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1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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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火焰心形尖拱，与主入口上方的尖拱相呼应，在帐蓬顶的端部又接一个小“洋葱头”顶，使屋顶的形态更加丰满，同时也起到了统一和协调的作用，整个建筑造型给人一种完美匀称的美感。
　　对于这样一件充满复杂文化内涵的艺术建筑物，在解放前，宗教界和一些文人、要人不乏质疑，认为它处在哈尔滨中腰，压住了哈尔滨的“龙脉”，表示过强烈的义愤，这方面的资料有建极乐寺之议可查。对于这次捣毁，不能得出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看法。当然不应该捣毁它，因为它是一种文化遗产、艺术珍品，留着它当活教材可以警示和教育人民，让人民不忘这艺术珍品的背后是哈尔滨最黑暗、最不光彩的一页。但是，它既然属于殖民文化，一旦被群众拆了，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也因此教育了人民，使人们认识革命与保护文物是一致的。难道1978年以来我们破坏文物的事情还少做了吗？一个民族对于文化遗址、文物的理解、认同或消化，需要经过历史的筛选和沉淀。任何一次大的革命运动都有破坏，也总有一些人做出一些傻事或蠢事来。凭此一点来评价革命是非，进而否定革命，未免过于僵化和迂腐，贻笑大方。
　　说文革侵犯人权，主要是指随意揪斗，同时给被斗的人，采取戴高帽、大弯腰、喷气式等行为。我认为这种批评和指责不无道理。这也是我在造反团及其以后很长时间内，思想上过不去的一条，也因为这个原因，在文革期间我犯了潘复生批评我的，“在阶级斗争关键时刻，心慈手软，下不了手”的“右”倾错误，前面已经做了述介。但是，我有这样几点认识：首先，这种做法，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但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也还是古往今来，一切革命都存在的问题。在文革初期，我的老师胡云飞就告诉我们，这是个一般问题、老问题，延安整风也存在，外国革命也存在。他说，第一，这是个问题。不能认为这不是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第二，我们又不能拘泥于这一点而苛求革命必须有条不紊。因为要打开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股子冲劲，不打破旧的秩序，不打掉某些人的威风，不形成某种威胁，大批群众就不敢起来，革命的目标就无法实现。什么土地改革，什么“三反”、“五反”，什么反主观主义，什么反贪污，反官僚主义，都成为一句空话。因此，还是要看总体大方向。要理解毛主席说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要求革命循规蹈矩，那是不可能的。进一步地说，翻开中外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靠恐怖开路，革命的，反革命的，都是这样。革命恐怖是反动派逼出来的。一场革命下来，大河奔腾，泥沙俱下，不可避免。要宣传政策，让群众懂得，政策、策略是党的生命线。要因势利导，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提高自己，只有坚持采取正确的做法，学会区别对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我觉得胡老师讲的这些道理是革命的道理，很朴实，又很深刻。可以说，我在师院造反团期间比较注意，但也还是在这方面有很多越“线”，但是大家理解了我，理解了造反团；也肯定了我，肯定了造反团。直到批判“四人帮”、批判我时，也并没有人拿出一些在这方面的问题，而指责我、问罪于我。而且，哈师院，从领导到群众，绝大多数人，在我受到不公正处理时，多方为我说话，希望把我留在党内。因此，不能因为文革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就因此全面加以否定。这未免过于天真幼稚。
　　全面否定文革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认为毛泽东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由于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把持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看成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采取了一种容忍群众自发性的错误方法。这一点，在1978年当时似乎还有一定的说服力，能说服一些人，因为前苏联还存在，邓小平不是好好的一个人吗？但是，随着苏联的瓦解，邓小平越来越公开地取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搞私有化，致使两极分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公有制成分日益缩小，再加上腐败成风，人民便开始觉醒，特别是王光美著文，宣布刘邓路线被肯定了，人们更明确地承认，邓小平确实与毛泽东不是一个心眼，属于刘少奇的另一个司令部，走的不是一条道，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毛泽东看得远，只不过由于文革的作用这个现象到来的时间被推迟了20多年而已。
　　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情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我感到，毛泽东是具有自知之明的理论家和战略家，也是一位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知错即改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精通世故，晓谙历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在理论上无懈可击，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也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作为反修防修的首次演习，策划、领导和指挥演习的毛泽东和参加演习的所有指战员，因为一是前无古人的经验，二是又不可能事先学好了再干，特别是许多做法是后来逼出来的，例如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是“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应该说，北大、清华的大镇压，帮了毛泽东的忙。没有他们这一招，何来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所以，文革所发生的错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阶段性问题阶段性分析，不能宜粗不宜细。因为环节相扣才成为链条，正是细节决定历史。
　　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首先是邓小平的悲哀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背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直观也不是凭空的思维产物，而是根源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唯物辩证法的分析，因此马克思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有两个作用：一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二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所以，列宁强调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就是取消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定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只讲经济，不讲政治；只讲发展，不讲方向，不问姓资姓社；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取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其结果，党内的贪污、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国有资产被党内的贪污腐败分子侵吞，化公为私，私有化倾向不可遏制，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受到严重威胁。
　　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背弃自己的光荣历史，走向自我否定。共产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领袖，为实现人类消灭阶级、进入世界大同而奋斗。在中苏大论战中，邓小平曾经代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过面对面地英勇斗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邓小平不得不背弃自己的光荣历史，走向自我否定。1989年“6·4”前夕，苏修头目戈尔巴乔夫来中国访问，邓小平迫不及待地向他认错，说什么“过去说了许多空话、废话，结束过去，展望未来。”而他们回国不久，即宣布共产党非法，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大学讲话：“我搞改革的目的，就是搞垮共产主义。”这无异于给邓小平一记响亮的耳光。人们为邓小平感到脸红，可邓小平等人一再表示尊重人家的选择，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亲如一家，让人们彻底看出了他们之间的根脉关系。
　　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背弃自己的诺言，在人民中彻底丧失信用。在文革中，刘少奇分别向中央机关、清华、建工学院写了三份检查，承认自己从进城以来犯了八大错误和罪行，说党内以自己与邓小平为首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邓小平除了积极检查交待外，还主动揭发刘少奇，并表示永不翻案，这些检查交待都记录在案，并发至全党，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使邓小平背弃自己的诺言，而应证了毛泽东说的：“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毛泽东对邓小平总是宽大为怀，给邓小平以机会，是他自己将自己置于毛泽东的对立面，以为历史真的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为自己从此开新篇、永操胜券，其实是想错了。
　　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背离中国人民的愿望，必将受到历史的嘲笑。毛泽东逝世，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曾经勾起国人对他的热望。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取消“四大”，使国人开始警醒。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期待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未曾想他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讨论，取消人民对于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不问姓资姓社，非难国营经济，全面否定人民公社，私有化趋势越演越烈，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民族工业受害，地区差别越来越大，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不公之事泛滥，能源浪费、资源破坏严重，政治腐败，信仰危机，黄赌毒猖獗，社会道德下滑，治安问题丛生，社会恶性案件不断，三农问题突出，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问题严重，就业、失业问题突出，民众不满情绪在增长、在扩大，等等，成为人们公认不讳的事实，已经跃出朋友私情谈话的小圈子，而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公开地见诸于报端、杂志，活跃于人们言谈之中。上述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正而愈演愈烈，使一切有良知的中国国民为之寒心，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与命运、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自己的前途与命运。于是，反思之声越来越大，认识了邓小平，并非领导人民共同致富，而是欲畅通无阻地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不发出“走资派还在走”的感叹。
　　全面否定文革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哀首先，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动摇了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引发了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在我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汪洋大海的小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传统思想意识，加上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要把共产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特殊的难度。毛泽东从一个山沟里走出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华，将其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经过巨浪淘沙、历史的选择，证明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制胜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大家认定毛泽东就是党的生命所在，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所在。邓小平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故意夸大文革的灾难性和负面性。透过伤痕文学以及对文革派人身及政策的丑化，一方面固然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却对党、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各种诽谤毛泽东的谈话、文章、绘画到处流传，丑化革命、歪曲革命的文艺作品泛滥，嘲笑革命、嘲笑理想，宣传共产主义乌托邦论、渺茫论、无望论，成为时尚话语。革命成为假大空，革命似乎不讲信义，正如有的外国朋友所指出的，把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起家的本钱都一并否定掉了。这一切，使广大党员一时觉得失魂落魄，失去了革命信心，感到一切都是渺茫的，不可信的，无望的。人们说，连毛泽东也不可信，那么党内还有谁可以与毛泽东相比，还有什么可以取信于民的。表面上虽然还讲社会主义，但是内在的精神和价值观已经跟马克思主义完全背道而驰了。中国社会、中国党内出现了信仰危机、信任危机。
　　其次，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使共产党人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是干革命的。夺取政权，完成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革命并没有完，革命还需要继续；斗争并没有完，斗争采取了新形式。但是在邓小平这里，夺权是革命成功了，革命到此为止了，既不要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不要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更不能提两条路线斗争。所以革命也不要继续了，既不要继续反对资产阶级，也不要防止反对小资产阶级两极分化；既不要继续反对封建主义，也不要防止党内出官僚主义、出腐败分子，似乎革命完事大吉，只要发展就行了。邓小平还怕人们听不明白，便进一步提出不要问姓资姓社，只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就行了。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丢掉了前进的方向，使中国目前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积重难返。1989年学潮时，中国人民大学有人公开贴出《中国私有化宣言》的大字报，现在许多人还在积极倡导私有化，正是中国失去前进方向的有力证明。
　　再次，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使共产党人丧失了斗争武器。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拥有战略武器制导。一个世人不争的事实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要坚持执政党的地位，就必须反腐防变即必须防止共产党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修正主义政党，防止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因为一切革命的政党，都面临黄炎培先生的圈变之说。中国共产党也不能例外。权力是钓饵，也是腐蚀剂。蜕变是生物的共同特征。一切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这就是辩证法，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为此，还是毛泽东说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使中国社会主义改变颜色，最危险的敌人不在外部，而在中国共产党自身；中国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也不在党内隐藏的资产阶级分子，而在于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决的办法就是人民民主，就是宪法制约下的人民制衡和监督。邓小平害怕群众拿起毛泽东的武器来对付自己，而走向极端，宣布中国取消“四大”从此不搞运动，于是那些钻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利用人民授予的权力，买官卖官，贪得无厌地掠夺国有资产、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同国内外商人勾结，疯狂敛财、聚财，成为社会主义大厦的蛀虫，有恃无恐，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恶劣，无所不用其极，侵吞的财产金额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