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一天(全文)-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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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真幸运，他所处的是“生物—医学”模式时代，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可以去为病人冒险，而不必惧怕承担因此带来的风险、骂名、纠缠甚至殴打；他不用面对世人冷漠的眼神，他在世人心目中永远是天使，人们总是对他肃然起敬。而我就要痛苦多了，谁要我处的是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转变的时代呢。这就决定了我的医疗行为是复杂的、多因素影响的。我不能仅仅懂得医学，还要知道社会的、哲学的、人文的知识。我的一天除了身体劳累，还有心理的紧张疲惫，因为我要随时提防病人及家属告我。
我是个从来没有自豪感的医生。
“好”医生难做
◆方勇飞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中医风湿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重庆首批优秀青年中医，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常务委员等多项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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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做一个好医生实在太不容易了。在小医院工作可能没有多少事情干，而在大医院工作，病人又多得应接不暇，让人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在大学教学医院，看病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更多的精力还要放在科研、写论文上。中国的医生做科研必须做得非常基础，非常深入，因为临床课题很难有高层次的课题支持，大多数人只能去申请自然科学基金。在每年的任职考核、无人能够逃避的职称评定中，基金、课题、论文总是评分的重点，因为临床能力、工作业绩常是难以量化的。在医院里职称提得最快的往往是学历高、基金多、论文多的，这些人多数是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博士后，没干过几天临床，而专心做临床的医生常常被越来越高的评定标准排斥在外。多数年轻医师在这样的导向下只有拼命去读研、申报课题、做基础研究、发表高影响因子的论文，看病都快成为医生的副业了。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医生，有多少是值得患者将身家性命托付的，反正我自己或是我的家人住院是要找老一辈专家的，他们多数没有高学历，文章也很少，在外头的名气也不大，但他们是真正的“好”医生。
我自认为还算一个敬业的医生，在我当住院医生与主治医师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的除了工作以外的压力，一门心思就是学习与临床相关的知识，研究如何治好病，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基础。但现在压力实在太大了，不仅要会看病人，还要会做大到整体、小到基因的实验。做个中西医结合的医生难度更高，要学贯中西、融通古今。做了主任担子更重，还要建设学科、学习经营与管理，要面对市场、体察社会、处理各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医疗纠纷，真如古人所言，要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知人事。几年下来，头发白了大半。学科虽成了省部与国家级重点，但大家还是拿很低的奖金，因为不忍心去挣原本就不富裕的患者的钱。常常对大家说钱够用就行了，患者的康复或症状的缓解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回报。
年轻的时候总希望自己有名气，现在有了一些名气了，可又常常受其所累，最难过的是常有远道慕名而来的患者挂不上号，加号还要被误解，以为是想多拿挂号提成，只好让人去挂普通号了。一两个还可以，多了则连累门诊部别的同事下不了班。很想再增加门诊的时间，但别的工作怎么办？
真想早点退下来，只做医生，做个好医生。
医生的无奈
◆董怡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教授，曾任中华医学会全国风湿病学会主任委员、亚太区风湿病学会联盟副主席等职，多次获国家级及亚太风湿病学会奖励，2006年获亚太风湿病学会（APLAR）“终生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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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例行的专科门诊开始了，第一位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病人，在经过10余年的治疗和随诊后，目前虽然仍未停服所用药物，但病人各项指标正常并已进入大学学习，他满面喜悦地祝我春节愉快。接下来的是一位肾小管酸中毒女青年，经过各种药物调理，病情稳定并已参加工作，对自己前途不乏信心。随后几个病人的诊治工作都颇顺利，我的心情很不错，为这些治疗有效的病人感到高兴。
突然，诊室门被敲开，匆匆走进一中年男子，打断了正进行的诊治工作。他要求我为他开一张白塞病痊愈的证明。我不解地看着他，因为白塞病易复发，少痊愈，既然自以为病已“痊愈”就可以不来看病，因为恢复工作根本不需证明。他见我不以为然，连忙抱歉地补充：“我们单位为职工办医疗保险，但我因有白塞病故被拒保。这样，我今后得任何病都不能享受医保的待遇了，这可怎么好？！”随即取出一张该保险公司入保的规则说明，上面印有不能入保的多种疾病，其中虽无白塞病，但确有一条意思是不论什么病，只要没有痊愈者都不能作为入保对象。看来这种医疗保险只是为健康人而设。我随后仔细询问该病人数年来在我院诊治的经过，病情有稳定的时段，也有发作期（末次至2个月前），但他一直能坚持上班。我很同情他的处境：因为有一个皮肤黏膜型白塞病就失去了今后任何病的医保权利是悲哀的。在医药价高的今日，能自费看病的人太少了！我为开证明而犹豫，因医生是不能开不符合医学规律以及不符合病人实际情况的证明的，但又经不起病人的苦苦哀求，于是开了一张模棱两可的证明，尚不知病人能否渡过这道难关。
事后，我思量中国医生与医保制度的关系，心情更沉重了！医保不属医学范围，但疾病种类、疾病轻重、疾病预后只有医生才熟悉，为什么保险公司从不征求医生对各病的意见呢？！譬如风湿性疾病属慢性病范围，病人需要有医疗保障来控制减轻经济负担，但它在医保条例里是一项空白，卫生行政机构、医保行政部门是否应该重视一下风湿病，督促这些保险公司不要只对健康人进行保险，也设置一些为慢性病病人的保险？
接下来又来了一位狼疮肾炎病人，以前接受环磷酰胺（CTX）治疗后尿蛋白有所下降，病情在好转中，可惜近半年来
医院门诊已不供应静脉注射或口服CTX了，于是只好改服其他药物，只是效果不如CTX。她经济能力差，无法应用那些新的免疫抑制药，我只得对她建议自己去其他地方找找药源。我感到很无奈，这些价廉物美的药市面缺货，影响到的不止她一个。我这一天原有的好心情，消失殆尽。
为什么CTX这种生产了近十年的药现在缺货，供不应求？得到的答复是生产的厂家停产。为什么停产？据说是药价过低，药厂不仅无利可图甚至赔本，要求调价上级部门不允许，故厂家出此下策。也不能说厂家没道理，因为厂家不能入不敷出。目前药界的上级部门要求药价降低以便达到药品广覆盖的效果，当然对药厂调高价格不予批准。据了解，每支注射CTX含量200mg只售6元，狼疮病人每月只需花费40～100元就可以用上价廉物美的有效药。改用其他药的费用，则要增加数倍甚至百倍。稍微调高这些优秀的老药价格，有什么不好呢？没有药了，受损害的还是病人。我作为一个医生，在这个问题上能帮助病人解决什么呢？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慰病人及其家属。
看完门诊后，我的好心情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治病救人过程中，医生太渺小了，社会的规章制度、经济门槛似乎比医生强大多了。
委屈奖
◆高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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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冬天的一个急诊夜班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委屈奖”。
那天晚上，接班后一直没病人。护士茹说：“今天还没‘开张’，连个出诊电话也没有！”我笑着调侃：“你想溜啊。”就在这时，一位老太太扶着老伴进了抢救室。茹和伙伴们不再说话，立刻去接诊：登记、测血压、脉搏、心电图……我查体时就见老人大汗淋漓，浑身湿冷，口唇发绀，精神萎靡……这时，茹在我身边轻声说：“高大夫，看一下——心电图，下壁心梗！硝酸甘油10mg？”茹是急诊室的老护士了，专业素质很高。“好，心电监护，全导联心电图，急查血常规、凝血三项、心肌酶、肌钙蛋白，联系心内科病房。”我查完体接着便去写病历，向老太太交代他老伴儿病危。“高大夫，接病人，中毒的。”随着声音，第二个青年女性病人被背进抢救室，我赶忙询问家属，家属说是“喝了两大口敌敌畏，已经两小时了”。“生命监护，准备洗胃”，抢救室立刻忙乱起来……
“大夫，快救人呀”，循着一片呼喊和嘈杂声看去，从门口拥来二十余人，其中一个青年男子指着我的鼻子叫道：“你们怎么人没死，就放到太平房！”我一头雾水，但还是硬着头皮说：“请您说明白一下，我们今天还没有看过其他任何病人。”“病人还活着，你们出诊也不抢救，就直接送太平房？”我尽量心平气和地说：“对不起，我们正在抢救病人，请不要吵，我们今天还没有出过诊。”“不行，你得给我去太平房抢救，否则‘病人’死了，我跟你没完！我是公检法的！”这是何道理！公检法就可以这样颐指气使，蛮不讲理？我放下抢救室里的病人，去跟你救死人？心里虽然这样想着，可我还是耐着性子说：“您要是觉得人没死，可以抬来，我们抢救，我不可能离开我的岗位，再说现在有两位正在抢救。我可以给您请我们的总值班，帮您解决。”“不行，现在必须去，耽误了，人死了责任你一个人承担。”那人边说边手指如雨点一样向我戳来。茹有点看不下去，边给病人洗胃边说：“高大夫，来看病人吧，他们太不讲理！”就在这时，人群里有一个人尖着嗓子，撞开抢救室大门，嘴里高声骂着脏话，朝茹扑过去。我急忙挡住她，可没想到的是，她扬手要打我，打在挡住她的一位实习学生脸上……
两小时后，总值班跟他们去了太平房，一干人马散去了。结果证明是别的
医院急救中心出诊
交通事故现场，确定死亡，110通知我们太平房接！
第二天，监控录像中，我看见我们保卫科的同志，当时竟然混在人群中看热闹。唉！我气得浑身发抖！第二天，院长、保卫科长亲自来解决，发给我们一个“委屈奖”，就是开头我告诉您的。
如今，我已经离开急救中心一年了。可这件事在我心中挥之不去……茹她们还要继续委屈下去吧？现在说起这件事，茹只是笑笑：“不委屈下去又怎样！”
对不起，我是医生
◆吕轶伦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肾内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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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江美琪的歌声优美之极，可惜作为手机闹铃，只有被我咒骂的份了。一看时间，已经是早上6点了，想到设在5点45分的闹铃闹到6点才把我叫醒，不由轻轻叹了口气。立刻从床上蹦起来，穿衣、洗漱，五分钟搞定，直奔楼下的自助餐厅，手机再次响起，这次，老婆的头像在手机上不断地跳动。接通了电话，老婆在电话的一头嘘寒问暖，甜言蜜语，我却在电话的另一头焦头烂额——今天我们医院所负责的会场有数个VIP莅临讲课，千万不能出错。我心里一再盘算着还有什么没有考虑周全，老婆听出了我的心不在焉，留下一句生硬的“忙你的去吧！”就把电话挂了。我知道，老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但谁让我是如此重要的全国年会的学术组成员呢？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对老婆说，对不起，我是医生，一位为1800多名与会医生服务的医生。
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饭，赶到学术组办公室拷贝今天讲演者的幻灯，发现301
医院的医生们早已在忙碌了。拷贝的时候朝大海的方向眺望片刻，太阳正从海平面升起不久，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一片，波光中点缀着星星点点的渔船，可惜我无暇消受这美景，拎起三台
笔记本电脑就往会场赶——没错，是三台笔记本，一台放在讲台上供讲者使用，两台放在底下，一台放映，一台备用。拎着将近15公斤的东西我依旧健步如飞——当年下社区做“流调”的时候我身背笔记本电脑手拎尿检仪和B超机照样暴走数百米——医生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还得要有过人的体力啊！调试完机器后已经7点半了，离讲座开始只剩半个小时了，手机又不合时宜地响起。原来是高中的班长打来的电话，提醒我明天的聚会千万不能迟到，说这次许多人趁着万圣节特地从国外赶回来聚会云云。明天？我还在厦门呢，忙碌的工作已经让我忘了聚会的事，只能忙不迭地道歉——即使我在上海，周六也要上班，也没办法聚会的。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对班长说，对不起，我是医生。
为了不分心，一狠心，关了手机，专心管会场。
教授们的讲演个个精彩，我则顾这顾那，既要不时地看着计时器，准备在还剩2分钟和到点的时候分别给讲演者以提示，掌握讲座的时间，保证会议议程准时，又要听讲座，保证讲演结束后若没有人提问自己可以救救场。好在我们会场的讲演者个个久经讲坛，时间误差掌握在一分钟以内，让我们唏嘘不已。上午的议程虽然看似紧张，但十分顺利，只可惜教授们的讲课我只是听其大概，无暇记录，更无暇细细回味，上午讲课完毕，脑子居然一片空白——讲课的幻灯早就被我按规定删除，无处去回忆那精彩的讲演片段了。
中午在会场守着电脑和投影仪，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午饭，一边和会务公司的小雪聊着天，忽然发现自己足以胜任会务公司的各项业务，医生真是全能啊！本想中午小憩片刻，但被手机吵醒三次，三通电话都以我的推诿和抱歉告终。
下午依然是报告会。和上午一样，我在紧张忙碌中度过。
晚上吃完自助餐——这已经是我来厦门四天以来的第十顿自助餐了，马上躲进房间打电话——向第二天有讲座和口头报告的各位专家教授索取幻灯片，打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终于全部搞定——看了看手表，已经8点半了。想出去吹吹海风——来厦门四天了，愣是没有离开会展酒店一步。于是和老王等人驱车兜风，到了轮渡码头，老王说，这么晚了，去鼓浪屿的话回来大概没船了，就下车走走吧，于是一行人在海边逛了10分钟，打车回酒店——明天我还有口头报告，老王也是，回去还要精心准备。不曾想这夜晚眺望灯火阑珊处的鼓浪屿竟是我唯一一次在厦门的出行。
回酒店的路上，父亲母亲打来电话，说白天打电话过来我手机关机，他们很担心。听着父母的唠叨，我心里默默地说，对不起，我是医生。父母唠叨完了，说了一句让我感动至今的话：我们理解你，医生无论到哪里都是很忙的。有什么比理解更能让医生感动的呢？
真愿为您多做一点
◆周惠琼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风湿科，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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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寒冷的一天；天气预报最高气温0℃；7点05分；我拿起包，准时跨出家门。7点50分，我准时跨入诊室，换上白大衣，一切准备就绪。
8点整，第一个病人步入诊室，“您好！请坐。”我用一句问候开始了我一天的门诊工作。“大夫，我想替我老伴拿点药。”说话的是个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