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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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十四1661年至1683年的财政大臣柯尔伯，在上述种种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柯尔伯出生于相当富有的商人家庭，开始从政便投效于路易十四的顾问马萨林，他在1661年逝世以前一直是法国最有权势的人。古伯谈到柯尔伯时曾说道：　　　　
　　他年轻时就被马萨林挑选出来，紧紧追随马萨林就像从前萨林追随黎希留一样，不知倦怠地为他效劳，甚至奴颜媚婢监管他的膳事。他处在一种令人钦羡的地位，可以获悉马萨林和国家一切情事，从而也可谋办他自己的事情。他意志坚韧，有巨大工作耐力，喜爱秩序，富于行政经验，思想虽然有时谬误但很清晰，而且极其贪得无厌。只有这最后一个特点才算是代表了他那个时代。　　　　
　　柯尔伯毋须创新，他只消留意英国和荷兰的经济发展榜样并试行了解法国何以落后就够了。他的解决方案就是以英国为榜样而由国家赞助的重商资本主义，以图既能使资产阶级获利，又起到增强国家财政、政治和外汇地位的作用。　　　　
　　为了发展国内生产体系，以及建立本国制造业和殖民地甘蔗和咖啡种植园产品的出口贸易，柯尔伯尽力使某些贸易部门能成立贸易法团，授予它们王室特许状和有保证的垄断权　——国王由此勒取了丰厚的贡赋。王室补贴再加上对新式贸易和制造业有利的法律革新，将许多金融家和富有的资产者吸引到这两个领域中来。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样板——三代之内从经商到置地再到成为贵族——已开始改变。不愿投资而宁愿向国王放款以换取一部分国家税收“承包”权的金融家，都受到引诱而改变了主意。经营商业和从事制造业的资产阶级在柯尔伯当政年间获得优惠，直到　18　世纪仍继续兴旺发达，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强大力量。孟德斯鸠出身于他们之间，伏尔泰曾受他们很大影响。这些从事本国制造业和殖民地贸易的金融家，凭藉其金融势力而又不时得到王室帮助，开始进攻原先在封建社会环境中作为市民飞地而形成的那些手艺工人和师傅工匠的行会。　　　　
　　在法国，圈地运动和确立资产阶级乡村产业权利的斗争，比在英国晚了100年，而且没有大规模没收过土地。倒是那些购得了封建产业的资产阶级金融家获得许可，就在他们的乡村地产上建立制造企业，这既有损于市镇行会，又破坏了放牧、农耕和山林公地。　　　　
　　我们可以从那些力图使旧有制度形式适合于新变化的法律家的著述中，探索上述各种事件。路易十四曾接受柯尔伯的建议，下令将一些商人惯例编写成法典，颁布了一部民事诉讼典和一部关于水道和森林的法典。从1689年到1697年，多玛部分发表了　Les　　　　
　　Loix　Civiles　dans　leur　order　naturel（《自然秩序中的市民法》）一书。多玛这部著作虽由私人印行，却曾获得路易十四批准，从而成为对当时通行法律的权威性概述。它是以自然法为依据的资产阶级法律原则，奇妙地与对封建特权的确认混合起来的作品。　　　　
　　多玛将法律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上帝颁赐、因而不可改变的法律，另一类是人所制订、因而是　“权断性”法律。　　　　
　　不可改变的法律其所以有此称，乃是由于它们都是自然的，并且因此而不论何时何地都是公平的，是没有任何权威可以加以更改或予以废除的法律。权断性法律则是可以由一个合法权威依据需要予以定立、更改和废除的法律。　　　　
　　那末，有哪些不可改变的法律呢？其中之一就是财产权：　“一件东西的主人在他自愿与那件东西分离，或让它被别人经由公平而合法的手段拿走以前，始终都是它的主人。”多玛承认君主有立法特权，尽管如此，他却深信契约是社会基础，因为契约作为私人立法，就应当主要是规定订约人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彼此的需要应主要经由自由协议予以满足。　　　　
　　在妇女方面，多玛涉及了日后要在《拿破仑法典》中有力地重现的一个罗马法论题：　　　　
　　区分男人和女人的那些　“性别特征”，造成他们之间在身份上的这样一种差别，即男人若未受特殊阻碍排斥，是有能力从事一切种类业务和职务的，女人则仅由于其性别即对很多种类事务和职务均无能力担当。……依照我们的习俗，已婚妇女都应受丈夫的管辖。这乃是自然法和神授的法律。　　　　
　　《自然秩序中的市民法》十分明显地坚持了所有权和身份地位的封建形式，这也足以表明多玛是在努力使旧有的条例适应新的所有权和贸易制度。例如，尽管放债取息已被英国议会认可了一百多年，而且按照西欧几乎每一种习俗志和立法体系最少也都是有限制地许可的，多玛却抱着教会式的激情对那些惯例加以攻击。不过，《市民法》却也详细描述了每一种逃避禁令的传统办法：未按条件得到偿还的债权人有权收取利息；在合伙　——Aociétéen　　　　
　　mandité（合股商社）——关系中，提供资本的合伙人可望分享利润；如此等等，列举出了　700　年来人所熟知的种种办法。　　　　
　　波蒂埃（　Joseph…Robert　　　　
　　Pothier）是奥尔良大学的教授，发表过对《查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的长期评论，以及一系列其他著作，论述了私法的各种问题——义务（契约和民事侵权行为）、死者的产业、财产法、家庭法，等等。波蒂埃的著作并无新颖之处；其得以流传乃是由于他的Trait　　　　
　　des　Obilgations（《义务论》曾被《拿破仑法典》草拟者采用，作为专门技术参考资料的一种（同时被采用的还有多玛的著作、Droit　mun　　　　
　　de　la　France——《法兰西普通法》——的作者布戎（Bourion）的著作、以及写Les　Institutes　coutumieres——《习惯法浅说》——的洛瓦塞（Loisel）的著作）。《义务论》曾被译为英文，　19　世纪初期在美国风行一时，无疑是很有助于美国许多法官、律师和法律改革者——最高法院法官斯托利（Joseph　　　　
　　Story）、纽约州衡平法院首席法官肯特（Kent）、菲尔德（David　Dudley　　　　
　　Field）——将商人惯例的民法概念，甚至商人法本身引入美国法律的努力。　　　　
　　哲学与财政结盟　　　　
　　重新研究旧时代法律著作，探索起来自王室教令、习惯法、罗马法、公教法和商人法的成分是一回事，在更高、更抽象的层面法律的，还有另一类的精神在活跃。孟德斯鸠（　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　1689　—　1755　年）的《法的精神》一书，曾被领导美国革命的人士广泛阅读过。孟德斯鸠是一位律师兼政论家，曾任波尔多议会议长，又是王室特许垄断组织“西印度公司”的股东，该公司在法属加勒比海地区开发了许多甘蔗和咖啡种植园，并贩运奴隶为这些种植园提供劳力。　　　　
　　孟德斯鸠对于古代贵族盛加称道，说正是他们将法兰西从野蛮状态中解放出来。但在近代世界他发现，有不同的动力流行：　　　　
　　贸易的自然效果是带来和平　……跟随贸易精神而来的是勤俭、节约、节制、劳动、智慧、宁静、法律和秩序。……要保持贸易的精神，就须让主要的公民都亲身从事贸易，让它的精神单独支配一切，不受任何其他精神阻挠，还要让所有的法律有利于它。　　　　
　　贸易这种与封建特权和行会限制相对立的自然功效究竟何在呢？孟德斯鸠从事写作那个时期自由贸易所产生的功效，我们是略有所知的。一座建立在乡间的锻铁厂消耗的木柴，足以供夏隆市全城取暖；一位当时的人诧问道：有什么人考虑到　“这些工厂砍伐木柴来烧炉子会把树木砍光”吗？　1769　年有一位主教由于管区居民日益减少，曾向总监察官提出申诉，抱怨那些引进新工业的建议：　　　　
　　农业需要牲口肥地，还要强壮的臂膀耕地。拟议中的变革将会使这两者大为减少。应当指出的是，这个地区四分之一的人没有足够放牧地放养他们的牲口，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放牧地。　……如果公地不许他们使用，这些人会被弄得十分穷困，因而不得不离开本省，去向我们这个地区所没有的制造业寻求雇用，或者如果他们继续住在这里，就只会生养出最病弱的孩子。……　　　　
　　官方答复说，迫使种地的人离开本地去从事制造业劳动，根本不是什么坏事。该地区的副代表写道，要求享有公地放牧权　“是想自由行事，到不管什么地方去搭间茅棚，以享占别人牧地的便宜，这是违反自然法的。”　　　　
　　保护（实在说来是需要）这种自由贸易方式的自然法，并不是圣汤玛斯　·阿奎那曾说过的那种结构严密的法律。它毋宁是后来美国革命者所称的“自然和自然之神”的法律。“自然”经济就是不受官方干预、与其自身内在动力相一致而运作的经济，它乃是哲学家与金融家遇合的场所。国王需要金融家并用立法来协助他们；金融家则恩庇提倡自然法和正确理性的理论家。到了１８世纪，王室权力和金融势力看来很可能按照法学家所拟订和哲学家所颂扬的条件，形成某种谅解。迟至　1790　年都还讨论过这样一种以缩减王室体制为条件的和解，想要以此作为一种手段，来消弭业已发动的社会革命。　　　　
　　谁的革命？　　　　
　　对于法国革命，就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可以通过考察法律改革提案，从国民议会最初的公告，一直追索到《拿破仑法典》的颁布。在革命的立法和执法中，我们先发现是什么人在指导革命政策，以及法国公民是为了谁的利益而战斗和牺牲的。　　　　
　　1789年，经历了数年歉收和多次农业危机，路易十四面临破产，于是召开了三级会议以求加征新税。一切迹象表明，从占全国人口89％的乡村选出的资产阶级代表根据各个地区的情绪，准备要利用这次机会来剥夺贵族的特权，特别要剥夺与征税有关的特权和封建领主权利。1789年7月12日有一个贫穷妇女，在偶然遇见一位英国旅行者时说道：　“那些大人物得要为我们这样的穷人做点什人事情才行，尽管我不知道该由谁来做或怎么做，但愿上帝让我们日子好过一点，因为各种赋税和封建义务快要把我们压垮了。”　　　　
　　后来的发展已是人所熟知的故事。在三级会议这个场合，第三等级和一些贵族分子转变成为国民议会，其公开宣布的任务是要制订宪法。1789年8月4日夜间，在一份其后　——经过广泛辩论和增加澄清性的修正和按语——发布于　11　月　3　日的公告中，议会表述了它对所有权法律问题的决定：　　　　
　　国民议会全部取消封建制度，并发布命令对旨在　……施行奴役的……一切封建和个人权利与义务均予以无偿废除，并宣布一切其他义务可以赎买，买价与办法由国民议会规定之。但本公告未曾废止的权利仍然有效，以其获得补偿为止。　　　　
　　随后各条宣布取消贵族在河流和森林中捕鱼、打猎、以及开设法庭的权利。　　　　
　　公告开头的一句话安抚农民说，封建制度已被废除。　“封建”（Feudal）这个词，显然是革命派发明的。但是，这封建制度究竟是什么、又是为了什么人的利益而废除的呢？人身奴役在　1789　年几乎已经完全不存在，公告对此只不过是确认了实际状况而已。领主捕鱼、打猎和开设法庭的权利确是已过时的讨厌事情；它们终于被取消仅仅是便于重新建立土地法理论而已。沉重地压在农民身上的封建租税——地租、应向领主交纳的部分收获、售让土地的现金偿付——被宣布可购买，但还没有废除。国民议会许诺在将来某个时候定出公道买价，以便农民一次付价即可成为他和家人历代耕种那块土地的业主。到了９月４日，封建权利委员会提出了最后报告，公告内容才变得比较清楚一些。该委员会建议，国民议会应当说明它要废除贵族不合法的特权，并要创立全国一致、不可分割的“财产权利”——使用乃至误用个人所有物的权利。财产权利将要成为个人（Persona）和物（res）之间的关系，一切与所有权或地产有关的人身义务都不过是这一法律观念的畸变。　　　　
　　这一意见成为国民议会此后立法的动力，如果在此以前或以后确曾分配土地让农民全权拥有（正如他们上街游行和议会讨论中多次要求的那样），那末其影响一定会十分深刻。但是，那却一直并非国民议会大多数人的意图。公告发布以后两年，法国南部一个村庄抱怨说，实际情况丝毫没有改变。　　　　
　　村农纷纷表示，他们担心　“再过　1000　年”也不会从封建权利的“可憎制度”中解放出来。　　　　
　　８月４日公告效力有限，原因应到土地占有和财政结构中寻找。拥有土地并对之运用封建权利的领主，都欠下资产阶级金融家会要招致破产、而又无可逃脱的重债。这些金融家既是国民议会中那许多律师的诉讼委托人，又是与第三等级结盟的那些　“长袍”贵族的依附者。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打猎、捕鱼和开设法庭等等权利，而是坚持向土地耕种者征索而可用以保证偿还欠债的各种租税必须以现金缴纳。　　　　
　　摆到桌面上来的那些问题　——可赎性、赎买、期限、条件——继续有待讨论。到了《拿破仑法典》获得通过的前夕，波塔里还在其说明中提到，这些还是当前重要问题。尽管《法典》追认了８月４日的法律并规定一切地赋均可赎买，实际上土地耕种者却几乎无人能对其先前的封建义务付得起价；他们离开了土地，成为计日散工，或者按年付租充当佃农。这样的解决办法对于１８０４年法典的制订者，也如同原先对于　1789　年的革命派一样，是满意的。波塔里本来就认为，在发达国家里，农业应当成为另一个商业部门。　　　　
　　国民议会没收了教会和王室土地，从而为向农民进行重新分配提供另一个机会，而且在议会成员中间，也曾认真地讨论过这样的方案。但实际上却丝毫未照此办理，而是将这种土地大部分投入公开拍卖，让唯一有钱的群体　——资产阶级——予以收购。很难估计从　1789　到　1800　年，这事发展到何种程度。在革命前夕，贵族约拥有全法国　25　％的耕地。后来贵族被逐、流亡或被剥夺权利，这些土地大部分落入早已掌握了　30　％土地的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土地，在教会和王家的土地公开拍卖时又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在某些地区农民夺占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的土地。我们曾在行经法国南部一些山区村庄时看到，有一连串小块土地——往往小到只有　100　平方英尺——是自从　1790　年以来即为一些农户拥有的。　　　　
　　1789年7月间，修道院长西耶士认为权力向人民过渡已达资产阶级所能容忍的限度，他写道：　　　　
　　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社会利益，但只有对公共体制有贡献的人，才是社会这一大企业的重要股东。只有他们才是积极的公民，是这个大社团的真正成员。　　　　
　　或如另一位代表所称：　“除了有产者别无真正的公民。”像马拉那样的别种声音只能短暂地听到：“摧毁了贵族的上层统治而代之以有钱人的上层统治，我们得到了什么呢？”　　　　
　　资产阶级藉助于取消地产方面的封建利益，使它能够收回放给旧贵族和国王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