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1全文-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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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现代企业的权力结构，可从县级党内的分权入手。
首先，由该县的党代会选举产生党内的三个委员会（党内原有的县处级职数可不必增加）。一是县委会（党内决策机关），由15—21人组成，实行委员会制，县委书记是会议的召集人，也是县委会成员中唯一的县处级干部，但他的一票与其他委员的一票无异。因此，这时的县委书记，也就真正具备了兼任县人大主任的基本条件。二是执委会（党内执行机关），由5—7人组成，实行首长负责制，由现任的县委专职副书记担任执委会书记，成员包括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县委办公室主任。三是监委会（党内监察机关），由5—7人组成，实行委员会制，县纪委书记改称监委会书记。
其次，党代会闭会期间，由县委会代行其职权，县执委会和县监委会向县委会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
最后，县监委可以对党内专门的执行机关——县执委进行到位并有效的监督，同样县执委也可对党内专门的监督机关——县监委进行到位并有效的制衡。
综上，在县级党委进行改革党内权力结构的试点，既符合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扩大在市县开展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要求，也遵循了分权制衡的原则，还能有效推进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通过党内科学分权，逐步实现党政合理分工，再到完成党政分开。这分权、分工、分开的过程，既是有效并充分发展党内民主的过程，也是切实恢复党员主体地位的过程，还是从战略层面上真正实现预防和遏制腐败滋生蔓延的过程。
精通平仄未必能写出好诗，因为好诗的功夫在诗外。
诚然，反腐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查办案件。但是，中国未来反腐战略的取胜之道，大约也应当在查办案件之外吧。
（责任编辑 李 晨）
读李慎之反右和文革时期的交代材料·蒋燕燕
近两年，李慎之叔叔的子女在收集整理他们父亲未发表过的文章，包括李慎之在反右和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我的朋友李尔柔（李慎之的女儿）把在反右和文革期间，李叔叔揭发我母亲郑德芳的交代材料寄给了我。
材料一共有四篇，第一篇：《关于我同郑德芳的关系中我错误言论的交代》（时间不详，从内容看写在1962年之后，文革之前）；第二篇：《交代和揭发我和郑德芳之间相互散布的反动言论》（1969年4月8日）；第三篇：《继续交代我对郑德芳散布的反动言论》（1969年4月10日）；第四篇：《关于郑德芳》，文中有1978年11月21日新华社对外部复查郑德芳同志的右派问题给李慎之的函，还附了李慎之在1957年11月10日写的《关于郑德芳的材料》和1978年11月30日回复对外部的材料。
我母亲和李叔叔很早就认识，1946年同在延安新华社工作；1949年到北京，我母亲在新华社对外部，李叔叔在国际部，都是主管业务的副主任；1957年他们都被打成右派。他们既是多年的同事又是老朋友。这些材料部分再现了当时两人在反右和文革时期的言论和思想，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状况，是不可多得的史料。我引用其中一部分，展现给关注这段历史的人们，也谈谈我的看法。
关于斯大林问题
关于斯大林问题，李叔叔在1957年11月10日写的《关于郑德芳的材料》，主要有三点：
1、关于斯大林。她对斯大林是十分反感的，同我一样认为斯大林是暴君，对三七开感到难以同意。
2、关于“民主”。她认为俄国没有民主传统，人民不知道要求什么权利，斯大林问题与此有关。她认为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得到一点点就满足了。她认为英美的民主不能认为完全是虚伪的，因为它是人民争来的，因此是真实的。最后这句话给了我以影响。这个提法使我确认我们所说的“假民主”之间还是有着“真民主”的成份的。
3、关于新闻自由。她和我一样，认为我们目前的做法是有些“愚民政策”（我当时用这个说法是听吴冷西同志说，中央好像也同意此看法）。
1978年11月21日新华社对外部在对我母亲右派问题甄别平反时，曾向李叔叔进行调查核实，30日李慎之回复了对外部《复查郑德芳同志的右派问题的函》，其中与斯大林有关的问题是这样写的：
二、如我的材料所写，郑德芳确曾说过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愚民政策”的话。反右斗争中，仅仅这四个字，就可以构成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当时曾希望，在新华社这四个字还可以得到谅解，因此我在括号中注明：“我当时用这个说法的来源是听冷西同志说，中央好像也同意这种看法”。在这里说得很模糊，我所不敢直说的是，这话实际上是吴冷西传达的毛主席的话，像郑德芳和我这样副主任一级以上的干部应是人人都知道的。我曾多年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央主席讲的话，一个普通党员讲了，就能被划为右派分子。
三、斯大林是“暴君”一类的话，当时是很流行的。为是为非，不妨让历史去证明。当时根据吴冷西传达，胡乔木同志曾说过：“斯大林时代的黑暗残暴，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最黑暗残暴的时代，毛主席日思夜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一个共产党员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这话传达范围，不止到部主任一级，新华社现在还有人保存得有当时的记录。我没有听郑德芳讲过什么“中国是君主专制”的话，不过，她曾有一次在扩大编委会上说过，“我们现在是enlightened despotism就是开明专制”。这是全场十几名部主任以上的干部都听到的，不知因何转辗相传成了“君主专制”。开明专制指的是十九世纪的欧洲从绝对君主制转到立宪君主制过程中的一段时期，在几个有名的开明君主统治下，曾出现了文学艺术的兴盛。当时，吴冷西传达，毛主席曾说过，“我们现在是训政（孙中山先生曾将民主政体的建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共产党当政以后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称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种所谓“民主指导”实际上等于“训政”。训政者，即人民交出自己的主权由党和政府来指导你学会民主。这是将民主和集中的地位倒置：集中为主体，民主是集中指导的产物。这恰恰违背了民主政体的原旨。——吴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发表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时期”。我看不出郑德芳的话同毛主席的话有什么大不相同的地方。这次扩大编委会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了，大概是讨论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吧！1957年，总理曾亲自同我们谈过中国封建专制传统之深。我当时水平低，理解不深，现在才看到这种传统为害之烈。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小就知道马、恩、列、斯、毛是并列的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无论是受到的教育，还是看书看电影，都宣传斯大林是苏联的伟大领袖，是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我很敬仰斯大林，在我的心目中，无论是他和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尔什维克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列宁去世后，他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领导苏联军队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他都是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在文革中，我曾看过几本“禁书”，其中有涉及到斯大林在国内进行“大清洗”的文章。当时我看这些书是有戒心的，觉得这是那些资产阶级作家在有意诋毁斯大林，不一定真实。直到文革以后，我看到有关的书和材料多了，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转变，对伟人不再迷信了，才逐渐接受了那些残酷的史实。
从李叔叔写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对斯大林的看法，是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右派的重要依据：同意中央确定的对斯大林的功过“三七开”的，就是和中央保持一致，否则就会被划成右派。
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说：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毛泽东选集》第5卷）
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一个伟人，有了“三七开”的评价，就可以不再追究他的错误了？无论是三分错误还是七分错误，错误就是错误，对错误难道不需要批判和肃清吗？何况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为了更多地了解斯大林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翻阅了《赫鲁晓夫回忆录》，还查看了其它有关材料：
1955年底在苏共二十大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由赫鲁晓夫提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便通过调查，“准确了解当时在劳改营里有数以百万计的被捕的人，他们因为什么坐牢？今后拿他们怎么办？”这个委员会通过调查，查阅文件，“把许多人（包括被捕者和那些进行审讯和逮捕的人）叫来进行审问，查看了据以将人们关进监狱、流放和处死的材料”。调查完成后，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在1937年至1938年间，被控反苏、反马克思主义、反党的“人民敌人”被逮捕的有数以百万人，其中几十万人被枪杀！报告的结论是：“我们遇到了难以置信的滥用权力的行为。斯大林所干的事情，是我们任何人也想不到和推测不到的。”（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
1956年2月25日上午，由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向大会的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所谓《秘密报告》）。
以下摘录秘密报告中的一些段落：
斯大林提出了“人民敌人”的概念……任何一个在某方面与斯大林意见相左的人，任何一个仅仅被怀疑有敌对意图的人，任何一个纯属受到诬陷的人，都可能受到最残酷的镇压……主要的和实际上惟一的罪证便是被告本人的“供词”，而且后来的复查表明，这种口供是通过对被告采用肉刑而获得的。
专案组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其他文件，确认了许许多多对共产党员制造假案、提供伪证、触目惊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因而导致无辜者死于非命的事实。现已查明，1937年——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按照制造假案的侦察员的口述）给自己加上了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39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7人被逮捕和处决，即占70％。
报告中列举了许多斯大林大清洗的实例，例如对“人民的敌人”进行严刑拷打，搞“逼供信”；处决已宣判无罪的人；制造“医生谋杀案”；迫害奥尔忠尼启则一家及基洛夫被暗杀的种种疑点等等，以证明斯大林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我想，如果当时看过或听说过这个秘密报告内容的人，是不能不对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甚至罪行无动于衷不以为然的。
在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显的支持。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页）在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有一段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讲话：
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党中央认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存在个人崇拜，只是“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但其后的结果是“八大”之后，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直到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推向了顶峰。
“八大”结束几个月后，毛泽东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的“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
紧接着，反右斗争就在1957年的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开始了。反右斗争最终造成55万甚至更多的人被划为右派（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年——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成‘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发表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而改正这些错误的判决，却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有人说纠缠过去的历史没有什么意义，应该向前看，目前改革开放，目标是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社会和谐首先是人心和谐。我们翻看历史，批判错误，是为了不要让历史的错误重演。作为执政的共产党，更要从思想、理论、社会基础、上层建筑中彻底肃清反右、文革以及类似运动中遗留的毒素。否则当气候条件成熟，个人崇拜盛行，个人的权力大于民意的时候，这样的错误还会重犯。目前某些政府部门、某些执政者、某些工作中，不是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着侵犯民权，权大于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