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战场归来 -唐师曾-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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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起义虽屡被镇压，但产生了　库尔德人的民族英雄巴尔扎尼。二次大战后，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巴尔扎尼领导　其追随者屡屡向伊拉克政府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请求，遭拒绝后又几次揭竿而起，几次签订　停火和平协议。两伊战争中，各派库尔德反政府势力再次发起独立运动。萨达姆不顾战况吃　紧，冒险从前线抽调重兵对库尔德人进行大规模驱赶，从1983年至1988年，约有25个库　尔德镇及4000个村寨被毁，50万库尔德人被驱逐境外，150万人过着流浪生活。面对库尔　德人的反抗，伊政府军甚至不惜动用化学武器。海湾战争使萨达姆的战争潜力和军事机器遭　到严重削弱，趁共和国卫队和伊军主力东调之机，北部苏莱曼尼亚、基尔库克和埃尔比勒三　省的库尔德人再次举行武装起义，攻克了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省省会并对基尔库克油田形　成了包围，伊政府被迫紧急调用精锐部队平息暴乱。
　　　　在记者丛中一位身背三台尼康F4、一台莱卡M6的老外特引人注目，他前胸上绣着　“AFP”，我俩对视了一下对方身上的招牌，伸出了右手，“你好新华”，“你好法新”。
　　　　80万人口的埃尔比勒几乎已成一座空城。士兵拦住逃难的车辆检查，竟从一辆丰田的　行李箱中搜出六个孩子。人们似匆匆过客，面无表情，四处全是持枪的士兵，把守路口的伞　兵戴着巨大的白框架风镜，身后军车上的识别符号用黄泥涂抹盖住。市内主要路口均有平置　的双联23毫米高炮，当做战防武器使用，遍地是弹头弹夹扎鞋硌脚，全无立足之地。
　　　　没有任何商店营业，几位政府军士兵在橱窗前张贴萨达姆画像。民房则门窗紧闭，毫无　生息。埃尔比勒购物中心门前的巨幅萨达姆像被挖去双眼，商店被抢劫后付之一炬。“全　陪”禁止我们拍摄被破坏的萨达姆像。
　　　　当地警察局长穆罕默德·诺瑞向我们控诉暴徒的罪行：“3月11日，暴徒占领了警察　局，烧毁了文件。”萨拉丁大学管理系主任阿戴尔称：“埃尔比勒已回到政府手中，战斗即　将停止，一切都将结束。”他声称至少有10万伊朗歹徒越过边界到伊拉克来为非作歹。
　　　　站在警察局门口放眼望去，炸弹炸起的黄尘平地而起，炮声隆隆，用肉眼也能看清郊外　的坦克和加农炮阵地。坦克拖着冲天的黄色烟生冲向库尔德人阵地。
　　　　市政府左方的十字街头，五位着黑衣的库尔德人匍匐在地，背上的弹孔还在冒血。各国　记者蜂拥而上，立即被新闻官员制止。带队的伊政府新闻部官员萨东先生大喊，当他数到　“五”时，所有记者必须回到车上去，言罢开始数数。各国记者听到“三”，就纷纷跑回车　上。我因动作稍慢，又遭警告：“新华！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4月5日。我们迎着灰雾中冉冉升起的太阳向伊拉克东北部的苏莱曼尼亚奔驰。基尔库　克的蓝天、绿草、小河在我们身旁掠过。石油工人居住的点点英国式小屋，单门独户，内带　花园，温暖恬静。丰富的石油资源、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条大河横穿大沙漠中的这片　沃土，孕育了悠久的巴比伦文明。
　　　　随车队入山，这里的景色颇似巴格达的宿敌以色列那路撒冷。路旁班用帐篷连绵不断，　与公路平行的高压电线全被炸毁，公路上全是军车，行人都是军人。一个至少由50辆军车　组成的车队，正在路旁休息。车门上的军徽被黄泥涂抹遮盖住，偶有剥落，则露出红三角上　的黄色降落伞标志，这支戴红色贝蕾帽的部队，显然是共和国卫队的一个伞兵师。
　　　　沿途的士兵正搭乘各种交通工具向前推进，40吨集装箱拖车上挤了上百名士兵，从齐　肩高的车帮向外探着脑袋，像运往莱市场的竹篓里的一群鹅。这些士兵还穿着橄揽绿的冬　装，戴着大风镜和毛线风帽，令人想起阿拉曼的隆美尔。没有风镜的士兵用阿拉伯大围巾裹　住头，仅露双眼，浑身上下全是黄土。车身上捆缚了许多白塑料桶，装的是备用汽油和水。　一些挤在军车顶上的士兵为防止打盹时摔下来，用帐篷绳将自己身体捆绑在车顶上。
　　　　二十几辆军车组成的小型车队四处可见，兰德罗孚吉普上平架着12．7毫米高射机枪，　车上的士兵肩扛火箭榴弹发射器，头戴苏式钢盔。路边向阳的山坡上，T—72坦克的滑膛炮　塔上晾晒着军毯，士兵躺在草绿色的帆布炮衣上打盹。加榴炮阵地旁是苏制40管车载火箭　炮。空中有编队飞行的四架米—24雌鹿武装直升机，沿公路呼啸而过。右侧是一个简易前　进机场，一架法制SA—3小羚羊直升机正在降落，吹得黄沙蔽日，像VCD盘上的越战。
　　　　行至苏莱曼尼亚市阿德纳斯广场，“全陪”命令所有记者下车照相，我惊喜若狂。此处　的军车与难民挤作一处，乱成一团，以致我连车门都打不开。我的80毫米～200毫米镜头　偏又停止工作，光圈环怎么也拧不动。
　　　　由此到山口几十公里被军车与难民挤得水泄不通。水牛、阿拉伯马和毛驴拖曳着满载被　褥、缝纫机、大闹钟等的木板车在军车间缓慢挪动。恶息扑鼻，哭喊之声震天。由山里逃出　来的难民目光呆滞，疲惫不堪，肩扛各种破烂行李，一个满脸鼻涕泪水、天真可爱的小孩竟　怀抱一只死去的老鹰。突然身旁响了几枪，可人头攒动，并不见有人倒下。我和BBC的吉姆　双手一撑，爬上一堵矮墙，这时枪声不断，人群大乱，可就是看不明白。回到北京才知道，　“新闻联播”还播了我站在军车上的一个镜头，妈妈因为没看清楚，直等到“晚间新闻”又　看了一遍。
　　　　在阿德纳斯广场被击毁的萨达姆像下，一个至少有1．90米高的共和国卫队上校拄着拐　杖指挥士兵往前走。在他旁边有一个怀抱婴儿的小丫头，还没有我的腿高，瑟瑟发抖。我把　摄影背心里能吃的东西全掏给了她。
　　　　在通往Choarta的立交桥下，T—72主战坦克和装甲车封锁了桥面，逃难的人似潮涌，　军队犹如防波堤。士兵们仔细检叠每个人的身份证后方许通过。空中的SA—3小羚羊直升机　用库尔德语大喊：“一切安全，马上回自己家去。”
　　　　我和BBC的摄影师吉姆爬上立交桥顶，从这里俯瞰前进的军队和逃难的难民相对而行，　似滚滚蚁群，所不同之处仅是兵蚁与工蚁之别。我不由得想起《悲惨世界》中的一段话：　“士兵和市民的尸体并排静卧，因为他们同属于人民。”
　　　　我身旁就是一辆T—72坦克，巨大的滑膛炮直指进山的路口。我身上的“人民中国新华　社”引起士兵的好奇，我干脆摘下昨天摔坏的那台尼康相机递给他们，任其乱按一气，我用　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几句阿拉伯语，得寸进尺地上了T—72坦克。可刚按了两张，跑过来一　个少尉，大声命令我下来，两手比划着戴手铐的样子。我磨磨蹭蹭地往下爬：“雅嘿（兄　弟），西尼夏比（人民中国）。”我被带到一位上尉跟前，主动交出相机，任其制裁。
　　　　上尉上下打量了我好半天，笑了。“你不知道上面是军事机密吗？”
　　　　“不知道。我是想和上面的‘雅嘿’合个影。”
　　　　“是人民中国吗？”
　　　　“百分之二百的人民中国。”说着我转了一个圈，让他看清我前胸后背上的字。
　　　　“下次别往上爬。”
　　　　“知道了。你没听昨天的新闻，人民中国正提议取消制裁，援助伊拉克人民药品粮食　呢。”
　　　　上尉连连点头：“知道，知道。”我真不知道他知道什么，因为这条新闻是我刚从BBC　吉姆那儿听说又添油加醋发挥的，我趁机收起相机，朝他连挥了三遍“V”手势，就像我拍　反美游行一样。

　　　　

30　撞车、撞车、再撞车

　　　　　　　　　　　　　　　“战地记者的命运赌注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可以把它押在这匹马或那匹　马上，也可以在最后一刻抽回来。”
　　　　　　　　　　　　　　　　　——罗伯特·卡帕
　　　　临行前，北大一位气功师哥们石松给我占了一卦，说我海湾之行无大凶，但车祸不断。　这一算可吓坏了我的朋友中文系的小师妹、日本留学生平岛由美，她特地让弟弟从日本找了　个小蛤蟆要我挂在身上，因为日语蛤蟆念“凯露”，与“回家”发音相同。
　　　　我头一次撞车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灾情不重，仅撞瘪了出租车的右门。我一看卦算得　挺灵，从此坐车只坐后排，而且总是系紧安全带。
　　　　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的小陆是北大75级的，为人特仗义，开车技术也高，四年来从未　出过事，眼看一笔数目可观的行车安全奖就要到手。我在塞浦路斯转飞机、办签证，他没少　义务帮忙。
　　　　由帕福斯到尼科西亚的高速公路好得不能再好，小陆开的是使馆的沃尔沃—740GL，据　说是世界上最抗撞的好车。小陆轻车熟路，可我总是习惯不了靠左行的英式公路。远处海面　上三块巨石，就是司爱与美的女神阿佛罗狄忒诞生处。可由于滂沦大雨，什么也看不清。眼　看离尼科西亚还有20英里，我们就要到家，不料斜刺里钻出一辆粉红色的小福特，没亮转　向灯就上了快行线。当时我们的时速至少有95英里，一下子就顶在了小福特的屁股上。
　　　　接下来的情景一连有好几年我怎么也挥洒不去：眼前仿佛是在演慢镜头，小红车在大雨　中向右前方旋转着滑去，扫断12根中心隔离桩，车内杂物飞得满天都是，小陆一脚刹车停　在路中。
　　　　我弄不清我是怎么从后排座位上飞起来，撞断前排枕头的靠垫，又打在小陆脖子上的。　碰巧路过这里的塞浦路斯交通部长目睹了全过程，立即用他车上的无线电话通知了中国大使　馆。警方当即裁决，责任全在小红车一方。可我的左臂和小陆的脖子全不能行动自如了。
　　　　第三次撞车是在伊拉克。当时听说美军到了扎胡，正在修建难民营，我们就开始摩拳擦　掌，由于路途太远，得几个人轮着开。首席老朱技术最精，从凌晨5点开到上午9点30　分，跑的全是没有灯光的夜路，险情丛生。我照例坐在后排，将自己紧紧捆在座位上，估计　我们的新式奔驰—260不会撞不过别人，除非有人撞我们屁股，那我可就惨了。因为行李箱　里装了200升备用汽油，一着火我先得变烤鸭。
　　　　天亮了，路也好了，老朱把方向盘交给了英文记者江亚平，江是新华社驻开罗文字记　者，自称有两年开车经验，老朱关照他先把速度摇起来，再上快车道。当时老朱误以为所有　年轻人都拥有和我一样的车技，其实战后我到开罗供职才发现，当时全分社14辆车仅有6　人有驾照，而有驾照者开得比走路快不了多少。这是因为在国外的中国人惟一有危险的营生　就是开车，所以分社领导不开放学车的“车禁”，以免出了事承担责任。在我开辟大吉普天　马行空以前，从没有人敢单人驾车开过长途。我也由此犯了封建社会大到可以杀头的罪名—　—“违制”。
　　　　前方视野很好，自动换档的大奔驰眨眼速度就上了130，速度表电子音响发出动听的鸣　叫声，我双目微合，尽量保存体力以待恶战。就在这眨眼之际，只听一声“咩”，几团黑乎　乎的东西就越过奔驰的风挡，从我们头顶呼啸过去。车身猛然一抖，安全带勒得我心脏狂跳　不止。
　　　　停下一看，傻了！原来傲视群车的奔驰，前脸五官全挪了位，仅剩左前角还残留一只转　向灯。冷却系统彻底撞坏，挤在引擎中。车身上满是腥膻的羊血和碎肉。百米开外，两只死　羊倒卧路中，几只伤羊正落荒而逃，气得老朱大骂开罗派来个废物。
　　　　老朱老跟我说，伊拉克大沙漠中夏季最高气温可达八十多度。我说这不可能，并要与他　打赌。今天我全信了。
　　　　一望无际的大沙海在烈日下蒸气腾腾，金光万丈，仿佛有10万个太阳从360个角度围　着我转，弄不清哪边是地，哪边是天。柏油路在烈日下像一条晒干了的死带鱼，泛着死光。　刚才开着空调不觉热，可现在一切全来了。
　　　　烈日下无处躲无处藏，眼看着奔驰—260内的液晶温度计已经跳到了60℃，可还在稳步　上升。连截了几辆小车，都说拖不动这个大个儿的奔驰。昨天我还为我们车有六个缸得意，　今天却恨它为什么不是辆“飞鸽”，骑上就可以走。
　　　　终于来了一辆大拖车，我穿上摄影背心，模仿标准的交通警察姿势，左手向上直伸，右　臂轻微向左挥动。这辆大车还居然停下了。老朱夸我挺有眼力，我忍不住又来了劲：“是魅　力。”
　　　　拖车司机一听我们是中国人，很愿意帮忙。但翻遍全车仅找到一根丈把长的绳子，好歹　算把我们的奔驰—260与他的庞然大物连在了一起。
　　　　汽笛一声长鸣，我们总算颤颤巍巍上了路。可由于绳子太短，前面大车尾灯一亮，我们　就得手忙脚乱踩刹车，生怕给已经无颜见人的前脸再锦上添花。就这样，还是险象环生，三　拖两拽丈把长的绳子上又打了两个结。
　　　　车速只敢维持在60公里上下，车内的空气总算又流通了。可扑面而来的全是热风，液　晶温度计降到55℃就停滞不前了，体内再也排不出汗。我粗壮的汗毛有如干柴根根直立。　这种感觉不知算蒸还是算烤。似睡非睡，从曼苏尔到巴格达两小时的路程却足足花了五个半　小时，我们几乎也全似涅槃了的乌鸦，肉体干瘪，只剩下一丝游魂。等见到巴格达郑大使，　我只剩下说“水”的劲。

　　　　

31　海湾战争中的北大人

　　　　　　　　　　　　　　　　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海明威
　　　　1979年，我是稀里糊涂进北大国际政治系的，这全为我那九十多岁的爷爷。我爷爷的　哥哥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我爷爷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国文学门。当　时，他老人家硬说凡是上过这所学校的人都会变得勇敢诚实，民主科学，乐于助人。其实当　时我更想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像所有多梦的中学男孩一样，幻想当个古德里安式的好军　官（海因茨·冯·古德里安，普鲁士贵族，第三帝国装甲兵创始人，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　战刨始人，由于在奥地利、波兰、法国、苏联等战役中以快速楔人敌后而著名，有“飞毛腿　海因茨”之称。著有《闪击英雄》、《坦克进攻》等著作）。为了能和我爷爷历数的陈独　秀、胡适、鲁迅、李大钊们成为校友，我狠心放弃了当装甲师长的念头，咬着牙进了北大。　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因为我爷爷一句话，竞会引出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
　　　　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宿舍全体到校园里拍纪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传统，60年　前刘半农就在此建立过“光社”。在未名湖南岸，我们与长眠于此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合影，斯诺早年在这里教过新闻，用相机记录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大37　楼学生宿舍，我冲了我平生第一个黑白胶卷。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的战地摄影记者闯进了我的生活。这位18岁考入　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学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他背着相机只身逃往西欧，与海明威　一起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由于玩命而闻名　于世。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海明威，无所不包。直到1954年在　印度支那踩响地雷，他还不忘按下快门，终于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