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1全文-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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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守宏说笑着，把他们带到一间接待室，说总理正在开会，很快就过来。
大概也就五分钟左右，只见温家宝带着大家在电视中早已熟悉的笑容，大步走过来。严宏昌和朱士银忙起身迎过去。
温家宝握着严宏昌的手，亲切地问：“你们住下了吗？”
严宏昌说：“住下了。”
“有没有什么困难？”温家宝同朱士银也握了握手，回头问严宏昌。
严宏昌想：自己的困难再大，那也是小事，不能让日理万机的总理为这些事操心。他高兴地回答说：“没有！”
“没有？”温家宝又认真地问了一句。
严宏昌再次郑重地回答：“我个人没有困难！”
紧接着，严宏昌就把小岗村，以及燃灯寺水库灌区十几万农民多年来热切的愿望，向温家宝作了最简明扼要的汇报。为不耽搁总理宝贵的时间，他掏出了一份只有几百字的“报告”。
这还是头天晚上，他从招待所讨来的一张公文纸，在地下室公公正正写出的一份“书面报告”；为便于联系，他还在上面注上了朱士银的手机号码。
严宏昌说：“总理，您很忙，主要情况我都写在上面了。”说着递了过去。
温家宝接过信，说道：“我现在不能答复你，明天我再和有关的同志协商一下。”接着，他把信递给黄守宏，交代说：“你不要把它摞在文件上，就放在我桌上。”想了想，又说，“还是明天一上班，你就直接拿给我吧！”
严宏昌注意到，总理对自己这份极不正规的“报告”，是那么重视，他感动得眼泪都差点掉了下来。想想总理也见到了，“报告”也直接送到了，就说：“总理，谢谢您！我们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以后再来看您。”
温家宝再次握着严宏昌和朱士银的手，说：“好，你们就放心吧！”并叫黄守宏把他们送到中南海的大门口。
重新回到招待所，把住宿费结清了之后，又找到一个订票处，买到了当天到蚌埠的硬座客车票，这时，两人就只剩下了几块钱。车是晚上六点多钟才开，完全还有时间在北京再逛上大半天，但他们哪儿也不敢去，因为现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这就意味着，他们乘地铁赶到火车站后，就只好一路上饿回去；至于到了蚌埠后又怎么转车回凤阳，也只有到时候再说了。
两人离开招待所，直奔车站而去。在车站的广场上，蓦然间，朱士银的手机响了起来。朱士银原以为是女儿打来的，一听，是位男士的声音，要找严宏昌。
严宏昌接过手机，也感到奇怪：竟是万里的秘书打过来的。但他很快明白过来，想到自己留在温总理“报告”上的联系方式，正是朱士银的手机。
王秘书在电话中说：“老严，你到了中南海都
不来看万老吗？万老叫你来一下，还叫你联系一下吴象同志，你们两人都去。”
严宏昌怎么不想去拜望万老呢？他和小岗人可都一直想念万老啊！可是，他和朱士银现在已经“弹尽粮绝”，再误了晚上的这趟火车，他们就连安徽也回不去。总不能见到万老开口就向他老人家借钱吧，那成了什么样子？
朱士银一听是万里秘书来的电话，要严宏昌到他那儿去，后悔得直跺脚，连说：“亏死了，亏死了，早知道这趟出来也多带点路费！”
严宏昌只得扯谎。他对王秘书说：“吴老的电话我联系不上，再说，我这趟是因公出差，回程的票已买好，马上就要上车了，急等着回去复命。下次来北京一定一定去看万老！”
就这样，怀揣着巨大的喜悦，也怀揣着巨大的遗憾；饿了一路，也激动了一路。到达蚌埠时，天还没完全亮。二人出了车站，就忙着去找出租车司机，商量把人送到地方再给钱。二人最后说动了一位司机，终于疲惫地回到了凤阳县城。
这时，天已经大亮了。朱士银从自己局里要了辆“桑塔纳”，叫司机直接把严宏昌送到小岗去。
谁知，严宏昌前脚才进家门，段永霞就告诉他，县水务局一个叫朱士银的人来电话找他，说有重要事，要告诉他。
严宏昌想不出才离开凤阳，刚刚分手，又会有什么消息这样急着要告诉他呢？他把电话打过去。
朱士银在电话中激动得声音都变了，高声大嗓门地嚷道：“老严，宏昌！行了！总理已经批了！”
“会这么快？”严宏昌简直不敢想象，“你是怎么知道的？”
朱士银说：“刚才有人打了我的手机，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不敢相信，忙问‘你是谁？’他说，‘我是总理秘书。”’
温家宝的批示在第一时间就被电传到国家水利部；国家水利部马上电传到安徽省水利厅；安徽省水利厅又惊又喜，迅速电传到滁州市水务局。省厅、市局两级领导终于知道是严宏昌在北京为安徽省、为滁州市办成了一桩通天大事。于是，那一天进京的原班人马，再次乘机赶往北京，要去找严宏昌。
到达北京，四下里打听，却不见严宏昌的人影。于是试着往他的家里去电话。电话一打，才知道严宏昌早已回到了小岗村。
于是，他们又飞回安徽，连同凤阳县的两位副县长，一道驱车赶往小岗，去看望严宏昌。l临走时，送给了严宏昌两条上好的香烟，以表达他们诚挚的谢意。
大跃进中的村办劳动教养·肖 磊
1958年在各行各业大跃进声势的推动下，所谓村办劳动教养（亦称村办集训，下同）也应运而生。当时把村办劳动教养称为“消灭犯罪的创举”。这年3月，中央某部在河南召开了部分省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会议部署了村办劳动教养的任务，说这是劳动教养工作的“大跃进”。“村办劳教是对敌斗争经常性手段之一，对消灭违法犯罪有重要意义”。河南会议上介绍了江苏临汝县、山东汶上县、河北孟县等地开展村办劳教的做法以及取得的效果。会议要求各地进行试点，并在试点基础上全面推广。
河南会议结束后，山东有关部门根据会议要求，选择了当时聊城地区的平原、夏津两县作为村办劳教的试点单位。规定试点时间一般要搞20天，如不解决问题，可延长劳教时间。在村办劳动教养试点中，聊城地委发现劳教现场发生打死人、打伤人的问题，并反映到省委政法部（当时县以上党委均设政法部），他们对村办劳教持怀疑态度。
省委政法部对聊城地委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随即召集省直政法系统十余名工作人员针对村办劳教及聊城地委反映的情况座谈讨论。座谈认为：村办劳动教养是不符合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规定的。国务院规定没有“村办劳教”这一条。无论从劳教的性质、范围、劳教对象、批准权限等方面，都是与劳教规定不相符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规定：只有省、市、自治区以及交通沿线大中城市才能办劳教，而且由这些城市的劳教委员会决定和执行。劳动教养主要是对那些罪行轻微不够判刑的人，目的是为了教育改造。把村办劳教当成经常性对敌斗争手段之一，显然混淆了两类矛盾。
省委政法部考虑到村办劳教试点中出现不正常情况，决定从省直政法部门抽调十余人组成工作组，指定省司法厅一副厅长任组长，于这年的5月中旬先后到达进行村办劳教试点的平原县和夏津县。工作组在这里先后听取了两县公安局长关于村办劳教试点的介绍：平原县村办劳教6千人，夏津县村办劳教8千人，劳教时间均按规定执行。两县公安局长都对村办劳教作了充分肯定。认为试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成功，效果很明显。他们说：凡进行劳教的村庄，地富反坏老实了，各种违法犯罪未再发生，封建迷信不见了。一些四类分子还交出了“变天账”。通过村办劳教，还“缴获”了许多武器。
工作组长先后听了两位局长的介绍，肯定了他们劳教试点的成绩和做法，称赞他们的“大跃进”精神。多数工作组员认为：调查没结束，先肯定正确与否不合适，不符合调查研究的步骤，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要求。大家背后议论组长的做法不符合省委政法部的精神。工作组员按计划要到劳教试点的乡、村进行调查。行前工作组长再三告知工作组员多看成绩，少看缺点，尤其不要多看黑暗面。
工作组员在平原县调查了开展村办劳教试点的双庙乡三个村，在夏津县郑宝屯乡调查了开展村办劳教试点四个村。在这里先后访问了被劳教人员和看押、管理他们的民兵、村干，还走访了曾在村办劳教指挥部工作的部分人员。他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村办劳教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综合起来主要是：村办劳教成为村干部惩罚群众的手段。对有缺点的群众（如迷信活动等）用劳教的办法解决。对给干部提意见的，也找借口劳教。对四类分子，不论守法和违法，除病老残幼，一律劳教。对懒汉二流子，神汉巫婆，取神水神药的，打架斗殴的，不服从领导的，不加入合作社的；还有当过汉奸兵的，当过国民党兵的；还有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有海外关系的；都列入村办劳教。
在劳教对象的批准权限上，规定由劳教指挥部决定（即如此，也属非法），实为村干部说了算。村干部指名谁被劳教，就算批准了。
劳教的手段甚为残酷。凡被定为须劳教的人，即通知其携带劳动工具食物到治河工地集合。他们在民兵、干部看押、管理下，挖土、挖泥、加深河道。为了免得民兵、村干看押、管理本村的人破不开情面，他们采取甲村看押管理乙村，乙村看管甲村的交押办法。被劳教人员每昼夜劳动十七八个小时，其余时间是大会、小会坦白检举。劳教指挥部把多年未破的积案公布劳教工地，让每个被劳教人员对号挂钩、坦白检举。对一些没有坦白、没有检举的人，抓几个典型，大小会批斗，反复追逼。有的乱编乱造，屈打成招。有的申辩冤枉，被扣上个“顽固不化”对抗劳教的帽子，五花大绑游劳教工地，然后送劳教指挥部反复审讯，迫使交待解放以后作了多少案。1950年夏津县郑宝屯乡一农民被盗耕牛一头，8年未破案。此次村办劳教中被列为应破的积案，在8千人的劳教工地上全面追查。在打骂、追逼之下，竟有80多人招认偷牛。等劳教试点结束，招认偷牛者全部翻案。因无可靠证据，只好再挂起来。
村办劳动教养被当作破案手段。在20多天的村办劳教中，用发动坦白检举的方法，共获得各种违法犯罪材料4万余条，多是互相揭发互相编造出来的。大量的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治安案件也不够。劳教试点结束后，这些材料扔在劳教指挥部办公室堆了一桌子，无人过问。后来听说这些材料无法插手调查，不了了之。
平原、夏津两县村办劳教试点中，都追缴四类分子的“变天账”。最初，他们再三申辩“没有变天账”，看管的民兵、村干说：“不交变天账批斗没有完，别想回家。”四类分子在如此逼迫之下。回到家中拿出“变天账”。工作组在指挥部办公室看到几份所谓“变天账”，有的写：“从前想变天，现在政府教育好了，没有变天思想。”也有写：“变天没有好下场。”这些所谓的“变天账”都是劳教时的口气，且纸墨笔迹都是新鲜的，显然是现写的。工作组访问他们时，回答：“不交上不让走，还要挨批斗，才回家现写的。不识字的找人代写，不交上天天逼。”
劳教工地上，许多被劳教人员难忍干部、民兵的折腾，不断发生逃跑现象。民兵在追赶逃跑者时随便开枪，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还有不少人因劳累过度、饥饿、疾病等原因，已奄奄一息，非正常死亡时有发生。在被劳教人员中流传着：“跑了，跑了，不跑没了”的顺口溜。结束劳教试点时，两个县的劳教工地上，由于各种原因，剩下的人员不足一半，能干活的更少。
让两个县的劳教试点主持人最满意的是“缴获”了一些武器。工作组曾检验过这些武器，都是掉了零件的破旧步枪，是一些乡武装部集中起来准备统一修理的。此前地委工作组也检查过这些破旧步枪，没听说被劳教人员交出过武器。
工作组员本着“实事求是，有多少问题谈多少问题”的要求，向组长作了汇报。组长认为不符合他“多谈成绩，少谈问题”的想法。尽管政法部要求“实事求是”，但他认为“多说成绩保险，多谈问题危险。”他认为村办劳教是上面布置的，又是“大跃进”时期，因此要“多肯定成绩，缺点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组长与多数组员认识不一致。组长背着历史问题压力，怕抓辫子。因此紧紧把握住“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说话、办事的套路，曾对人说：“只要牢记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不会犯错误。”
工作组长按照“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思路，准备了向聊城地委的汇报提纲。地委安排第二书记兼专员赵新亭同志听汇报。了解赵新亭的人都知道他是按政策、法律办事的人。在省委工作组汇报前，他对平原、夏津两县村办劳教试点情况了如指掌，并与省委政法部领导谈了看法。工作组长根据“村办劳动教养是经常性对敌斗争手段之一”的指导思想，先充分肯定村办劳教取得的巨大成绩，存在的缺点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了村办劳教“缴获”了大批武器。赵专员听到所谓“缴获”大批武器时，立即打断汇报说：“什么缴获大批武器，地委已做了调查，都是民兵用坏了的破烂枪支，收起来准备修理的，成了‘缴获’了。地委早就知道没这回事，骗骗地委罢了。”
汇报未再向下进行。赵新亭专员继续说：他们搞村办劳教没有向地委报告。听说打死人了。地委派人做了调查，才知道那里违法乱纪那么严重。不客气地说，村办劳动教养是违法的。我亲自去劳教现场看了看，见那里黑压压的一片人，我问那里的干部，那么多人是做什么的？他们回答是搞村办劳教的。我又问，搞村办劳教怎么还持着枪，又打又骂，还用枪托子捣呢？这不和二鬼子押着老百姓挖壕沟一样么！两个县集中一两万人，活逼着他们每昼夜劳动十七八个小时，还要坦白检举，坦白检举不够“标准”的，大会批，小会斗，又打又骂。有的人被逼的走投无路，上吊自杀。最可恨的是民兵在追赶逃跑的被劳教人员时，随便开枪，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人命关天，把这样的严重事件说成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据地委调查组不完全统计，两个县在村办劳教中，被打的3千多人，其中被打伤1千多人。被开枪打死5人，打伤7人，因殴打致死13人，打后致病死亡5人。现在一说“大跃进”，就不要政策法律了。劳动教养，本来是对那些失足者以挽救教育为目的，而他们搞的村办劳教成了惩罚群众的手段。不分青红皂白，想劳教谁就劳教谁。“劳教”成了吓唬群众的大棒。有的群众说，“听见劳教打哆嗦”。管劳教的干部说：“被劳教的没好人。”这话很荒谬。有的群众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绝不可对他们劳教。干部也有不同的缺点，是不是也劳教呢？对四类分子，只要他们不违法犯罪，也不能随意劳教。说“村办劳教是对违法犯罪釜底抽薪，是从根本上消灭犯罪。”此话我不敢相信。消灭犯罪是长期的斗争任务，搞一阵子村办劳教是消灭不了犯罪的。把我的看法和省委王部长通了电话，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