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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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
再说政治系，在院中层干部会结束之后，系总支书记兼系主任栗劲连夜召开全系师生动员大会。他在长谈了一番文革意义及学院党委部署之后，这样结束了其长达两个小时的动员报告：
“而今迈步从头越。我栗劲自参加革命入党以后，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事业，现在文革需要打倒栗劲，就打倒栗劲。共产主义万岁！”
栗劲的这篇报告并没有像文革以前那样，人们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而是激起与会者的强烈愤慨。会后不久就群起而攻之，对他发起了排炮，进行了猛烈的轰击。他自己给政治系放了一把火。
“栗劲在挑战！”
“栗劲向无产阶级产文化大革命的猖狂进攻必须迎头痛击！”
批栗的大字报，布满了整个政治系所在的大走廊。人们质问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难道是要打倒从参加革命那天就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的革命领导干部吗？”于是被激怒的人们用大字报揭发他并非全身心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所作所为。
政治系炮火连天，火力直指栗劲。集中起来，一是打他对文革的态度；二是揭他在平时对待毛泽东思想，在依靠什么人、走什么道路、培养什么人以及工作态度、工作作风等根本问题上问题颇多的种种事实：
1、反对毛泽东思想，鼓吹资本主义自由化，。例如，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乱崇拜毛泽东思想；在自习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非法的；要学习外国的东西，外国西方的东西许多就是比我们强等；
2、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例如系总支只能起监督作用，不能起领导作用；党务工作者不要指挥教学；反对学校办农场、办工厂；鼓吹智育第一，推行凯洛夫教育路线；分数第一，不讲阶级路线，压制工农学生，排斥工农子女；反对树学毛著积极分子等；
3、重才轻德，任人惟亲，混淆阶级阵线，包庇、重用坏人；排挤诬蔑工农干部；
4、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一言堂，恶霸作风。不尊重教师，体罚学生；
……
如此等等。大都是这位系领导平时报告、讲话中的摘录，或者发表的论著、文章中的只言片语，或者个别谈话，而加以整理上纲，或几百字，或洋洋数千言，白纸黑字，写成大字报，公之于众。所谓养尊处优，就是栗劲喜欢睡午觉，平时系里开会往往要在他睡完午觉之后才能开始；平时好讲养生之道，注意营养，要吃得好一点之类。所谓做官当老爷，一言堂，恶霸作风是，栗劲平时动辄训人，得理不让人，对师生耍威风，批评人言词激烈、尖刻。这些问题现在看来似乎无足轻重。但在当时，这都是严重问题，上纲上线地穿起来加以批判分析，令看大字报者感到震惊，叫被揭批者为之汗颜。我在走廊上见到过栗劲看大字报的情景。他神情沮丧，脸色铁青，不敢正视人，从前那股傲慢的表情不见了。在文革中期一次谈心会上，栗劲谈起这段经历，不无感慨地说：“对群众必须毕恭毕敬。我要是不那么傲慢地对待政治系师生，讲那些带有挑战性的话，也就不会激起大家那么大的反感和义愤。真是顶风上。这一课上得好。”我不敢说，这一定是栗劲痛定思痛，吐出来的肺俯之言。但是，他确实因此受到了触动和教育，未免不真。
政治系的揭批大字报越来越多，后来对系党总支副书记、常杰民妻子宋百云又发起了猛攻。
政治系的战斗力，教师中，主要是年轻教师，在学生中主要是我们四年二班和三年二班以及二年级的复员兵班。火力集中，攻势猛烈。
我们班的大字报一张接一张，与全系师生相配合，大有炸平政治系党总支的气势。当时，我，班长魏醒学（非党积极分子），团支书杨屹（非党积极分子），宣委石磊（中共党员），学委晋长厚（非党积极分子）等几乎所有班干，观点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班被认为最有战斗力，令人刮目。当时，政治系里的几位年轻教师胡云飞（中共党员、教共运史、中国人大法学研究生毕业）、任万新（中共党员、教中共党史）、李阁卿（中共党员、教哲学）、陈延政（新毕业的当时教员）等老师，本来就很熟悉，这时因为运动的观点一致，就更加联系密切。此外，我还与二年级的杨桂宾（复员军人、中共党员、学生总会副主席）、贾作富（班干）、郝忠（学生分会生活委员），三年级的董学章（非党积极分子、班干）、王恩华（班干）等，一起讨论文革问题，特别是我和魏醒学、杨桂宾，天天只要有时间，便聚在一起纵论运动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哈师院是一所与黑大并肩的全省最大的文理兼备的高等学府。省里很重视，曾经派省委党校书记苏醒、党史教研室主任洪景智来哈师院调查。他们支持政治系师生揭发系总支的问题，洪景智高度评价了大家的革命精神和创新精神。
在全系师生的猛烈攻击下，系总支招架不了，领导运动很不得力，平时思维敏捷、能说会道，很有一套的栗劲，这时自己也感到问题很多，振不起精神，手足无措，不能领导，再也无力工作了。于是，要求将他停职反省，改组党总支的大字报呼之而出，贴满了政治系二楼。学校党委赶紧派人到系里找人座谈问策。在一次学生干部和部分教师座谈会上，我联合杨桂宾向院党委代表提出，根据《二十三条》的精神，建议由学校派出革命干部，系里由群众推出信得过的部分干部和师生代表组成三结合工作组，领导政治系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全系师生的热烈响应。迫于压力，学院党委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政治系文革工作组一共由九人组成，教师代表是王世儒、李阁卿、张大勋、牛德林，学生代表是我和杨桂宾，学院派出宣传部长穆国兴，干部代表曹晰哲、贾兰芬。由穆国兴任组长、临时总支书记，王世儒任副组长、总支副书记，任万新为秘书。
这是哈师院文革中最早的夺权斗争。
政治系工作组成立以后，政治系的文化革命便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政治系的师生在继续揭批系里问题的同时，把主要炮火对准了学院党委的主要领导杜若牧。政治系师生认为，党委主要领导人，抛出副书记常杰民、历史系八大教授和一些中层干部是舍车马、保将帅，转移运动大方向。政治系教师联名，写出了三张有名的影响当时哈师院文革发展的大字报。一张是应该把矛头指向院党委主要负责人，提出主攻院党委；一张是“敦促保皇派”，提出某些不明真相的人，没有把矛头指向杜若牧，为杜若牧小骂大帮忙；一张是《致中层干部的一封公开信》，提出中层干部起来是把师院文革进行到底的关键，希望中层干部起来闹革命。在中层干部中，耿富第一个贴出大字报《而今迈步从头越》，揭发学院党委主要是杜若牧的问题。7月2日，我和牛德林、杨桂宾等六人，写出《认识大局，辨别真伪，擦亮眼睛，奋起战斗》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后来被院党委定为“反革命纲领”。
作为政治系工作组的一名成员，使我有机会“深入班级”，经常到系里各个班级做串联发动群众揭发院系的工作。
政治系文革工作组，不但动员本系师生员工积极参加揭发院系的问题，而且四处活动，动员外系师生员工积极参加运动。1966年7月14日，院保卫科给党委写了一份秘密报告，称“政治系工作组左右我院文化大革命”，报告一共概括了以下几条：一是策划改组各种组织，使之成为其急先锋；二是到处串联，要打倒学院党委主要负责人；三是以其积极分子到各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等等。
在师院各系中，文科系除政治系打头阵以外，还有中文、艺术、历史等系，也是如火如荼。艺术系师生去艺术系总支办公室找领导辩论，领导闭门不出，义愤的师生说，只有国民党才害怕群众，把群众拒之门外，这与国民党的大门有何区别，像这样的共产党领导的大门，不如把它封起来。这件事，被艺术系领导，炒得沸沸扬扬。声言在他们那里发生了反革命事件。中文系、历史系也都发生了与领导对恃的情况。理科各系的形势稍差一些，但个别学生，与领导的对抗也是剑拔弩张。学校当局认为，学生翻天了。
在这个期间，整个师院各个教学大楼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而以礼堂门前的大字报最大最长，也最引人注目，影响最大。我当时，除了在系里到各班级做串联发动工作以外，还和我们班级组织一些同学专门抄写有关学院领导的大字报，然后由我和晋长厚、魏醒学等几个人加以综合整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这种带有汇总整理的大字报，更有一种特殊的功力和效用。此外，我们还写些评论，也具有煽动、导向的特点。
哈师院当时有九个系、三个直属共同课教研室，即中文、政教、历史、艺术、音乐、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九个系，体育、外语、教育三个共同课教研室。这些单位都先后起来用大字报揭发学院党委几个主要领导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大体不外乎上述几大方面。其中，《一分钱书记》最使学院领导人恼火。它揭发说：保姆一次买报纸回来对帐，书记问她，少了一分钱不对数（后来查无此事）。这就使学校领导人很被动。哈师院，在当时是省里的重点大学，杜若牧是一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资深老干部。到了7月初，要求省委撤他的职、罢他的官，呼声强烈，使学院党委开不起来会，或者勉强开起会来，内部也有起义的，意见统一不起来，学校的各项工作陷入无政府状态。整个学院到处是揭批党委的大字报，到处是声讨党委领导的人们。
哈师院是这样，全国各高校也是这样。应该说，哈师院以及哈尔滨的情况要比北京的情况好得多。在北京，清华、北大等大专学校以及一些中学，不但大字报炮火连天，而且还有各种形式的批斗会。这个时候的哈尔滨，虽然各高校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却还只是口诛笔伐，很少见有开会面对面的揭批。
面对这种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慌了手脚，认为这样乱下去，就要出轨了。于是，他们在毛泽东不在北京并在不通过毛泽东会商的情况下，急忙批准北京市委的报告，向各高校派出工作组，仿效57年的做法，把那些在文革中积极给党委领导揭发问题的人，说成“混水摸鱼”，将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一时间，北京各高校抓反革命打右派成风。在北京学校里，揭批党委的大字报被揭批“反革命”、“右派”的大字报所覆盖，揭批黑帮的批斗会被揭批师生中的“反革命”、“右派”的批斗会所代替。高校党委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又恢复了“领导”，学校又恢复了“平静”。当然，也有像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不服打击，进行了长期的绝食斗争，以至于后来扬名天下。
过了半个月，全国各省纷纷效仿，各省省委包括黑龙江省委在内，也向本省各高校派出工作组，撒开大网扑向各高校。
1966年7月16日，以陶源为组长的省委工作组进驻哈师院的当天，即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由院党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李群主持，陶源作报告。陶源先抽象地高度肯定哈师院前段文革成绩，然后话峰一转：现在有人要关共产党的门，开国民党的门，有的人把矛头指向院党委，要共产党的书记下台。他们打错了算盘。现在我代表中共黑龙江省委郑重宣布：哈师院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要把那些“混水摸鱼”的右派、反革命揪出来示众。只有把这些人揭露出来，将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才能排除干扰，使哈师院的文革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陶源的报告处心积虑，字斟句酌，煞有介事，含沙射影，词锋凌厉，咄咄逼人，通过他的嘴说出来，字字句句闪着剑与火，变成激烈的排炮，射向前一段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人们屏住呼吸，整个会场只听见喇叭筒发出的陶源讲话声，显出从未有过的寂静，听众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室内的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令人窒息。这是我生平从所未见的情景。大会一结束，广大师生就十分震惊地发现，礼堂大门口，悬挂着从房顶到地面的大幅大字报，赫然醒目的大字标题：牛德林是个漏网大右派！旁边配以牛德林的牛头蛇身巨幅漫画。殊不知，这是在头一两天，党委找了各系他们自认为最可靠的几个人，草拟好大字报，并经党委通过，于头天晚上，挑灯夜战赶写出来的。造画者是牛德林教的生物系学生，有绘画天才，在学院颇有点名气，他根据党委授意，花了一个不眠之夜作成。牛德林长脸型，隆耸的鼻梁，因为患有鼻窦炎，常流鼻涕。画面抓住这几个特点，加以渲染夸大，极尽丑化，跃然纸上，面目令人可恶可憎，加强了攻击牛德林的力度。这一系列策划和安排，宏大磅礴，颇费心计，大有晴天霹雳、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高位，企图造成倾盆大雨之势，把这一个半月以来燃烧的文革烈火彻底浇灭。人们毛发悚然，不寒而栗。我的第一感觉是呼吸紧张，脊背发凉，好一阵子没有喘过气来。这种恐怖感，后来我们把它称之为“白色恐怖”。
七月流火。时值中午，烈日中天，灸热的阳光，喷射到哈师院大礼堂的屋顶和地面上，火辣辣，灼烤烫人，一丝风儿也没有，空气膨涨而凝固了，令人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只见牛德林替换着姿势，一只腿成半跪式，一只腿用膝盖顶着笔记本，在那里抄写大字报。他，汗水和泪水一起滚流，面部发黑，呈现出恐惧、愤慨、委曲和反抗多种神情，看上去令人为之心颤。在他的不远处，是政治系一位资深的女教师，在那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控诉：“同志们、同学们，你们看牛鬼蛇神把我们政治系糟蹋得成什么样子了！？”
牛德林是政治系共同课教研室教员，1957年因为写的一张大字报里有一句：反右必须注意防左。在57年反右派斗争结论时给他定了一个“三类”分子，“内部控制使用”。但是牛德林出身贫苦家庭，勤奋刻苦，像牛一样地努力工作，课讲得好，教书育人，同学生打成一片，深受学生好评。在此之前，学校定他为优秀教师、劳动模范，多方推崇，经常表扬；文革以来，他给党委领导人贴了大字报，在党委某些人看来，牛德林昔日借党整风之机反党情有可原；如今又在文革之初，自己跳将出来，是骨子里反党野心的大暴露。如前已述，将人扣上右派，这是50年代行之有效的法宝。右派是反党、反革命的代名词。党委用这顶帽子扣人，就会激起群情一片震怒，人们把激发起来的爱党激情变成刀剑刺向他，把脏水泼向他，此人便会遭到灭顶之祸。然而今非昔比，师生们看完大字报之后，其反应是多姿多态的。有的骂一句“劣根难改”，走了；有的似有所思，凝神阅读，不动声色；有的表示不解，轻声与人耳语；那些积极给党委领导写大字报的人，对此愤愤不平，只是各自表态的方式不同。我和魏醒学同时出来，看完大字报之后，相视冷冷一笑，魏没说什么走了。我心里骂道：“好狠的手段啊！”想着自己的对策便离开了现场。
回到政治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听党委特派员当天宣布，撤销以穆国兴为首的工作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