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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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镇并非全都经由暴力产生。在普罗旺斯地区，领主往往就住在城市里，他们毫无异议地颁发特许状，而且对于城市事务继续起积极作用。在普罗旺斯以北地区，俗世领主和主教划定四界并且亲自督造，帮助建立起一些新市镇。他们这样做乃是由于受到分享市镇财源这一前景的鼓舞，同时也由于希望避免与自己的附庸对立。1175年特尔瓦伯爵亨利，给 “塞纳河大桥附近新建的市镇”颁发特许状，规定手艺工匠和商人每年交纳一笔定额地租，即有权在市内居住和包租郊区农田，亦有权自由出售房屋、葡萄和租地。由市镇居民推选出六位
echevins （参事）“协助我所任命的市长处理民事”和管理市政。市镇的公民一律得到保护，可免受他们先前领主的追索。
教会与新建市镇合作，这往往等于由教会宣布市镇所在之地为休战区或和平区，将它定为封建战争不得波及的地区。
在英国，诺曼人的征服带来了 ——至少是在理论上——一种有效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制度。虽然诺曼领主曾经首开先例，对很多公社都授予种种特许状，但不久所有的城镇却都转归国王统辖，这比法国的相同发展早了一个世纪。国王不赞成下级领主容许新的封建义务层次成长，这一点后来由 1290 年颁布的法规Quia
Emptores（《兹因承购人》）予以正式规定。
现存最早的一份颁发于1130年的王家证书说明，林肯市的市民曾请求国王亨利一世确认，他们是由国王授权保有该市的，并未承担对任何其他领主的义务。同年，国王亨利还给伦敦市颁发了一份特许状：
朕亨利仰承上帝恩宠受命为英格兰国王 ……今特致意全英所有法裔和英裔忠诚臣民，谕示尔等知晓朕已允准朕之伦敦市民，以包租方式保有米德尔塞克斯为农地，按年合共缴纳二百英镑……享有充分权力任命他们所愿的本市之人为市长，并任命任何一人或他们所愿的本市之人为法官，负责处理依朕王法而提出之申诉事项，遇有讼案即审理之；此外无论何人均不得对伦敦人民行使司法权力。凡属市民均不得因任何纠纷而到市区之外进行投诉；……对他们之中的任何人等不得强迫施行战斗考验以证其于法无辜。任何市民若因依朕王法而提出之申诉受到控告，得立誓表明其伦敦市民身份，从而可在市内进行审理。……所有伦敦之人以及其所有货物均得享自由，在英格兰全境一切地方与港口一律免征任何过境捐税……以及所有其他费用。……
在英国，王室控制发展较早，这可能是因为有中央性权威，而欧洲大陆则尚无此种权威，那里的大小领主各拥主权，封建并立的局面为期较长。独立于领主司法管辖之外的规定，尤其重要。伦敦人谁也不会受到领主法庭传讯，甚至只消申明市民身份，就可在伦敦市内受审。这样的独立性，成了这一时期人所共知的一个主要论题。法国国王菲力普 ·奥古斯特大概是模仿早期的一份特许状，曾对昆坦市的市民许诺“不论是我们还是其他任何人，均不得在公社参事法庭之外，对公社之人提出诉讼。”
英国特许状对于军事义务，没有像法国特许状那样作出很多限制性规定，因为这类义务在英国，是由通行全国的立法规定的。1181年的《武器条令》就曾规定：
自由信徒凡有货物或地租价值16马克者，均应每人备置一套锁子甲、头盔、盾牌和长矛。同时，自由信徒凡有货物或地租价值10马克者，均应每人备置一套铠甲、铁盔和长矛。此外所有市民和自由人，亦均应各备一套羽绒战袍、铁盔和长矛。 ……
但是，当时的英国国王大概由于他们那些法兰西领地的经验，仍然十分担心城市居民起义，因此又在上述条令进而规定 “任何市民凡拥有武器多于本条令规定应有之数者，应将多余武器售与、赠与或交换他人保留，以供为英王领主服役之用。”
苏格兰各城市是在苏格兰国王庇护下，仿照英国范例发展的。城市居民还保留到乡间种地和放牧的习俗，只是日益转向做买卖和干手艺活。获得特许状称为 “王家自治市”的一些最重要的苏格兰市镇，都是位于海岸边，成为出口中心，向法兰德斯制造业日益增长的城市输出羊毛。
这样，到了11世纪之初，市民阶层便已经在封建体制内形成许多自治的割据区 ——飞地——其中种种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结构均不同于庄园时期。这些飞地内部出现了一些什么情况呢？
在较小的城市里，市政组织体制取决于公社社员向领主或领主们争取到的各种让步。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成立市政议会权力的让步，即市政议会可经任何一种或多种方式选举产生，可制定法律和开设法庭，法庭可以作出对公社所有成员均具约束力的裁定。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马赛和布拉邦特，议会往往是部分由各行会推举议员、部分按地域划区选举产生。行会由各个行业或专业成员组成，往往将一种生产过程（如织布）分为数种不同行当，每一行当各由不同专业承担。在地域上则是由城市各个 “居住区”选出代表，从而可能会与行会的选举重叠，因为同一专业的从业者倾向于居住在同一区内。此外还有许多变例：在亚耳，市民和贵族各选出六十名市议员，再由市议会选举市长。在埃沃，由当地选出的议会提名六位市长候选人，再由伯爵——该市领主——从中选择一人为市长。大多数城市均有市政议会，但其权力却各有不同。在某些城市，例如在奥里亚克，市议会的议员均为年满二十岁、并在该市住满一年零一天者。该议会每年必须开会，由议员重新举行公社宣誓保证互相支持，并选出该市官员。
领主有时仍保留指派官员主持地方法庭的权利。而在独立性较高的城市，则由市长或者与市长相当的官员（执政，教区长），或有时由一位参事，负责主持法庭。终审判决这一职能，通常由听审的若干人员作为全体陪审员行使，其名称各地不同 ——例如，或称chevins（参事），或称scabini（会办）。这类人员的职能，是听取证词和阐明法理。在某些地方，这两样职能是分开的；诉讼一方可带人到法庭来，宣誓指称存在某种风俗习惯，使诉讼这一方占上风。有些纠纷能够毫无疑问地，依据城市所订的法规得到解决；但在 12 世纪和 13 世纪，这类成文法规有的只是简略说明城市的独立性，有的是详细法典，繁简不一，差别很大，因此多数案件处理需要参照习惯——城市、地区、或者一般商人的习惯。要断定什么是通行习惯，既须依靠记忆和传统，亦有赖于编写法律著作——我们前面提到的《法典》和《佩特吕抗告录》即属此类。
在那些将阐明法理和查究事实两种职能划分的地方，初次出现了陪审团，起到了使审判方法合理化的作用。合法决斗 ——诉讼当事人之间为求最后决断而进行的生死相斗——在一些市镇特许状中被正式宣布废除。为了取代决斗，便用陪审员来充当事实查究者。在最初，陪审员是由诉讼一方带到法庭上，而不是由法庭传召的；他们据其个人所知发言，而不是宣誓听取旁人所作的证词。我们从苏格兰四个自治市的习俗志中，可以看出商人法与早期陪审程序是如何结合的：
若有某个市民被某个同国人指控，在他本人住宅中发现了被偷盗的货物 ……并能作为一个自由市民而对一个同国人否认偷窃，且能申言他虽无保证人，但该货物确是曾在自治市市场上受到合法盘查而由他购得，则该市民应由 12 位邻人起誓证明无罪，其所受损失仅为该项要求退还的货物。他还应起誓说，对于他向其购买该项货物的那个人，他全不知晓其住宅所在之处。
这一节所论及的情况是，货物确属偷盗品，但购货人在市场上并不知情。购货人受损失将货物交还原主，不再另受处罚。他若是自治市市民，则只要由本人和十二位邻人起誓，便可确定为购买了不知其为偷盗之货。
自治市或城市法律，也还监管集市和市场的其他细节。市场是每周或每半周开放的，当地农民前来出售食物，手艺工匠亦可出售货物以供贸易所需。就典型情况而论，市场是自由的，除了或许要由市政当局课征捐税充作原先领主的收益外，不受领主任何干涉。倘若有城市法规管理市场，它们一般制定得十分详细，要管理物价，要限制宣传和叫卖，要保护赴市商人，总的是力求控制利用商品销售和交换的各种力量，使之合于市民群体需要。
竞争精神还没有在城市法规的市场规定中出现，就连像马赛那样的大城市也是如此。所有公社社员都要受到同等保护。往日在领主统治下，是由亲属关系提供团结力量，如今是公社造成新的结合，使人共同对付敌人和致力共同追求。例如在过去，农民借钱以应下一收获季节之需，往往是由全家担保债务；加入公社以后，就由同一城市市民担保，甚至由全市对每一市民的债务承担集体责任。
手艺工匠来到城市出售货物和购买原料乃是自由的。但这是免受封建义务约束和免缴封建捐税的自由，而不是也得到节制竞争的自由。城市法律通常规定，原料可由来市谋求该项原料的任何工匠以较低价格购买，使其获得裨益以对付潜在竞争。对于劳力也采取同样原则：法律规定如果一位工匠手下有两名工人，另一位工匠没有工人，前者必须允许同行在他的工人之中雇用一个。正如瑞善 ·珀鲁所写的：“人们把生产所需原料，和可雇用的劳力，看得有点像是人人都对之拥有权利的不可分割的总体，而把公平分配物资和劳务者看作最重要的事。”这类有关生产和销售条件的规定坚持实行了数百年之久，主要行之于以地方商业为限的行业——如面包师、屠户、以及其他食品供应者——就这些行业来说，对当地和相对稳定的顾客施加保护始终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那些从事生产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商品——如布匹——的行业，以及对于口岸大城市和内陆货物集散地的贸易商这些专业，种种经济情况变化产生的压力，终于打破了反竞争的规定，迫使生产不断地改组。
贸易增长不可免会使公社某些成员获得超过其他成员的利益。在很多城市，手艺劳工和师傅工匠之间，或者居民中的生产者和贸易者之间，屡屡呈现斗争局面。我们可以康布雷为例说明这种局面。康布雷是阿尔卑斯山脉以北许多公社之中的第一个，位于今天法国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从900年左右到1100年左右，康布雷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是个主教管区城市，领主就是一位主教。该市居民早在958年就已形成一个 conjuratio（同盟），即以立誓相互约束而结合的组织，来反对主教。然而直到 1076 年，趁主教不在时举行了一次顺利的起义以后，同盟者组成公社式政府的权利才得到承认。这样各行业有了组织，城市法规明文制定，公社生活也得到节制。但是，过了几乎不到一百年，康布雷便失去原有的团结，分裂成两个战斗不休的阵营。一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滑铁卢的兰伯曾这样描述：
它〔指公社〕起初得到大家拥护，因为它是由极受尊敬的人建立起来的，他们平生公正、诚实、不贪。人人满足于其所得；正义与和谐遍布人间；贪心甚是罕见。公民互相尊重；贫富和睦相处；人人极力避免争吵、不睦和兴讼。 ……这个公社竟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它突然之间变得很可耻，由于种种非常明显的原因，那么美好的开端却带来了耻辱和堕落的局面。公民由于繁荣变得麻木不仁；他们挺身起来互相对抗；他们听任邪恶和罪行不受惩罚，人人不想别的只想使用不正当手段使自己发财。大人物一点一点地想方设法，用种种流言和伪证、甚至公然用武力来压迫穷人；权利、平等、信誉，等等，全都消失无踪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诸如此类的谴责，虽然大都来自于各地教会和修道院这些对贸易怀有敌意的宗教集团，因而须在某种程度上扣除难免会有的夸张成分，但却无可否认其基本属实。城市的各种法制机构也如同其他公务机关一样，逐渐为富人掌握。而且，在那些城市里，委任官员和依习惯法判案的权柄一旦落入一小群人手中，当初曾经保证共同目标和利益均受尊重的制度 ——用习惯法或由地方参事负责行政管理和裁决纠纷——就变成压迫多数人的工具。在按行业或专业组织起来的城市，富有作坊主逐渐控制了行会生活，而他们较穷的竞争对手则被迫歇业变成雇工。不久，按专业选举地方官员就不再是全体市民的选举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松散结合的市政组织通过人事上的互相勾结，落入少数几个家族掌握之中。我们将在下一章查探其中的线索，但其种种早期迹象在 12 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就已在富人和穷人的紧张关系中表露得十分明显了。
《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泰格 利维著 纪琨译
七、陆上和海上运输
有效率的大规模商品运输，乃是商人资本主义求生存和扩展所不可缺的。小巧奢侈品 ——黄金、珠宝、香料、甚至丝绸——可由陆路或用小船运输，但保持经济运转的物资——小麦、酒类、羊毛、木材、兽脂、皮革、以及十字军军队——却需要大规模运输。
罗马人遗留下来形成网络的许多军事道路，路面宽达64英尺，纵横贯通欧洲各地。仅在伊伯利亚半岛，罗马劳工就曾筑路12000英里。甚至从热那亚到尼斯，沿途山地崎岖难险，也有奥古斯塔统治时期修建的朱利亚大道沟通。但是到了1000年时，这些道路几乎全都不能通行了，若天气恶劣情况尤为严重。由马或牛队驾辕的重型四轮大车，常常实际证明不合用，因此从法兰德斯到意大利，轻型两轮车和成串驮畜成为普遍运输工具。但是，这种小规模运输使较轻的商品价格增加25％，使谷类、酒类和食盐价格增加100％到150％。路上遭匪盗劫掠和交纳各种捐税，也都使成本增加。皇室与商人结盟的早期迹象，就是君主越来越坚决要求修复和改善穿越他们各级附庸领地的道路。据博玛诺瓦记述，1226年至1270年在位的法国国王圣路易曾下令，所有宽度在16英尺以上的道路，均须由受封为男爵的领地总包租人负责经常维修。1285年，英王爱德华一世曾颁布过《温切斯特法令》：
凡从一处通向另一处市场城镇的道路必须一律加宽。道路两侧200英尺以内凡有树木、篱笆、或壕沟之处，均须铲除或填平，以免有人用作掩护潜伏路旁图谋作恶。但栎树和高大树木若其间有开阔隙地，则不应伐除。若领主未能尽责，且有意拒不填平壕沟或不清除树丛与灌木，以致发生抢劫之事，即应负责赔偿损失；若发生谋杀则得由国王酌情处罚。 ……国王意旨为，凡通过其本领地与林地之道路不论是否在森林之内，均应同样扩宽。如有领主之借园靠近大路，该领主应即收缩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