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1全文-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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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说：“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上，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科学正确地看待历史，科学、公正、公平、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以某人伟大而掩盖他的错误，也不因某人犯过错误而掩盖他在历史上曾经做出的贡献，不篡改历史，不掩饰真相，求实求真，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做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期间母亲和李叔叔很少见面，在这种非常时期，两个摘帽右派碰头聊天是自找麻烦。但两个人还会偶尔碰到，就一起“speculation”（猜测）和议论对文革的看法。李叔叔在交待材料上说：“因为被揪出，被冲击，内心抵触甚大，平常逆来顺受，没有发泄的机会，碰到郑德芳就大发其反动谬论。”
从李慎之1969年4月8日的《交代和揭发我和郑德芳之间相互散布的反动言论》和10日《继续交代我对郑德芳散布的反动言论》的两份交代材料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文革从几个方面提出的看法，综合两份材料引用如下：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整人的运动：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问她（郑德芳），你看文化大革命要搞到什么样子。她说（用英文）：‘A whole generation of china’s leftists to be wiped out’（中国整整一代左派分子要完蛋）。这句话给我印象甚深，因为我觉得当时揭发出来的人本来都是‘左派’。她还告诉我二外院的一个青年教员，原来是新华社外训班的汪华珍，因为有人贴了她几张大字报而自杀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文化大革命中听到死人的事情。心中感到恐怖。当时大字报上揭发最多的都是1962年的言论。我就告诉她说：当初本来说的是三不，现在却都要算账。她说：二外院有一个老头子，说‘怎么共产党要翻老账的？’我就说‘我本来以为斯大林时代还在将来，不料现在就来了’。”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我们都为之鸣冤叫屈。我曾说过，我简直想不通，为什么红卫兵对老干部有那么大的仇，昨天还是首长，今天就给戴上高帽子游街。我过去莫说没见过，连想也没想过这种猛烈的打击。郑德芳说：“这也没有什么，无非是Teen…ager brutality（少年人的残忍性）；对于那些牛鬼蛇神，我认为这些人的问题都是老问题。现在又去翻老账。过去，外国人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方针有一点显著区别于苏联共产党的地方，就是认为人可以改造。现在看起来，我们现在也还是认为人不能改造。有些人明明是越来越老实，现在却把这些人历史上的问题越提越高，好像越来越反动。那以后让人怎么改造。……照我们现在这样，要出了个问题，简直没完没了，只有‘死而后已’。这次运动搞出了不知道多少‘漏网右派’，下次文化大革命又要搞出不知多少‘漏网反革命’，革命越发展，人越来越坏了。”郑德芳说：“现在做人真没有意思”，又说：“我躺在床上常常想，明天早晨起不来了，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痛苦，这样最好！”
根据当时已公开公布的材料，彭真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罪状是他说“错误人人有份”，文化大革命会搞成“一场混战”。……从大字报与小字报上看，确也是有点“错误人人有份”的样子，哪个地区，哪个部门的第一把手，差不多都出了问题。我很难相信这些人都是反毛主席的。至于说“一场大混战”，我当时就认为已经出现……
郑德芳常常说：“现在一点tolerance（容忍）都没有”。我是完全有同感的。……一个人只要说错几句话，被揪出来就是三反分子，或者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思想问题，而思想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定罪的。我说，孟德斯鸠在两百年以前就说思想不能定罪，这是我认为应该绝对遵守的原则。（事实上，这也是导致我不断犯罪的深藏内心的最顽固的思想堡垒之一。）我记得，我曾对郑德芳说过：“Thought crime”（思想罪）这个恶毒的词。
我曾对郑德芳说过：“鲁迅曾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我套用他的话说一句‘毛主席提出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亡’。”我说：“1957年以前，毛主席并没有提出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还比较好，敌我矛盾也处理得很宽大。1957年以后，毛主席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一上来就抓出了一大批右派，都是敌我矛盾，现在更是一碰都是反革命，敌我矛盾越来越多。”……事实上，我当时也确实估计，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不知要抓出多少右派和反革命来。
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是悲观的。我曾说过，现在说的是反修、防修、挖修根，实际上很可能埋下了许多的祸根，……我们对自己的前途也是悲观的，觉得，将来不论怎么变，我们这些人总是第一批要倒霉的。
1967年的时候，我把形势看得很糟。我一直担心“收不了口”。我根本不懂得江青同志所说的“乱是乱敌人”，“乱了才有治”。我只看到各级领导班子解体，权力中心瘫痪。我曾经对郑德芳说过：“毛主席把他自己千辛万苦建设起来的一个班子好端端地给拆散了，将来怎么收口？”
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换接班人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是初期，……内心最不解的就是为什么要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两个人一致的看法是毛主席要换继承人。开头虽然看到刘少奇靠边站，林彪成为副统帅，但是过去两个司令部对立的情况还不清楚……就猜测刘少奇“靠边站”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认为关键还是在“三面红旗上”，……就认为毛主席是在这个问题上被刘少奇抓住了把柄，因此毛主席要撤换刘少奇。……大概是林彪跟毛主席最紧，……因此，毛主席要选林彪为接班人。当时我曾买到一份林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其中讲了许多政变的例子，还说毛主席百年后，谁要做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就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我认为刘少奇是毛主席正式选定了二十年的继承人。毛主席在1959年还亲自提他为国家主席，他继承毛主席完全可以采取合法的手续名正言顺地干。我看不出他为什么要搞政变。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一句极端反动的话：“英雄难过个人关”，诬蔑毛主席为了防止刘少奇将来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而把文章做大了，对国家造成严重后果。
对于林彪同志做毛主席的继承人，……我们当时从大字报与小字报上的材料中看，似乎在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与“老帅”之中，是有人不大“服”的，像陈毅就是有公开言论的一个。我过去早就听说林彪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历史（上）从未犯过任何错误，因此早在“七大”的时候就同毛主席一起是五个得全票的中央委员之一，威望是很高的。但是郑德芳告诉我，她在重庆代表团时，同林彪一起住在红岩村，知道他的身体很不好，如果还不如毛主席寿长，接班人岂不就落空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停止党组织的活动以后，特别在1967年初的夺权以后，我以为毛主席不但要“换继承人”，而且要“换党”。
三、对“造反派”的看法
对于革命小将、造反派，我们都是看不起，不相信的。……我自己曾说过，“看看蒯大富给叶林的信，倒是觉得他确有一股剽劲儿，但是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理论水平。”郑德芳还对我说：“你是老造反派。”我说：“为什么！”她说：“你提的什么特权阶层，什么大民主，现在不是最吃香吗？”她还说：“你57年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就是你说党的领导人发现自己有问题可以用走群众路线的办法解决，但是群众如果发现党的领导有问题又该怎么办。”她说：“现在我给你找到答案了，就是‘造反’。”不过，这些话，我们当时是当笑话说的，我们当时的根本想法就是觉得造反派是一片乱哄哄。当时到处出现的两派都是一派自称为造反派，而称另一派是保守派，上面又往往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而照我们看来，就根本认为不知道他们造的什么反。……我们都认为造反派里什么人都有，许多人无非是为了争权夺利向上爬，一旦他们掌了权，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曾说过：“我还是当我的右派吧，这样的革命派我当不了，也不想当。”
我当时看到地方上常有军队参加武斗，心里担心将来会不会出现“藩镇之乱”。
在1967年的时候，戚本禹曾在一次正式讲话中说过：“秦始皇搞焚书坑儒是对的，不如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我一方面讽刺戚本禹真不愧为最大胆的“青年历史学家”，一方面认为他的话完全是谬论，不合乎历史事实。因为秦始皇的政权并没有巩固，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但是秦朝本身却是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个时代，到了汉朝，儒生又吃得开了。我认为戚本禹的话表明无产阶级司令部公然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焚书坑儒”。我认为如果如此，那是达不到目的的。要巩固政权还得加强经济基础。历来造反的不见得就是读书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捣乱最厉害的也并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而是洪振海那类人。
四、关于文革时期的经济
1966年的时候，我曾经问过郑德芳，“你看这样搞法会不会经济上搞出问题来？”她说：“这次是搞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对生产关系不会触动，因此对经济倒不会有什么影响。”1967年的时候，我又问她这个问题。她说：“那还用问，现在武斗乱成这个样子，火车都不通，经济上的挫折是肯定的，就是希望它不要像上一回（指三年困难时期）那样严重罢了。”
（当时还是文革初期，李慎之和郑德芳都不曾预料，这场运动持续了十年，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带来了无法计算的破坏和灾难。）
五、关于文革中破旧立新
在对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我说过，过去总以为马列主义是真理。既然是真理，就是多数人可以掌握的。过去，我们想的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研究过去的文化遗产，使文化丰富起来。现在莫说那些纯粹的资产阶级学者，就是所谓马列主义的学者也几乎统统都作为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倒了。……我过去还只觉得掌握马列主义研究学术很困难，现在看来，不但困难，而且根本没法研究。什么文史哲，统统是四旧，不但不知道怎么研究，而且研究出来也没有一点用处。毛主席过去号召研究各种学术，但是除了他一个人有这样的水平以外，谁能研究下去而不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我不知道中国今后还要不要学术研究，如果还要的话，真不知道怎么搞，谁能搞。
我把当时的批判看成只是“破”，看不到“立”。心里想，“破”是可以，将来“立”什么。我有时还觉得自己很真心诚意地想，究竟能立出什么样新的东西来。想来想去想不出，就认为许多东西，将来还得“复旧”。认为破来破去，只是打倒了一批老当权派。我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出发，认为我不能想象将来怎样“立新”的东西，所进行的批判就说不服我。……我记得我曾向郑德芳说过：“报上批判复课不要复旧，但是不复旧怎样复课？”
六、文革对国际关系影响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意义，我们的估计也是极端反动的。……郑德芳在这一点上要比我更反动些。她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脆要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吓跑了。
……我对国际形势有反动的看法，认为中国孤立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当初被认为是“革命行动”，我则自始就认为是“破坏行动”……我说，总理过去总是强调要多交朋友，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会议，费尽心力，打开一个局面，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很好，国际地位很高，现在强调要反对帝修反，毕竟也不能树敌太多。要反也只能一个一个地反，不能一起反。我确实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孤立的危险。我认为在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革命派”中肯定有最危险阴险的阶级敌人……
关于越南，我曾对郑德芳讲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能把胡老头和他底下的人吓得向右了。他们决不会愿意在自己国内搞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他们要是知道连韦国清这样的人都要挨打，他们还敢向中国学习搞文化大革命吗？
以上主要汇总了李慎之的交待材料中所涉及的六个方面问题，在他的交待材料中还有许多其他对文革的真知灼见，由于篇幅的关系不能一一列举。这两份材料仅反映了从1966年至1967年的情况，整整十年的动乱，“大戏”还在后面，争权夺利的“九大”、“9·13”林彪事件、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场由领袖导演，一群倒行逆施的窃国大盗表演，全国人民遭殃的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大戏”，最终以“四人帮”倒台落幕。
1969年以后，我母亲和李叔叔都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作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上了干校，他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一直到文革结束。
1978年，母亲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新华社组织部把她的档案中的交代材料都还给了她，摞起来有一尺多高。往事不堪回首，母亲把这些材料全部销毁了，她没有想到，这同时也销毁了她对那段历史的记录。
感谢李叔叔，他比我母亲有远见，没有像我母亲那样销毁了这些材料，他为我们这些后人保留了那段时期的记录，现在看来尤为珍贵。这些记录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再现了他们当时的真实思想，还有些更深刻的东西李叔叔没有写，那是为了保护我母亲。用李叔叔的话说：“凡是按照当时流行的标准可以构成她（郑德芳）右派罪行的材料，我都不愿意写。现在事隔多年已全部忘光，当然可惜的是，也就因此失去了一些可以证明她当年的真知灼见的历史记录。”其实就眼前的这些材料，已经足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他们，了解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们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带着罪名，受着批判，还在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些当年的交待材料，是对我母亲和李叔叔最好的诠释，让我们对他们有了更多的敬佩和理解。
母亲常说她也属于“两头求真”的人，年轻时为寻求真理，寻求民主自由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到了晚年还在寻求真理，关注着民生、民权、民意和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这些材料我们得知，就是在他们被批挨整的中年时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其中很多重大的政治问题都被他们言中了，这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灾难，中国共产党的灾难。
1981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５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