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1全文-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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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19日发生了“八·一九”事件，主张防止苏联解体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成立了“国家紧急委员会”，宣称要使国家走出戈尔巴乔夫发动和开始的“改革”政策的“死胡同”。美国驻苏大使事先将有关的情报向戈尔巴乔夫作了通报。“国家紧急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紧急”措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公开支持下，叶利钦、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以及谢瓦尔德纳泽外长等组织了反击。不到三天，“八·一九”事件就失败了。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联手把这次事件称为“政变”，一些“国家紧急委员会”的有关人员，有的被杀、大部分被捕。8月23日叶利钦首先宣布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并宣布解散苏共中央。有93年历史、执政74年、有15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被彻底摧毁。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同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发表了共同声明，宣布：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已不复存在”。
东欧的剧变，特别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剧变和解体，对中国共产党人是极大的冲击。当时我们还面临西方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制裁的严峻形势。很多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同志非常悲痛、义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十分担忧。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党不能沉默了。理论界、学术界有的人认为：是“修正主义”导致苏联的剧变，提出要肯定20世纪60年代反修大论战时发表的《九评》。还有人认为东欧、苏联剧变要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中找根源，因此要组织人写出类似《九评》这样的大批判文章，公开批判《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指责我们党同外国社会民主党开展党的来往是错误的。
我们不能肯定《九评》，因为这将导致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否定，会造成不安定。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也不能公开批判外国和外国党，公开批判还必然会涉及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等问题的争论，从而影响中共同世界上一百多个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和中国同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的关系。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把国内的事情做好。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
1989年起美国带头对华制裁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同西欧和日本关系最好的时期。美、中在1979年1月1日建交后，美国国会于3月26日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美国继续卖武器给台湾。中、美经过一年多的艰难斗争后，于1982年8月，达成了“八·一七”公报，两国关系也逐步发展。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同中国关系有较快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经济上互有需要，外交上有类似的战略目标；此外，西方有的人对中国改革开放还有一种幻想，认为它必将导致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走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
1987年6月1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权”和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1987年9月，达赖应邀访美，在美国发表演讲宣称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87年至1989年在拉萨制造了多起骚乱事件。
1989年6月4日起，CNN、“美国之音”、BBC等西方媒体连续很多天每隔几分钟滚动播出谴责中国“天安门事件”的新闻和画面，掀起一股反共浪潮。
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了对中国实施制裁的5项措施，主要是：（一）暂停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出口；（二）暂停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三）同情地重新研究中国留学生要延长逗留美国时间的请求。6月20日，布什又下令：（一）美国将寻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贷款机构，推迟向中国提供考虑中的新贷款。（二）美国政府官员中断与中国政府官员所进行的助理部长级以上人员接触。美国国会还先后通过20多项干涉中国内政的议案，严重地损害了中美关系。与此同时，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都纷纷谴责中国、对中国实行类似的制裁。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前身）和世界银行，也宣布对华制裁措施。7月16日，有日本参加的七国首脑会议（后来加上俄罗斯，称八国集团），发表中止对华高层接触及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的声明，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达到了高潮。
在谴责中国的问题上，西方国家议会比政府更激烈。政府从现实利益出发，还要考虑长远的经济、政治利益。议会又同政党分不开。一些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对中国态度很激烈，它们或组织群众游行，或发表声明支持对中国制裁，或宣布同中共暂停来往。
1989年6月12日，美国政府决定，除中止一切对华军售外，暂停中美军事技术合作项目。欧共体（欧盟）国家也宣布对华实行武器禁运。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美国仍阻止欧盟对华军售。
中国政府同西方国家副部长以上人员的政治来往基本上停止了。中国不少驻西方国家大使馆原来“门庭若市”，突然变成“坐冷板凳”。中国代表团路过法国，法国不颁发过境签证。很多国家撤走了在华专家。世界银行的20亿美元贷款、亚洲开发银行的5亿多美元贷款以及日本第三批折合58亿美元的政府贷款都停了下来。美国还提出，要取消同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所谓“最惠国待遇”实际上只是正常贸易或非歧视性贸易，如没有这个待遇，税就高到很难进行贸易了）。美国取消了出售15架波音飞机的合同。当时中美间最大的军事技术合作项目是美国帮助改造歼八飞机，价格达到8亿美元，由于美国毁约，白白损失了已经投入的资金，迟迟才被同意把送去改造的飞机拿回来。
1992年9月，布什政府决定卖给台湾150架F16战斗机，总金额58亿美元。法国在1991年向台湾出售价值约27亿美元的6艘护卫舰。
1989年6月4日后，到中国来的外国公务、经贸人员和游客骤减。有一段时间，北京的五星级饭店一晚上只要10美元还包括早餐，但是很少有人住。
总之，西方的制裁给我国造成很大的困难，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坚持原则，多做工作，打破制裁
“在国际局势剧变的情况下，党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坚持把注意力集中在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对美国和西方的制裁采取分别对待，多做工作，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外交部多次声明，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也发表声明，反对对中国施加压力、反对干涉中国内政。中央对外联络部做了工作，使1989年6月20日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18次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专门反对中国、禁止同中共来往的决议。
1989年7月，针对美国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措施，中国提出了取消1990年根据富尔布莱特计划向美国派留学生的计划，停止接受美国派来“和平队”的计划，拒绝“美国之音”派来替补记者等。
美国带头提出停止同中国的高层接触，但是美国布什总统却一再给邓小平来信，并在1989年7月和12月两次派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华同邓小平会谈。美国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摸底并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想解决某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方励之夫妇1989年6月后一直在美国驻华使馆“避难”问题；巴黎正在举行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邓小平对斯考克罗夫特说：中国没有触犯美国，美国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在斯第二次访华前，1989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纠葛的建议，并请他回国后向布什总统转达，建议包括：（一）在一定前提条件下，解决方励之问题，让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使馆，到美国或某第三国去。（二）美国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三）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四）建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第二年适当时间正式访美。”（注：以上谈话见《外交十记》）
七国首脑会议成员中最先放松制裁的是日本，由于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日美矛盾比较突出。1990年1月，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邹家华访问日本。同年4月，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国际局（部）长爱知和男访华，并邀请中联部部长7月1日访日。这次访问建立了两国执政党的友好关系，海部俊树首相在会见中联部部长时说：“在将要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时将积极主张不孤立中国的立场。”他随即在7月9日的七国首脑会议上宣布，日本决定恢复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1991年，海部俊树又是西方对华制裁后第一位访华的政府首脑。随着中日关系的修复与突破，西班牙及其他西欧国家陆续放松了制裁。
反对制裁的斗争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开展了全方位、积极的外交工作。1990年，我国，同中断了二十多年外交关系的印度尼西亚恢复了正常关系，并同新加坡建交。
随着东欧和苏联剧变，有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为中国也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随着倒下，对华施加了很大压力，开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危胁论”。差不多每年我们都要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进行斗争，反对讨论谴责中国的提案。每年都要为争取美国国会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花费很大的力量。1989年12月，西方赐予达赖“诺贝尔和平奖”；1991年布什总统开了接见达赖的先例；1993年以后，达赖访问美国的频率加快，最多一年达三次；克林顿总统曾5次接见达赖，小布什总统4次接见。1993年7、8月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美国无中生有地指控中国货轮“银河号”装载有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它出动了多艘军舰、飞机，迫使“银河号”在海上漂流十多天后停靠达曼港，对船上全部628个集装箱开箱检查，结果根本没有什么化学武器原料。1995年5月，克林顿总统宣布允许李登辉到美国访问，打破了将近17年的不让台湾最高层领导访美的限制。
1997年和1998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实现了国事互访。美国对华高层互访的禁令算是划上句号。但是不久又发生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2001年南海上空美侦察机撞落中国飞机事件。
二十年前的国际共运危机和西方对华制裁，没有把中国党和政府压垮。相反，中国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经济有很大发展，国际地位有很大提高。但是中国仍是并将长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要有忧患意识，要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
小岗村民进京跑项目·陈桂棣 春 桃
严宏昌是安徽小岗村的前村长。当他给我们谈起凤阳县燃灯寺水库综合治理的故事时，至今还十分激动。他说，那事儿，大了。它不光牵扯到一个小岗村，不光牵扯到一个小溪河镇，直接影响到凤阳县东部缺水地区的小溪河、石门山、黄泥铺、董铺、燃灯和红心六个乡镇农户的用水。水库还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上的马，一九七九年建成。距今已是二十多年，因为长年失修，工程设施严重老化，启闭的设备已锈迹斑斑，许多渠道严重淤堵，坍塌，跑冒滴漏。可它是周边十多万亩农田的生命工程和致富工程啊！再不治理，便严重危及十几万农户生活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
严宏昌说，他在当省人大代表时，就曾为此提交过专门的议案；在当县政协委员时，也递交过专门的提案。
“可是，不知写过多少提案和议案了，当时这事看不出进展。谁知，等到我啥也不是了，这事却突然有了眉目。”
他说那是二〇〇二年元旦的前夕，何效平、孔少林两位副县长，和县水务局副局长朱士银，三人心急火燎地找到他，说：“快，一道进京！”
开始他不知啥事急成这样子，一了解，没法不让人高兴。原来当初他的那些议案和提案，最后都集中到了省水利厅，省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后，认为燃灯寺水库灌区工程确实也已经需要综合治理了，于是决定将这一项目直接报到国家水利部，请求帮助解决。
严宏昌当时觉得挺好笑，如今不当村长了，却办起了比小岗村、比小溪河镇都大的大事来了！他简单地准备了几件衣服，揣上一千块钱，跟着他们就出门了。
严宏昌和三位县局领导赶到北京时，才知道分别赶去的还有省厅的四位领导，滁州市的三位领导，当天他们都下榻在离水利部不远的白云宾馆。
为了燃灯寺水库灌区的综合治理，省、市、县一下来了这么多领导，足见对这事的重视。严宏昌心里想，自己多年的这个夙愿终于要实现了。他真的替皖东地区十几万农民感到高兴啊！
第二天，一上班，大家就一起赶往水利部。也许向部领导反映问题不需要上去这么多人，仅省、市两级水利部门就来了七位领导，凤阳县还来了两位副县长；也许认为严宏昌是农民，而朱士银也只是个副科级干部，两人掺和在一起不适合，总之，领导们要朱士银和严宏昌就在外面等着，没让进去。
严宏昌的自尊心多少有些受伤，他不明白：既然用不着自己直接反映问题，为什么又要把他从大老远的小岗村喊来京城呢？
可是，省、市、县三级领导进去也没反映成问题，刚进去，很快就出来了。说这事部里不接待。因为水利部每年只能解决有限的几个水库灌区的治理问题，头年才帮安徽肥东县解决了一个水库的项目，凤阳燃灯寺水库即便需要治理，至少也要等到四年之后，才有可能轮到这事。
严宏昌听了，更加郁闷。既然几分钟就可以了解到的情况，干嘛不通过电话事先问一问？一下跑来这么多人，浪费了大家的时间，更浪费了国家的银子。
结果白跑了一趟，领导们便打算上街买点儿东西，就打道回府。何效平和孔少林两位副县长问严宏昌：“你是不是也马上回去？”
严宏昌想，好不容易来趟京城，就说：“我还准备看看朋友，暂不回去。”
朱士银因为女儿在北京上学，也说：“老严不急着回去，我也不忙，抽空去看看女儿。”
就这样，省、市、县三拨人马，各奔东西，只为严宏昌和朱士银预付了一天的房间费，别的一切全由二人自理。朱士银虽说是个水务局副局长的官儿，毕竟只是副科待遇，和严宏昌一样住不起白云宾馆这样的饭店，和严宏昌一商量，第二天，二人一块儿转移到了万寿路附近原国家农委大院的一个地下室招待所。
严宏昌所以建议搬到这个大院来住，是因为《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就住在里面。这些年，张广友常代表万里去看望小岗人，现在自己来京了，是一定要去拜访张总编的。可是不巧，一连找了两次，张总编都不在家，严宏昌感到非常的遗憾。 朱士银主要分管水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