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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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当然是粗线条，感性化，不成熟不周密不严谨不全面的。然而，有一点是不证自明的：正如任何一种生物性状背后都有基因的决定一样，中国国民性的所有负面表现都可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找到原因。
曾经有无数热血沸腾的仁人志士，看到了这个社会的重重弊端，挺身而出进行改革。然而从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到康有为维新，几乎所有改革家的下场都是身败名裂。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在暴力和专制面前，先人们进行过壮烈的抗争。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掀翻过一个又一个专制王朝。然而，不论反抗多么顽强多么壮烈，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征服的命运。无数次的揭竿而起，以血流成河人口减半的代价，并没有换来人民权利的伸张，反而使专制制度越来越严密。
所以，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在中国历史的官场上有一条著名的“淘汰清官定律”，清官在官场里注定混不下去，贪官却能如鱼得水。 所以一些人不认真，差不多就行。中国人讲究中庸，圆通。只有没有棱角的人才能在许多场合如鱼得水吃得开。
一些中国人缺乏坚定信仰，是因为从一定程度上说整个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个劣性竞争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背信弃义表里不一如刘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当然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演员素质，能装得仁义无比；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惨败，比如那个好面子的项羽和圣贤之书读得很好的建文皇帝朱允炆。由于帝王们的无耻表演和破坏性使用，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的效用实际上很早就部分破产了。我们在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欺骗，所以我们不太容易信任何东西，并且也不相互相信。皇帝总怀疑功臣们要夺取皇位，所以必须杀了他们才能放心。连最仁慈的皇帝李世民在玄武门杀了自己的兄弟之后，还毫不手软地把他们的儿子们也都杀光。
所以我们缺乏合作能力。朋友合伙做生意，最后会因为钱而成为仇人，因为谁都怀疑对方多吃多占；在封建大家庭中，充满了勾心斗角小肚鸡肠。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流行语：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
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过去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过当家做主的感觉，这个国家只是别人的私产。他不过是别人的奴隶，所以没有必要替别人去珍惜什么东西。人们只会爱惜自己院墙之内的东西，对院墙之外的东西，同样的人们却有着旺盛的破坏欲。路灯虽然并不碍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坏；漂亮的广场，可以毫不心疼地弄脏；虽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块砖，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
徒劳的“改造国民性”
在来到中国前，西方人的头脑里装满了关于中国的美好想象。伏尔泰说，中国人“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应该置中国于所有民族之上”。凭借流传到欧洲的中国书籍，他们想象中的中国物质丰富，文化发达，由贤明的皇帝进行着有效的治理，人们彬彬有礼，道德高尚。
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舰船来到中国的西方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看到的中国城市肮脏污秽，看到普通的中国人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文明和有教养。那些殖民者立刻趾高气扬起来，在书中任意丑化中国人，说他们如同带着镣铐的犯人，“脑力衰弱”，“缺乏创造力”，“利己心强”，“因循守旧”，“理智混乱”，“没有时间观念”，“含糊对付”，“没有同情心”，“爱撒谎”，“不守信用”，“表里不一”……
对中国人性格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传教士明恩溥在和中国人接触３０年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人格与良心。”
随着中国国门的逐渐打开，越来越多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意识到了国民性的问题。他们反观自我，感觉到的痛楚失望比外国人要痛切得多，所以分析和批判也较外国人激烈锋利得多。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到鲁迅，胡适再到柏杨，龙应台，人们连篇累牍地列举分析，一代一代地痛心疾首。他们不约而同地擎起“改造国民性”的大旗，在先改造制度和先改造人的选择面前，大部分人认同了后者。国人公认的旗手鲁迅在１９２５年说了这样著名的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在那一代人眼里，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只有中国人全体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中国才有可能推行现代化的各种制度，中国才能复兴和强大。否则，不论什么好东西，一到中国，立刻就变了样。
那么怎么样才能脱胎换骨呢？传教士明恩溥提出的对策是引进基督教，帮助中国人建立真诚品质和利他精神，建立起坚定的信仰。梁启超这样的老派改革家则提出“新民说”，靠每个人的意志力来涤荡自己头脑中积累的千年污垢。鲁迅、陈独秀等激进主义者则提出全盘扫荡传统文化，“不读中国书”，以破坏国民性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
包括早期的毛泽东，他也是改造国民性运动中的一位伟大的斗士。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认定只有彻底改造国民性，才能救中国。他说：
国人积弊太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
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概括之。五千年流传
到今，种根期深，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然而，将近百年的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取得的成效却似乎并不令人欣慰。梁启超临死时看到的中国，比他出生时更令人失望。鲁迅则是带着对改造国民性的灰心绝望去世。而现代史上对国民性的改造，似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反右”，文化大革命，似乎进一步摧毁了人们互信的能力，空前发展了相互猜忌，相互提防，使人们对理想、崇高、纯洁这些字眼敬而远之。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在“文革”中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滑坡。
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路途上中国遇到的核心性问题，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和民族性的相关：国民素质，官员素质，信仰危机，道德危机，诚信危机，贪渎习惯，公德缺乏，内耗争斗……
虽然经济增长速度骄人，虽然中国日新月异，虽然中国的部分地区已经进入“现代化”，但有些报道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
据２００２年８月３１日《齐鲁晚报》消息，某县一包工头李某开着小货车将一老者撞成重伤。李某下车把老人扔进沟中，任其死去，而车上１０名民工对此竟无动于衷。《生活日报》报道，９月２日，湖南浏阳一１６岁少年在网吧被５少年乱刀砍死，在整个砍杀过程中，旁观的数十人如同在看暴力片一样投入，居然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
沈阳市慕马大案案发后，沈阳人并不恨这些贪官，他们认为拿钱办事的贪官比不办事的还是要好一些。“他们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些事情。”甚至有人认为他们还不算特别贪，在官员里尚属比较清廉，只是不幸撞上了“枪口”。
当这样的消息经常进入你的视线时，你当然会不自觉地联想到鲁迅当年谈到的“看客心理”。现在的看客们，居然比鲁迅当年批评的要更加冷漠。如果客观地评价当下中国人的整体道德素质，我们不知道假如鲁迅先生在世会做出怎样的评价，会不会再次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所以，才有了报纸杂志上痛到绝望的批评，才有了前面所引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种种负面看法。
积累了一百年的失望，形成了这样一个错误结论：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天下最顽固的事物。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身上已经携带了“过滤性病毒”，并且终生无法治愈。
一样又不一样的韩国人
在青海的龙羊峡我第一次见到了上游黄河。流了一千多里的黄河仍然清澈见底，这让我惊讶不已。原来，黄河也有过少年一样的清纯。只不过越到下游，遭遇的土地越贫瘠，汇入的支流越多，终于混浊不堪，成了举世闻名的浊流。中华民族也如它的象征物黄河一样，漫长的历史使它憔悴，许多东西不再纯洁。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遐想：是韩国人截取了一脉黄河上游之水，注入了汉江。由于水短流急，地处偏僻，使汉江大部分水流保持着清澈碧绿，直到临入海才有一点轻微污染……和韩国人有段接触之后，你会觉得，韩国人身上有着中国春秋时代人物的气质，他们单纯，直爽，刚强，轻生重义，他们的本性没有受太多污染。
朝鲜半岛历史的源头与中国密切难分。
据《史记》记载，殷纣王昏庸无道，他的叔父箕子一气之下，远走朝鲜，建立国家。
在《汉书》中也这样写道：秦汉更迭时期，数万名燕人避战乱进入朝鲜。其中一个叫卫满的燕人头目赶走了箕子的后代，建立了卫氏朝鲜。
汉朝征服朝鲜，把朝鲜变成了汉朝的四个郡。
汉朝灭亡，三国争雄，朝鲜渐渐脱离中国，获得独立。不过，朝鲜与历代中国中央王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宗藩关系，在文化上受到中国的强烈影响。唐朝时期，许多朝鲜读书人千里迢迢到中国来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就在中国当官。宋元时期，朱熹理学在中国流行，朝鲜也把朱子学说作为本国人的道德准绳。明朝中国出现了大儒王阳明，朝鲜读书人也开始研究阳明学。
同质的社会，相近的文化，两国的民族性当然会有太多的共同点。朝鲜国王很好地学习了中国皇帝的统治术，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的专制统治比中国还要严密。朱元璋要求老百姓无故不许外出，要出门百里就要开通行证。而朝鲜干脆给所有老百姓都挂上胸牌，上边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官府衙役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朝鲜一样实行科举制，一样表彰“节妇”，“烈女”，官员一样贪污腐化，读书人一样保守顽固……
尹保云在《韩国的现代化道路》中这样描述古代朝鲜社会：
“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广大人民一直处在极端落后愚昧的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散漫的、 口水平的农业社会生活。同旧中国的广大人口一样，他们习惯于儒教的传统的统治方式，重人情，讲关系，不重法律，不讲原则。老百姓习惯给官送礼，请官吃喝，搞好关系，遇到问题多方谋求通融。官员们习惯于吃喝和受贿，在酒席桌上变卖国家的原则。只要谁在官府找到靠山，日子就好过得多，税收也可以减免。即使触动了刑律也可以买通官府而得到宽大处理。”
仅仅读这一段描写，你能分出它是中国还是韩国吗？
然而在如此多的相同之下，却隐藏着一些微妙的不同。
韩国人和中国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刚一柔。
中国国土广袤，气候变化很大，东西南北的民性本也有万种差别。千百年来，由于不断迁移融合，逐渐形成了宽容和平，随遇而安的统一性格。
朝鲜半岛面积狭小，只相当于中国一省，地理环境比中国还要封闭，几千年来逐渐形成了单一民族。由于地理接壤，朝鲜人的性格气质与中国东北人相近，都是粗朴豪爽，刚强不屈，并且由于半岛和山区的封闭性，朝鲜人形成了特有的固执坚定。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很多变故，有过很多次的逆来顺受。所以，中国人经验丰富，深通妥协的智慧，善于随机应变，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
朝鲜半岛自古与外界交往不多，历史简单得一张纸就可以写尽，所以民族性格中保留了许多单纯朴直的上古遗风，血液里还保存着若干远古时代挣扎求生的骠悍野性。
从汉末到清末的两千年间，朝鲜半岛屡遭外族入侵，但却从来没有接受过异族的直接统治。他们在危险和挑战面前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直接抗争，并且总是从自己的倔强刚强中得到回报。公元６１２年，好大喜功的隋炀帝率领“水陆两部共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浩浩荡荡远征朝鲜。这个数字几乎和当时的朝鲜全国人口差不多了。当时，隋朝正值全盛，四夷宾服，两汉时的版图几乎全部恢复。针对这个小小还没有屈服的朝鲜，以如此巨大的兵力来征讨此弹丸之地，每个隋朝人都认为易如反掌。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朝鲜人的最佳选择当然是俯首称臣。然而朝鲜人却不懂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选择了“以卵击石”，并且居然凭借难以置信的顽强，硬是依托坚城大河挡住了隋军，使隋军损失惨重，大败而回。
隋炀帝恼羞成怒，他倾全国之力，再三再四挥兵东指，然而，还是不能深入朝鲜一步。隋朝因为远征朝鲜而大耗国力，不能不成为其后来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
时隔２０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唐太宗又率兵来到平壤城下。他不相信朝鲜人像传说中的那样顽强，他认为隋朝的失败是因为隋炀帝的无能。这个１８岁起兵所向无敌的皇帝希望自己能够力挽狂澜。然而，同样是三次远征，同样是三次惨败。
朝鲜人就像一把没有弯折过的钢刀，一次次的反抗像一次次淬火，结果是使这把刀越来越锋利。面对外族，他们没有中国人这样深刻的屈辱记忆和心理伤害。所以他们不懂什么叫“屈服”，“隐忍”，“大度”，“圆融”。他们只知道“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虽然经过了千年死气沉沉的封建统治，他们的血性并没有消磨，他们的骨头一如既往的坚硬。当他们在２０世纪醒过来之后，这种刚健立刻化为经济建设中的奋斗精神，化为体育场上的拼搏意识，化为国际交往中的强硬不屈。
韩国人和中国人另一个本质上的区别是一个认真一个不认真。
几千年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一直领先于朝鲜。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普及，经济发达，社会流动性大，人际之间的竞争也就非常激烈，中国人在这种磨练中变得越来越精明。而朝鲜社会长期经济十分落后，文化也不普及，普通百姓长期处于闭目塞听状态，所以社会成员受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也较小。正像中国边远地区的人们通常都比较淳朴自然一样，朝鲜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自然本性。
中国人的信仰可虚可实，可进可退，如同太极一样空灵玄奥。积极进取时，信奉的是入世的儒学；遇到挫折时，又可以退隐到佛道两家。在号召和呼吁时，是堂皇正大的礼义纲常，然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又常常迂回前进，紧贴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