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1全文-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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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密切的“朋友和同志”。在私人通信里，他偶尔述及1938年一年，其实不到一年的工作量：“去年我共行军3165英里，其中有400英里是徒步穿行于山西、陕西和河北三省。我共做了762个手术，检查了1200名伤员。我还重组了部队的卫生系统，写作和翻译了三本教科书，建立了一所医疗培训学校。”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如此繁重的工作，卓著的效绩，不要说一个人，就算一个小分队也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　
　　像这样一个忘我工作，毫不讲究物质生活，从不计较个人酬劳，却又拥有一门专长技术可资利用的人，怎能不受革命的欢迎呢？　
　　白求恩在信中坦陈道：“我不在乎日常的艰苦——酷热和严寒，肮脏和虱子，一成不变的食物，崎岖的山路，没有火炉，没有床铺，没有澡堂。”是的，他可以放弃为大众所追求的优裕的生活。忍受肉体所能担受的一切困苦；作为一个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他需要的只是一种有信仰，有内在方向感的精神生活。其实，他一直在谛听灵魂深处那个古老的声音——自由的呼唤，而且期待着身外热烈的回响。真实的境况恰恰是：精神比物质更匮乏。　
　　白求恩是一个技术知识分子，难得喜欢文艺，一生热爱写作。多伦多大学出版他的文集《激情的政治》（1998），其中除了医学论文，还有诗、小说和戏剧，间有摄影和美术作品。此外，就是大量的书信。看来，文字被他赋予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来华以后，他每月都给毛泽东和加拿大党组织写工作汇报，频频地给各地的朋友写信。意想不到的是，邮件极不规律，发出的信几乎没有回音。他开始抱怨。1938年底，他写信给马海德说：　
　　收不到你的信，我已经习惯了！向上帝保证，我已经习惯了。又有两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你的回信。延安的医疗队于11月25日到了这里，却没有带来信件。我一直盼望着这支医疗队能够带给我一些书籍、杂志和报纸，以及一封你的信，让我了解一些外界的情况。但是，他们却只带来一台没有电机和支架，所以将无法工作的x光机。他们还带给我一听已经开封的加拿大香烟，一条巧克力，一听可可粉和一支剃须膏。这些东西都很好，但是我宁愿用所有的这些东西换一张报纸，一本杂志或者一本书。顺便说一句，我从延安收到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开封。这其中包括我的所有信件。一些信件还有缺页。下次请一定将所有物品和信件多加一层保护。中国人的好奇心太强了。　
　　除了一张日本人留在一座小林子里的4月18日的《日本宣传报》，我已经有六个月没有见到过英文报纸了。我也没有收音机。我完全与世隔绝。如果不是因为一天中有18个小时要忙于工作，我肯定会有不满情绪的。　
　　白求恩在次年的信里，也说：“没有回信是我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不情愿接受却越来越能够接受它。”他估计收到的信件只有1／25，至于书和杂志的情况更糟，一年半的时间也收不到一本。他说：“我完全清楚有钱人的时髦和好莱坞的新招，但是对于所有重要的事情，我知道得比北极的探险者都少。”他总结道：“一年多以来，我一直孤身一人——没有信件，没有书籍，没有杂志，没有收音机。我必须要借助帮助才能够支撑下去。”　
　　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比“王土”广大得多。他关心人类，关心千万里外发生的事情，世界上任何大小的变动都与他有关。他努力捕捉更多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他渴望了解。同时，他也希望世界了解他，理解他。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中国士人为了寻找“知己”，不惜捐弃生命。对革命知识分子而言，可托的知己就是组织，这组织在他的心目中是千百万生命个体的集合，是扩大了的有血有肉的躯体，总之，是充分人性化了的。所以，他渴望与组织进行平等、自由的交流，如同对待亲密的朋友一样。事实上，组织这东西，在其自然倾向来说，无疑带有整体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性质，出现程式化、官僚化、甚至非人化的现象不足为怪。组织要求其中的每个分子无条件服从，做“齿轮和螺丝钉”，但知识分子不能。他要在组织内部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无论何时，维护个人的尊严甚于生命。　
　　白求恩生活在别处，却不满于“完全与世隔绝”。他收不到加拿大共产党的信，也收不到中共方面的信，这种来自组织的显得相当冷漠、简慢的态度，特别使他受伤。他在14个月内给原来的党组织发出20封长信，完全石沉大海。他给毛泽东个人寄的“许多信”，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还不知收到没有”。失望之下，他也就不再给毛泽东写信了。他说：“在过去的12个月里，我给延安的组织（Trustee　mittee）如此频繁地写信，却从来得不到他们的回信，我已经厌倦再给他们写信了。”　
　　1938年豪情万丈，一年后急转直下，陷入低谷；不快，厌倦，悲观的情绪积聚起来，完全控制了他。根据薛忆沩先生的介绍，《激情的政治》将白求恩在华时期的文字分成两章：可以清楚地看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两个不同的人。到了后来，他变得实在无力抵抗“乡愁的袭击”了。在最后的信中，他把返回加拿大的决定告诉了组织和朋友，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我梦想咖啡，上等的烤牛肉，苹果派和冰激凌。美妙的食品的幻影！书籍——书还在被写出来吗？音乐还在被演奏吗？你还在跳舞、喝啤酒和看电影吗？铺在松软床上的干净的白床单是什么感觉？女人们还喜欢被人爱吗？　
　　所有这一切在我境况好的时候都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的。这多么令人伤心！　
　　他毫不隐瞒他的思乡病，那被革命理想压抑已久的世俗生活的欲望：他想家，想电影、音乐、跳舞、咖啡、啤酒，想女人……在这里用得上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批判知识分子时的一个经典说法，就是：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　
　　倘若把白求恩梦想中的生活方式同现实中的“清教徒”形象联系起来，不免显得有点荒诞不经。其实，直到他做出暂时离开延安“回家”的计划时，也仍然在周密地考虑在短暂的旅途中如何继续为中国革命工作，比如募集资金和物资，甚至医疗人员等等。革命者要战斗，也要休息，要娱乐，要有个人的独立空间，我们知道，生活质量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但是，不同的人们对此会有不同的要求。一本书，一份杂志，不能果腹也不能蔽体，对于延安这样一个文盲半文盲的区域来说却是简直近于奢侈的；况且，革命战争需要的是工具和武器，军事化准军事化行动本身便带着一种整一性、强制性和精简性，命令、指示、集体决议和纪律才是唯一重要的，至于个人友谊、欲望、感情、志趣之类，不用说是多余的赘物，甚至于是消极有害的。与此相反，在一个西方知识分子看来，所有这一切是如此必需，又如此平常。卢森堡向往的革命是知识分子的志同道合的结合。这样的革命是否能够成功是一个问题，但是它颇适合于知识分子的胃口是的确的。问题是，有形形色色的革命：或者本来意义上的革命，或者如卢森堡说的“畸形的革命”。他们渴望参与其中，在组织内部，却又要求从形式到实质，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主与自由。倘若革命不是以一种尽可能民主的、温和的形式进行，拒绝“请客吃饭”，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突便变得不可避免了。鲁迅演讲的题目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扩大一点说，就是知识分子与政治的歧途。　
　　革命是不是可以融入更多一点人道的、人性的元素？在延安，“人类之爱”是受到公开批判的。萧军的杂文《同志的“爱”与“耐”》成了毒草，王实昧也因为《野百合花》等有数几篇文章，惹来杀身之祸。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突事件，发生在1942年整风时期。而这时，白求恩因为手术感染，怀着“回家”的梦想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三年了！　
　　从白求恩去世的最后一年的沮丧、绝望的心情看，他与革命的冲突，已然在一个隐蔽的精神空间中发生。对于中国，对于中国革命，说到底，他是一个孤独的异邦人。说是“异邦人”，不仅因为国籍不同，带决定性意义的还是身份问题。他是一个革命者，却始终保持他的独立自由的天性，而坚执地建造他的革命乌托邦。美国学者雅各比在他论述乌托邦思想的著作中区分了其中的两种倾向：蓝图派的乌托邦主义传统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传统。从白求恩的文字遗产看，他明显地属于后一个传统；属于这一个传统的乌托邦主义者，据雅各比的说法，往往到最后变成为“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主义者”。　
　　回头再读读白求恩在他创建的战地模范医院的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我们需要领导人，尤其是小领导人，作为起萌芽作用的核心，去深入广大的人民群众，唤醒他们，让他们认清现实，并向他们指出摆脱贫困、愚昧和苦难的道路。正因为缺乏这类小领导人，所以才有独裁者，才有那些自以为我们应当佩服、崇拜，并且像主宰一般地服从的所谓“伟大人物”、“伟大英雄”。　
　　如果白求恩不是过早辞世，我们仍然无法预想他是否会走到“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主义者”这个端点，但是事实上，他已经偏离了蓝图的方向。他仆倒在路上。而那里，正是介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的地方。　
　　　
　　（作者系广州学者）

范长江论言论自由·王咏梅
　　早期对言论自由的阐述　
　　　
　　范长江较早论及言论自由的文字，是在他发表于1937年4月的通讯《忆西蒙》中。他写道：“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是光明的。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报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　
　　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年代，特别是在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范长江在包括《祖国十年》在内的一些通讯中陆续发表争取民主自由的主张。于友在分析范长江早年热心于宣扬民主理念的原因时，说：“由于他曾先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和北京的北京大学学习，具有较高的民主政治理论知识和报效社会的雄心壮志”。于友没有提到的是，1937年初范长江的延安之行导致了他政治态度的重大变化。2月9日晚，他同毛泽东进行了彻夜长谈。毛泽东介绍了十年内战的经过，解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两个阶段以及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次谈话，使范长江“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他高兴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把我多年来无法解决的‘阶级’和‘民族’矛盾从根本上解决了，这是我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此后，范长江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再也没有动摇过。自此，范长江有了“正确的认识”，报道的政治倾向也逐渐有利于中共和红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自然也就离不开对民主、自由的阐发。　
　　这时，范长江还在《大公报》工作。《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和大胆放手的培养人才的方法，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的爱国热忱和远见卓识，为范长江充分实现自己的言论自由提供了条件。他回忆说：“我在《大公报》四年，与胡政之接触较多，对他标榜的‘民间报纸’、‘独立言论’、‘客观报道’、‘诚以待人’这一套办报主张，一直以为有几分真实。我在一九三五年所写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和《成兰纪行》是他决定发表的。一九三七年我写的关于访问延安的报道，也是他决定发表的，抗战初期，我写的‘可杀刘汝明’，也是主要由他决定发表的。我在一九三五年的报道中公开称‘红军’，对‘剿匪’一词打上引号，公开否定剿匪，是和国民党当时最根本的政治路线相冲突的，也是一九二七年大公报失败后到一九三五年这八年间国民党区合法报刊上所禁止的。对于延安访问的报道，虽然他动摇过几次，并要我在文字上写得隐晦些，但这终究是和蒋介石自己的宣传完全矛盾的，他终于不顾上海新闻检查所的反对，把它发表了，曾因此触怒蒋介石。在报上公开主张要杀国民党一个省主席和军长，揭露他对日不抵抗的罪行，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当时《大公报》有一些老干部对于我在旅差费方面用得较多，很有意见，主张限制我的活动范围，把我固定在某一个地区，不要到处乱跑，胡对他们说，这几年我们《大公报》在销路上打开局面，主要靠范长江吃饭。不要去打击他。他从来没有在政治上说过我的不是。他甚至于对我示意，要我将来继承和主持《大公报》的事业。……”1937年“七七”前后，范长江负责战地记者的派遣与联络工作，兼任编辑部社评委员会委员，为1938年主编或与人合编出版大量的战地通讯集创造了条件。长江说：“这两年（指1937年、1938年，笔者注）写的战地通讯，随笔等，是我作记者的历史中最多的。”又说：“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除《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写的隐晦一些，并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怎么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删改过。蒋介石在南京发怒一事，胡政之告诉我后，也没有批评我。”关于发表《动荡中的西北大局》，范长江在1941年为香港《华商报》写的长篇连载《祖国十年》“留下的问题”一节中更为详细地说：“此文本不为上海新闻检查所通过。……胡政之先生也认为此事非常重要，也当夜亲为我改稿，并坐等检查结果，检查所对此稿不敢放行，他乃决定‘违检’一次，发表再说。在对于这个新闻的把握和发表坚决方面，胡先生的作法，实在是可以称道的。”　
　　傅国涌认为：“这番回忆生动地印证了《大公报》坚持‘民间报纸’、‘独立言论’的选择，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公共平台，青年范长江才能以他富有才情的笔调写出真实的中国一角，从而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范长江在新闻界的崛起与《大公报》追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胡政之语）是分不开的。”　
　　但1938年秋，国民党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政治纲领，以反对中共提出的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各抗日党派民主团结，以坚持抗战的方针。范长江主张党派民主团结，在这个问题上与拥护“三个一”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发生矛盾。长江回忆说：“张季鸾随即和我正式谈判。他第一次对我明确表示：‘《大公报》要完全以蒋先生的意见为意见。’我说：‘《大公报》应以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他说：‘你是《大公报》的人，你应以《大公报》的意见为意见。’我说：‘我是中国人，我应以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和《大公报》在政治上就因此闹翻了。”最后，范长江离开了《大公报》。　
　　　
　　系统论述言论自由　
　　　
　　范长江系统论述言论自由，是在《论人民的报纸》中。这是1946年春范长江在他所创办的中国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