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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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恶性循环，酿成全国性的动乱。
　　其次，革委会出现之后，也没有去探讨建立一种新的反修防修的运行机制，以保证遏制修正主义上台，或是在一旦修正主义上台之后，由法律规定赋予人民和地方政府抵制修正主义。恰恰相反，新生的革委会穿新鞋走老路，很快重蹈覆辙，步入旧的一套机构习惯性的泥潭：机构庞大、官僚主义、文山会海。也就是说毛泽东领导造反派打碎了自己建立的旧的官僚体系，却未建立一套新的反修防修机制，而是逐步地恢复了旧体制。这套旧体制的致命弱点是家长式专制，基本排斥民主监督。在文化大革命一月风暴的冲击下，各省、地（市）、县、乡，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原来的党政机构全部停止运行，由革委会代行全部职权，原来的机关干部通过革委会考察，采取部分过渡并结合到革委会的办法，革委会机关机构设置精简，从国务院的一些部委到县乡，取消部、司、局、处、科之称，上上下下大都叫“组”。后来中央领导提出这不利于外交，而且重在本质，也不在于名称，于是，各种政府机关的称谓，又一律改了回来，只是人民政府换成革命委员会。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开始有一部分学生和工农代表。随着干部解放，特别是党的领导核心组织成立之后，原来造反派中的非党员，没有进党的核心小组。为了抓革命、促生产，来源于工农的那部分人员大部分放回原单位，学生代表多数回学校复课闹革命，通过毕业分配离开了。由于没有明确革委会如何过渡以及过渡到一种什么新的党的组织和政府的制衡和监督形式，原来的领导干部大多官复原职，只是省、市、县长改称革委会主任，基本上是原来班子的主要领导成员，党委成立以后，他们又成为党委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委。其中很多人，在文革中挨过批斗，对文革不满，批林批孔时对于批林的极右实质不理解——例如我在前面提到我和杨易辰的对话，杨一再坚持林彪是极“左”——问题就出在这里，在这种条件下，邓小平1975年重新上任，原来的体系重新聚合，否定文革的思想便一拍即合。同时，文革前的党的运转体系和政府运转体系，同文革后的党的运转体系和政府运转体系，实际上都是革命政府的延续和发展。所谓革命政府，就是国家机器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老一辈革命家打造的天下，他们的献身贡献和由他们支持形成的宪法，具有最大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但是，它们本质上属于人治运作体系，它们的共同之点就是全国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主席，靠的是纪律的维系，而不是法律的约束力。上下之间没有制衡和监督；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没有必要的制衡；党的领导机制同国家立法机构之间没有制衡和监督机制。实际上，最高的权威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宪法保障和制衡机制；国家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只能承认党的领导，而没有宪法赋予其承担法律制衡和监督党的职权，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虽也有对于国家领导机构的监督性的一般条文，而由于贯彻党的领导这些条文形同虚设。特别重要的是，国家宪法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而不是通过全民公决批准的，因而，掌权者可以控制人民代表大会，并有可能随时进行碎片修改。同时，人民代表也不是公选制，代表的资格完全由党委控制。人民代表的资格不保，何论行使监督权。所以，宪法的许多规定也是一张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打倒“四人帮”后，修改宪法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罢工自由”和“四大”，便是明证。
　　再次，毛泽东相信群众、尊重群众、崇尚大民主，却蔑视科学的民主体制和法治，党和国家机器运转没有形成宪法保障机制，使整个党和国家机器的运转完全在人治之下，公共意志毫无救援的可能，为冒险家提供了方便。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日，如何行使人民意志，已经成为一切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思考的大事。通过全民公决确定国家宪法，建立宪法保障机制是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必然。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实行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中国，应该将党的意志，通过宪法变成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党的治国主张一律遵照宪法的规定，变成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或必要的人民公决，形成治国法案，通过国家行政体系运转。为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在文革成立的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贯彻《十六条》的规定，“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大力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建立两种机制，形成宪法制约下的政治运转体系。
　　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改革宪法的制定权，以人民公决的形式取代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宪法的做法，使宪法的修改严格控制在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杜绝当权者以碎片形式修改宪法，以维护宪法的根本权威；二是通过宪法确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的地位及其执政运转规范，防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滥用党的领导干预国家政治生活，防止党内斗争滥用国家机器，中国共产党只能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三是通过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代表实行民主公选制度，代表资格由人民确认，公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包括罢工、使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监督执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规定在尊重多数人意志的同时，注意听取和保护少数人的意见，防止国家政治生活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两种机制：一是建立国家宪法保障机制，使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严格在宪法制约下运转，同时由宪法赋予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直至采用公决的形式，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器运转实施制衡和监督；二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约束和人民制衡和监督的机制，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腐败、反蜕变，把中国共产党真正建设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防止蜕变成社会党、全民党。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必须建立在全民公决的宪法批准和修改机制上，依靠人民民主，以防止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国家机器，防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蜕变、叛变、变节行为造成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危害。通过全民通过的宪法和党内建设规范的链接，确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的关系、与各级政府的关系、与人民军队的关系、与人民的关系、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与党员群众的关系，定期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正确地开展党内反倾向的斗争，推动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展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批评，抵制和克服主观主义、修正主义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机制，实行双重约束，即党内监督机制和宪法赋予的人民制衡和监督机制。
　　应该明确，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必须由革命党打天下形成的领导地位，进到由共产党推进人民民主和法制体系建设，确立国家宪法保障国家政治运转和人民民主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主要靠宪法和法制、靠党的主张及其操作的正确性、科学性和规范性，靠党的领袖产生的民主性及其优秀性。通过法治，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国家政治生活进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治时代。这才是防止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根本之计。所谓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才有可能。批林批孔时，提出学习法家，曾经燃起知识界和许多干部、群众（包括我自己）对于民主与法制的向往和热诚，以为此后可能要引导立法、提倡法治，建立宪法运转机制，但很快因毛泽东对西方选举制和法制的批评而破灭。毛泽东对西方的民主与法制体制，只看到其局限性、虚伪性，没有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可取的一面；只崇尚他的大民主，崇尚他身后的群众自发斗争，力图通过指定一个接班人而缓解当时的矛盾，避免所谓血雨腥风的过渡。其结果，正与他期望的相反，竟然出现了他去世不到一个月就翻天的局面。
　　最后，毛泽东指定接班人是重走封建帝王之路，这种封建式册封的反民主性和被选对象的弱智低能，导致党内最高领导人胆敢违反党内斗争的原则，毫无顾及地袭用过去宫廷政变的手法，剥夺毛泽东的支持体系的发言权，而在一套旧人事体系风云重新聚合，重组党的体系和国家体系的情况下，因为没有全民公决的宪法保障的法律救援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的亲人到中央和地方，凡跟随毛泽东的干部，便只能束手就擒，甚至连毛泽东一起挨捆绑地受了批制，而无反抗之力。
　　同时，文化大革命浩浩荡荡，并没有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毛泽东也没有抓这支队伍的建设。可谓自发产生，自发成长。文革的积极分子千千万万，因为这样那样的过错而备受摧残，但他们不怕鬼、不信邪的思想和行为，得以使毛泽东振奋和骄傲，是他们把群众直接组织起来了。但是，能够让毛泽东放心的人却寥寥无几。毛泽东总是欣赏那些战争年代，跟他出生入死的干部，以其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怀和长者的宽容风范，轻信老同事的一纸上书或假惺惺的检讨，加上一面倒的党内生活的不正常风气和以人划线、以事划线的看人偏见，对搞阴谋诡计的两面派缺乏应有的警惕，同时启用了许多恭顺听话而文化不高的一大批劳模进入高层领导；认为文革中的青年学生毛手毛脚，搞无政府主义。他们不能犯错误，犯错误就是一脚踢开。毛泽东的所谓毛手毛脚，搞无政府主义，其实是这些人之中，既反贪官、也反皇帝，总有自己的主见，同时他们也希望通过民主建立一种法制社会、建立一种法律制约的新秩序。毛泽东对文革积极分子求全责备，对待文革初期而后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同他对待许多老干部屡犯错误，屡屡得到谅解的做法对比，也使许多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为之伤心而心恢意冷，有些人甚至对我说，我们拼死拼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可不保护我们。应该说，有些很有战斗力的文革积极分子，因为毛泽东在世时，已经被毛泽东缴了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不能有所为了。以黑龙江省革委会为例，参加组建红革委的近200名造反派代表，经过潘复生掌权之后到新省委建立，运用我在前面讲的“一打、二顶、三排、四挤、五代、六卡、七拿、八挂、九去、十刷”等方式（见本书第六章第408页），省委、省革委两大机关只剩下不足20人，其中进入领导层的副厅级的仅有五人，而且都在省革委或工团组织之中。没有队伍的革命，革命还能存在吗？
　　所以，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毛泽东自己的失误造成的，它并不是偶然的，简直带有必然性。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失误，而是革命理念、战略思想和战略目标的失误。
　　还有，“四人帮”不顾斗争的全局，提出并支持了一些错误的提法和做法。最根本的错误，就是没有高举团结胜利的旗帜，不能贯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在短期间内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解决所有的问题，把自己的圈子画得很小很小，又低估了斗争的严峻形势，高估了自己的地位、能力和影响，不懂得革命裹挟的意义，不懂得革命的阶段性和重点解决的对象以及区别对待的极端重要性，不计后果，四面出击，伤人太多，许多跟刘少奇有原则区别的高层领导，许多著名的文化界的人物，固然有其主观思想倾向和错误的一面，这是事情的本质。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们都是团结保护的对象，而没有真心团结他们、体谅他们，一律打板子，使一些人大伤面子，伤了感情，始终没有转过弯来。人的行为一般受认识、理性和情感三个因素制约。在认识模糊，理性不强的状况下，情感便是一头发疯的公牛。在势均力敌斗争的关键时刻，这些人的情感倾向就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特别是，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犯了幼稚病，不听毛泽东的招呼和警告，把复杂的斗争简单化，又伤了另一些人的面子，伤了他们的感情，说话没人听、做事没人帮，授人以柄，致使矛盾急剧转化，终于应了辩证法，自己栽了进去。
　　我在文革后期强烈地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不保，因为从外地传来的消息和我接触的许多朋友、同事那里得到的情况告诉我，文化大革命被触动的面太大，许多老知识分子重新工作、老干部官复原职后，对文革不满，开始形成社会思潮，左派没有成长起来，跟随毛泽东的革命造反派骨干得不到他的关照，由朋友私情的地下谈话，开始跃出水面。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他的讲话总带有算帐的口气，这种担忧更是与日俱增，批邓反击右倾翻风，曾振起我们的一线希望，而华国锋上任，担忧复又升起，并做好了挨整的思想准备。1975年，有一位朋友要把其妹妹嫁给我的内弟，因为在我看来，这门亲事他们两人的性格和诸方面条件不完全相当，所以我不客气地对其人说：“你可要想好，究竟是看好了我还是我内弟，如果看上了我这个当官的姐夫，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这些人与文革联系着，文革不保，我的官就当不成。”其人不信，结果演出了在我进牛棚不久之后，扬言二人性格不合，强逼其妹妹与我内弟拆亲的闹剧，我在上一章里已经说过。
　　毛泽东亲自打造并驾驭的文革航船，欲图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旗，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终因社会历史条件（其中包括广大群众缺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反复的政治经验，没有尝过走回头路的滋味）和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局限性，使刘邓路线翻了身，自己却落入挨骂的境地，一大批忠实跟随毛泽东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青年学生，从此被打入大牢、打入各种牛棚，戴上了“三种人”的帽子，被开除了党籍、干籍、工职，更有许多虽然定为犯有一般错误者，也被打入另册、不能提拔，已经在领导岗位的，都免了职。中国工人、农民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
　　评价“文革”的是非与曲直，关键是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关于在中共党内存在一个与他相对的司令部，正将中国革命和建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判断是否成立？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中是否抵制群众对他们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是否改变了毛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以上建国和文革40年以来的历史实践和理论的逻辑分析，是何等的惊人的一致，极其雄辩地证明，对于上述问题的答复都是肯定的。所以，文革是不能否定的，也是否定不了的。
　　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而开始、发展和演变，以邓小平的全面否定而告终。发动是其势使然，否定亦然，已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