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1全文-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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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所大学的校长及平教总会同仁陈筑山、霍六丁、傅葆琛、陈志潜、陈行可、常得仁为委员。同时联络省内外各科专家，参与各方面设计工作，延揽了大批人才为四川建设出力。
四川省设计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与省建设厅合作开展社会调查。此外，平教总会从省建设厅主管的农事工作中择取棉作改良及园艺两项，直接管理。将定县培育成的优良品种在四川实验推广，同时，将定县的生计训练及表证推广方法也引入四川。
1937年3月，省设计委员会正式确定以新都县作为社会政治改革的实验县，全方位地推进乡村建设和社会改革。此后，平教会又在成都、南充、泸县等地开展平教运动。
卢作孚就任四川省建设厅长，以他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从改革建设厅本身着手，打破旧有的衙门作风，树立廉洁、高效的工作作风。通过调查研究，重点兴办了与国计民生最重要的事业如农业、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尽管，卢作孚在建设厅任上只有短短的一年半时间，但四川建设已初见成效，农业增产，资源调查有新的发现，交通运输得到发展。
毫不夸张地说，晏阳初所领导的平教会到四川开展乡村建设工作和卢作孚主持四川省建设厅，他们相互配合，各展所长，给四川建设带来了新气象，开创了新局面，为四川的开发和建设奠定了基础，尤其为抗战时期四川成为国民政府的立足地和巩固的大后方创造了条件。
三
由于日本侵华，1936年6月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撤离定县，南迁至湖南长沙，选择衡山县为实验县，推广定县的经验。此外，还创建了“以培养乡村小学师资及农村改造民众教育实施人才为宗旨”的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这种培养农村急需的双重能力人才的办学方针，是中国教育史的又一创新。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的工作重点转向为“农民抗战教育”。他们组织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撤退到湖南的爱国青年学生，组成“农民抗战教育团”，宣传动员农民参加抗战。同时，协助湖南省政府组织了有数千名学生和中学教师参加的民众训练团，这些学员受训后分赴各县宣传组织民众，半年内训练民众达百万人，为湖南的抗战动员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晏阳初领导平教会在湖南的工作，卢作孚极为关心。1938年8月，卢作孚在晏阳初的陪同下到衡山视察。参观了衡山的各项建设后，卢作孚赞扬衡山实验县在财政整理、教育改造、农业推广、合作社的发展、卫生工作的推行等方面，“都有很重要很有意义很着实的成就”。
武汉失守后，平教总会迁至四川。办一所培养乡建高层次人才的学校是晏阳初多年来的心愿。1936年曾在定县办农村建设育才院，因日本入侵被迫停办。随着乡建工作在湘、川、赣等省的扩展，乡建人才的培养已成当务之急。1939年春，晏阳初开始积极筹办乡村建设学院。在选址问题上，平教会有人主张在江西，有人主张在成都，也有人主张在重庆。最后，晏阳初选定重庆北碚附近的歇马场。卢作孚热烈欢迎晏阳初和平教会来到北碚。在乡建院的筹建过程中，卢作孚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由于战时土地居奇，极难获得土地出让，建校征地时卢作孚多方奔走，大力协助晏阳初，用时8个月才购得500亩土地。此外，卢作孚联络合川3位乡绅捐赠100亩土地给平教会，用于建设农场和实习基地。经多方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1940年10月，乡村建设育才院（1945年更名为“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正式成立并开始招生，晏阳初担任乡建院院长，卢作孚担任会计董事，共同担负起培养乡建人才的重任。
由于晏阳初20多年来推进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的巨大影响和贡献，1943年5月，在纽约纪念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大会上，他与爱因斯坦等10人被美洲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评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伟人”。
和晏阳初一样，卢作孚一生不愿做官，当四川建设厅长也是推辞不下，才勉强就任。1937年7月初，卢作孚辞去四川省建设厅长职务，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实业界人士赴欧洲考察团，准备赴欧洲考察，专心发展实业。然而，卢沟桥事变爆发，卢作孚毅然放弃到欧洲的考察计划，立即投入抗战工作之中。他要求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民生公司在卢作孚的指挥下，所有的船只，所有的人员都投入到紧张的战时运输之中。同时，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卢作孚临危受命，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交通部常务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等职务，为抗战殚精竭虑。
特别是宜昌大撤退，更显示出卢作孚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大智大勇。武汉陷落后，“3万以上的待运人员9万吨以上的待运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此时，抢运形势尤为紧急，一是船只奇缺，按当时所有能参加运输的船只的运力计算，这么多人员、物资要全部运到重庆，至少需要一年时间；二是日军节节逼近，人们恐惧不安，争先恐后要求撤出宜昌，十分混乱；三是川江枯水季节临近，必须在枯水季节到来前完成抢运任务，否则水位降低装载大型机器的船只根本无法开航。在这关键时刻，卢作孚处乱不惊，力挽狂澜，决定抢在枯水季节到来之前，在40天内把滞留人员、物资全部抢运完毕。在卢作孚精心指挥和组织下，抢运工作迅速有条不紊的展开。40天以后，待运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走了三分之二。又过了20天，当长江水位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时，堆积在宜昌两岸的器材全部运输完毕。在这次抢运中，民生公司是主力军，参与抢运的24只轮船有22只是民生公司的。卢作孚由于昼夜奔波，劳累过度，以致后来身患重病。
对于卢作孚指挥和组织的这场成功的大撤退，晏阳初是亲身感受的。1938年10月下旬，晏阳初自长沙经湘西人鄂西到达宜昌，此时卢作孚从武汉到达宜昌组织撤退。两位好友同聚在宜昌，不同的是一个是亲自指挥大撤退，一个是亲身感受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后来，晏阳初对宜昌大撤退予以高度赞扬，把它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的确，1940年5月，发生在欧洲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使逃亡的30多万英法联军安全撤退到了英国，从而保存了英法两国军队的实力，为以后的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宜昌大撤退的意义不亚于敦刻尔克大撤退，其英勇悲壮的程度更甚于敦刻尔克大撤退。宜昌大撤退，把大批人员（其中大多为各界精英）和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大多是军工企业）安全转运到大后方，为后方建设提供了人才和物资条件，使后方迅速建起新的工业基地，尤其是军事工业基地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四
晏阳初与卢作孚不仅在事业上相互支持，相互鼓励，而且私交甚好，情谊笃厚，奉为至友。
晏阳初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朋友，他家的大门总是对所有的朋友开放，大人小孩都是他最欢迎的客人。对卢作孚颇有研究的赵晓玲女士说：“卢作孚先生的朋友非常多，但可称为‘通家之好’的，也就是晏阳初。”“卢作孚先生从不肯麻烦别人，但可以让他的孩子在假期里住在晏阳初先生家里，晏先生也像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而严格地教育他们。”平教会南迁后，晏阳初一家先暂居成都，乡村建设学院建成后，又举家移居北碚，晏卢两家便多了往来。
1939年初寒假和1941年暑假期间，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次子卢国纪到成都旅行，两个孩子住在晏阳初家里。卢国纪多年后深情地回忆到：“晏伯母是一个美国人，性格很开朗。知道我们要到成都去，他们全家人早已在盼望着我们的到来。我们住在他们家，受到了异常亲切的款待，使我们觉得犹如住在自己的家里一般。”“父亲的许多亲密朋友中，惟有晏阳初家的孩子与我们家的孩子相互之间最为亲切。他们家的男孩子成了我哥哥和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家的女孩子成了我姐姐和妹妹最好的朋友。”
1944年3月，卢作孚次子卢国纪为准备参加大学考试，卢作孚特地将他送到晏阳初家，与晏的两个儿子一起跟晏夫人学习英语，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晏夫人严格要求，规定在家只准讲英语，不准讲汉语，使其英语提高很快。
不仅如此，晏夫人还当过卢作孚的英语老师。抗战期间，卢作孚即开始思考战后建设和航运业发展问题，深感对外交流之必要，便利用养病的机会和工作之余学习英语。他虚心学习，不耻下问，向乡村建设学院教授孙恩三和晏阳初夫人许雅丽请教。晏阳初晚年还能回忆起当年卢作孚学习英语的情景：“抗战期间，因为得跟美国商人打交道，他跟我妻雅丽读英文，晚上有空时来读一点。半年之后，就能看懂英文报。那时他大概50岁左右，英语说得不算流利，简单的可以应付。”两年之后，卢作孚英语水平大有提高，“能轻易地阅读英文报纸和英、美刊物”，能熟练地用英语与外国人打交道。
1944年10月，卢作孚到美国纽约出席国际通商会议，同时考察美国造船业，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正好晏阳初为了给乡村建设学院筹募捐款还在美国未归。两人在美国的相聚，又留下了一段见证他们交情的佳话。卢作孚一向生活简朴，布衣粗食，即使在担任政府要职以后也仍然穿着民生公司的麻布制服。晏阳初在纽约迎接卢作孚时，见他仍然穿着朴素的民生服，剃着光头，就笑着对他说：“作孚，外国人很注意衣冠，你这样不修边幅，恐怕会吃亏的。”便带他去一家裁缝铺做西装，还手把手地教他打领带。看着卢作孚的光头，晏又对他说：“阁下这个头，外国人看，会以为是个和尚呢。”卢作孚听从晏的劝告，留起了头发，很用心的学梳头。可见晏阳初对卢作孚细心的关怀和真诚的帮助。
在美期间，卢作孚看到晏阳初为了募捐日夜奔波，辛苦操劳，生活十分节俭，深受感动。回国后在给乡村建设学院的师生讲演时，动情地说：“人都以为在美国很享福，你们的晏院长在美国募捐，住在一个小店。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在洗袜子。捐款是天下最苦的事，其苦一言难尽。”晏阳初回国后听说这件事十分感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作孚！”
晏阳初与卢作孚的最后相聚是在1949年11月。19日晏阳初和卢作孚同机从重庆飞往香港。晏阳初是去台湾参加农复会工作会议，卢作孚是为了保护滞留在香港等地的民生公司20余艘主力船返回祖国大陆。在港期间，国共两党都在争取卢作孚，国民党多次派要员劝说卢作孚去台湾，都被卢婉言谢绝。因此，卢作孚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为卢作孚安危担心的晏阳初劝说卢作孚到美国暂避一时，再做打算。卢作孚非常感谢晏的好意，但是他说：“去美国环境比香港单纯，作为短时间安排不失为一个方案。但我对事业负有责任，怎能丢下就走。其实，只要船不受损失，我什么也不怕。”他们可能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香港一别，竟成永别。
晏阳初没有留在台湾而去了美国，1950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顾问，把他在中国的平民教育经验推向了世界，为平民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直到1990年以百岁高龄谢世。
1950年6月，卢作孚在香港党组织的协助下带着滞留香港的18艘海船安全返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然而，壮志未酬，于1952年2月不幸逝世。
30年后，晏阳初得到卢作孚的死讯，他不禁悲从中来，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敬怀至友作孚兄》，择要录下：“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惟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
“作孚有理想，有大志，他深知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发展交通。长江是交通重道，需要轮船，所以他组织民生轮船公司，以应时代的需要。”
“他极富创造力，具有实现理想的才干和毅力。他组织公司的资本，是向朋友和外国借款。他自己并不想赚钱，忘我忘家，绝对无私。抗战时，他有一次病了，家里人想给他买一只鸡吃，连这钱都没有。由此可见他人格的高尚。所以，知他的人都敬佩他。”
“他不说闲话，言必有物。用字精当，从容不迫，有条有理，就像他做事一样：很沉着，有组织，有思想。”
“像作孚这样一位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了不起的实业家，国人应当敬重，然而，他的结局竟是如此悲惨。我为国家伤心，我为至友哀痛。”
晏阳初没有忘记卢作孚，国家和人民也没有忘记卢作孚，享受着卢作孚创造的美丽与宁静的北碚人民更没有忘记卢作孚。在卢作孚当年亲手修建的平民公园（现北碚公园），北碚人民为纪念这位北碚的开拓者竖起了卢作孚汉白玉雕像，在雕像后面的石壁上镌刻着晏阳初所写的这篇文章。如果卢作孚泉下有知，他大概也会感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阳初！”
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顾英奇
我从1953年11月调到中办警卫局保健处从事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1957年撤销警卫局保健处，改为北京医院中南海保健组。但我的工作和党的关系一直在中南海，从1955年7月12日起，担任朱德同志的专职保健医生。1965年10月我离开朱德参加下乡医疗队，1966年发生文革，1967年1月我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那时，北京医院已经十分混乱，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夺权专政，中央保健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破坏。
1968年2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我又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二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这次有医护、药房、化验共11人同时调入。当时中央警卫处、警卫团合编，主要受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建制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门诊部的主要任务是为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服务；也为警卫处机关的干部、战士、职工看病。
门诊部一开张就遇到给刘少奇看病的问题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就被以“全国最大的走资派”的罪名打倒（后来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被软禁于中南海福禄居。少奇同志原先住在中南海万字廊，1952年搬到中南海西楼的甲楼，最后于1963年9月搬到福禄居。
1967年1月，我从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北京医院那时虽发生造反、夺权的混乱，总值班室还是执行了这条规定。
据刘少奇病历记载，我们调回中南海之前，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参加会诊的专家有：北京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