对工业化的支持态度。中国未能拥有这些偶然因素，结果发现自己深陷困境，而且以鸦片战争为开端，随着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入侵，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所处的局势严重恶化。历史的结局难以预料：1850年的中国和1750年一样，还是农业社会，而到1950年，农业经济水平甚至有所下滑。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计，中国1820年的GDP是2 286亿美元――几乎是1600年的4倍――但是到1913年时仅微升至2 413亿美元，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而到1950年时，却下降至2 399亿美元。
如果说中国1800~1949年的灾难性遭遇发轫于1600年前后，而不是1800年前后，那么中国当前经济活力的先兆并没有消逝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而是恰恰相反，它始终存在于近代的社会进程中。这使得中国自1978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变革的成就更有据可查。1800年的中国经济绝对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它在各个方面都展示出了非凡的活力；中国社会依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农民体现出强劲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商人拥有极强的商业敏锐性。在列强入侵的年代，这种特征可能相对处于休眠的状态，1978年以后，它们再次登上中国社会的舞台。为此，我们得出一个更深层次的当代观点。1800年，全球经济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实际上它呈现出多中心的特征，亚洲、欧洲和美洲共享着全球的经济力量，其中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目前，全球经济重新变得日益多极化。不要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相反我们应该看到，过去200年里经济力量集中在欧洲和北美等少数国家手中，是一种历史脱轨的非正常情况。而且，殖民地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提供一些先决条件，使欧洲获得了普罗米修斯式经济增长，同时还赋予欧洲抑制和扭曲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长达100多年的力量和机会。
是先决条件还是特征？
对于18世纪末叶来说，如果西欧拥有与中国非常类似的地位，那么对于我们了解那段历史和随后发生的事件，将具有深远的意义。欧洲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对短期的因素有关，并非漫长的几个世纪的渐变所预先注定。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重新思索欧洲数个世纪以来所获得的、经济腾飞前夕所具备的整体特征，即人们通常假定的经济腾飞的先决条件。它们也许是可行的，也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经济腾飞真的只是一个幻想吗？日本、中国和印度并不是没有取得类似的经济突破，但是它们的政治和文化历史完全不同于欧洲。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它们获胜、欧洲失败，那么它们后来发展道路的特征，以及它们孕育的机制和价值观，肯定与欧洲的大不一样。的确，正如我们在后文中看到的，这些国家在实现现代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欧洲范本之间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5）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6）
欧洲例外论
欧洲远不是现代性的范本，也不是后来的每一次变革应该遵循的榜样，更不是衡量其他国家现代性的标准，尽管在实现现代性的问题上，欧洲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但是欧洲的经验应该被看成是特殊的。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欧洲对自身的看法与别人对它的看法很相似，认为它是一个普遍模式。这并不奇怪。长达200多年的超级全球霸权，使欧洲原本独有的特征也具备了一定的普遍性。那么，在欧洲实现现代性的道路中，到底存在哪些独特的特点呢？
尽管欧洲国家在内战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16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遭到外敌入侵，只有奥斯曼帝国曾入侵欧洲东南部，但是到17世纪，奥斯曼帝国已被步步击退，到19世纪，它最终失去了巴尔干地区。唯有欧洲才享有这种特权。后来的现代性追求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面临和遭受过现代欧洲国家的入侵。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北美的欧洲移民也纷纷反对英国殖民当局，建立主权国家，以便为经济腾飞创造条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欧洲很久以来很少设身处地为其他国家着想，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尤其在殖民地方面更是如此。直到最近，这种情形才开始相对有所变化。
事实上，欧洲的殖民历史，是欧洲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更深层次特征。从16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国家通过实行大规模扩张和征服，非同寻常地（另外的唯一一个国家是日本）打造了巨大的海上帝国，其触角延伸至世界各地。殖民地，尤其是那些新世界国家，以及印度和马来半岛国家，都成为列强们丰富资源和巨额财富的源泉。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没有它们，欧洲就不可能以那样的方式实现经济腾飞。除了1868年以后的日本，没有哪个非西方国家在19世纪实现腾飞，结果，大部分国家都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要达成现代性，就必须经历一个从农业社会发展为工业社会，然后再过渡到服务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但是我们找到了欧洲例外论的另一个例子。欧洲国家（共16个）――英国、比利时和德国依次处于领先地位，它们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经历过特殊发展阶段的国家，该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工业就业人数多于农业人口和服务业就业人口。1911年，英国的工业就业人数达到了顶峰，占当时总劳动人口的，相比之下，美国1967年高峰期时的工业就业人数所占比例为，日本1973年达到了。工业社会让现代欧洲具有很多最鲜明的特征，尤其是阶级冲突的集中性和工会的重要性。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就业方面出现了一条与欧洲不同但更为常见的道路，即不经过工业阶段，直接从农业社会转变为服务业社会，目前美国、加拿大、日本和韩国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用以往经济变革的标准来衡量，欧洲实现工业化的速度非常迅猛，但与后来实现腾飞的国家（包括美国）尤其是东亚国家相比，其进展就显得很缓慢了。西欧转型历史弥久，毕竟，英国经历了两个多世纪才具备了今天的面貌。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西欧国家的现代性与其传统之间的冲突一直相对比较缓和。欧洲城市完美地将现代性与传统结合起来：它像是一种地质遗迹，又像是一个新老建筑物共存的时代，还像是一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博物馆；相比之下，北美的城市都是新建的，东亚国家更甚，在东京、首尔、新加坡、上海、吉隆坡和中国香港等城市，几乎找不到历史的印记。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7）
欧洲的另一个独特特征，就是一连串的欧洲内战。也许这种现象可部分地归结于外部威胁的相对缺少，它意味着主要的断层线发生在欧洲内部，而不是发生在欧洲与外部（包括殖民地社会）之间。这些内战最初是由宗教冲突导致的，发端于1054年东部基督教与西部基督教之间的斗争，1517年后，由于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划清了界限，使整个欧洲以南北轴线为中线分裂开来。持久的宗教冲突，使得神学和后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认识转变成强烈的理论学说。这种特征在欧洲最为显著，例如，几乎每一个重大的“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和主义、君主主义、新教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源于欧洲。
从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90年代，欧洲内战主要关乎早期现代国家的巩固和加强。法国大革命之后，阶级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从19世纪早期到20世纪晚期，阶级成为欧洲政治和社会的诠释语言，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绝无仅有的。从1792年到1870年左右，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欧洲内战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到19世纪末叶，这些民族国家已经发展到在全球尤其是非洲争夺殖民地的阶段，并由此导致了“一战”的爆发。“二战”也是源于欧洲内战，尽管战争中心仍然在欧洲，但是战火很快蔓延至全世界。对内战的嗜好在冷战中也得到了体现：意识形态将冷战的世界划分成两部分，当时的两大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互围攻。最终，事实证明对于欧洲来说，渴望内战是几近致命的：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的损耗极大，普遍被战争折磨得精疲力竭，其全球力量也基本上成为强弩之末。
最后，个人主义也是欧洲转型过程中的一大特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对个人主义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社会是由自主、平等的单位也即独立的个人构成的，最终，这些个体比任何较大的团体都更为重要。”这与东亚和南亚文化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后者认为，集体而非个人处于中心的位置。以家庭为例，英国的家庭制度可以追溯到13世纪，通过朝圣者的传播，它奠定了北美家庭制度的基础。这种强调核心家庭的个人主义体制，与中国和印度的大户人家、包办婚姻、血缘关系维系的传统家庭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所持的价值观及其特征，一直持续到今天，没有随着城市化和家庭规模的缩小而有所改变。所以，在西方社会，婚姻本质上是两个个体的结合；而在中国和印度文化里，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欧洲面对的是极为特殊的形式：外部威胁的相对缺乏、殖*义、工业优势、相对缓慢的增长、欧洲内战和个人主义。因此，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欧洲的现代性比人们通常接受的更具特色。但是，因为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很难对特殊性和普遍性做出区分。不足为奇，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得到推广，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和应用，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只有随着一系列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才有可能对欧洲经验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做出区分。
欧洲的优势
19世纪初叶，西欧和北美海岸国家的人均GDP大约是南亚国家的2倍，相当于日本、中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水平。到1900年，西欧和北美海岸国家的人均收入至少是中国的10倍。18世纪后期，无法克服的经济限制让中国付出了无比沉重的代价，与此相反，欧洲正处于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到处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欧洲转型的关键是工业革命。1800年以前，英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到19世纪下半叶，许多欧洲国家都取得了类似英国的长足进步。先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像冰川移动般缓慢，现在西欧的复合增长率则远远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除了北美、旧白人殖民地和1868年以后的日本，19世纪的欧洲享有或多或少的工业化垄断地位，这种情形给其他国家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8）
欧洲与其他国家拉开的经济差距，大大增强了其称霸世界的能力。殖民时代原本兴起于17世纪，但是自18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对印度的逐步占领，殖民时代迅速膨胀起来。凭借基督教、文明、种族优越论的幌子以及举世无双的陆军和海军，英法领导的欧洲国家征服了世界大部分国家，其综合实力在1914年之前对非洲争夺战的几十年中达到顶峰。白人国家和中国、印度、北美、澳大拉西亚、南非等非白人国家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后者通过战争表明了自己的最终立场：反对欧洲殖民者对其宗教和统治者的攻击，以及对他们土地和资源的掠夺。尼尔？弗格森写道：
“西方霸权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非对称性现象之一。总的来说，所有西方帝国――美国、比利时、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都市仅占世界总面积的7％，人口也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8％，但是它们的领土却占全球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