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是，八八团的同志们，却采取与我们完全相反的做法。他们认为，省委这个举动好得很，要求省委不要收回这个“革命通知”，并且还派人到工厂去做工人工作，要工人们到省委去表态，说省委是革命的。一些工人，在八八团的蛊惑下，跑到省委去以后，见到红色造反团的说明，认为他们这样做，既离开生产岗位，又压制了革命学生运动，违背了《十六条》的规定。于是，纷纷表示，省委这个通知是错误的。省委是不是革命的，主要看它是不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因此，省委是不是革命的，根本用不着讨论，省委只有通过实践，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在文革中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而是不是革命的。
由于学生和工人的共同努力，省委很快收回了成命。显然，这一回合，使八八团丢了面子。我们对八八团的同志讲，其实，并非我们比你们八八团的人聪明，而是因为八八团要听上面的话、不能独立思考的缘故。所以，我们造反团在一篇评论中指出，革命师生向来不盲从。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提倡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后来八八团的一些同志在回忆这件事情时，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团成立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没有办好，出师失利，这对我们的士气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人们第一次看到，文革前，省委的话说一不二，可以说是点石成金；如今，在这场新的革命面前，她的话并不足以左右人们的观点。置言之，省委的意见不再起决定作用了。省委的威信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动摇了。人们发现，省委是不是革命的，不是用形式逻辑可以讨论解决得了的，也不是说，过去是革命的，现在就必定是革命的。文革是一场考验。对省委如此，对一般人更是如此了，以后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这就是说，省委的这个通知，弄巧成拙，不但再一次使省委陷于被动，而且教育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哈尔滨的广大产业工人群众。应该说，哈尔滨的大企业，是在“一五”计划期间建设起来的，例如三大动力（锅炉厂、汽轮机厂、电机厂）、一、二工具厂、量具刃具厂等，是156项工程之一，工人整体素质高，队伍整齐，不容易为小市民干扰，这在当时条件下，使得后来直到一月风暴时的哈尔滨的工人文革运动，比较好地步入毛泽东的轨道，与省委初期的几个部署，连连被击败，使广大工人群众很快倒向造反派一边，是很有关系的。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二个回合，是在当时应该把斗争矛头指向什么。
如前所述，在解放后的中国，人们言行的是非标准，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指示。这已经成为铁的定律。按照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及《十六条》的规定，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在当时，一个群众组织，应该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能打横炮，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只有坚持这个大方向，才能团结广大群众，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当时，我们同八八团在这方面争雄又是在两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个方面是斗不斗走资派。揭批走资派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能不能变色，不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也不在于国内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的反扑和破坏，而在于执政党的共产党内部的当权派，是不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的逻辑是，八八团是党委通过自己的亲信搞起来的，他的头头当然就不能真正起来揭批党内的走资派，这与八八团内广大成员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有矛盾的。应该说，八八团的头头也是拥护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但是，他们处于两难境地，他们怕揭批走资派，而失去领导支持，丢了生存之地；不揭批走资派，又丢了大方向，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和《十六条》。因此，我们造反团认为，坚持揭批走资派这个大方向，就是瓦解八八团的生存基础，使八八团处于不利地位，把群众争取到我们造反团这边来。无论社会上刮什么风，我们始终牢牢地抓住这一条，当时叫做“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8月23日，我们造反团在学院大操场召开了誓师大会，集中揭发批判我院党委书记杜若牧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及镇压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归纳起来，关于所谓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有这么几点：
1、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群众学毛著。比如林彪说：学习毛著，“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他却说，“不能什么都搞绝对化了，立竿见影，有时立竿就见不到影，阴天就见不到影。”针对号召掀起学习毛著高潮，他说，“学习毛著不能过杠”，“知识分子要学马列著作，不能只看老三篇”，“不能笼统地提毛泽东思想进课堂”，“学习毛著要提倡‘三自’：自选时间、自定内容、自愿结合”。如此等等。
2、反对政治挂帅。例如，他说“政治压倒一切，但不能事事都让路”，“政治挂帅，好比元帅升帐，两厢侍候”；在经济困难时期，总务处很费劲地搞到了煤，他说，能搞到煤，什么手段都可以，要求院党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美化现代修正主义，吹捧赫鲁晓夫。例如，他说“赫鲁晓夫访美成功，真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自然科学教学中，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非辩证唯物主义之分，自然科学不能以反修为纲”，等等。
4、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这主要指杜自己抛出来的14个人，以及他委任几个有历史干部的问题。应该说，这是杜原初没想到的。既然他们是不该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重用他们就是错误的，自己把他们抛将出来，岂非“不打自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5、反对教改，抵制党的教育方针，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把学院办成了资产阶级的学校。这方面，揭发的问题，一是鼓吹智育第一，轻视德育，反对学生参加劳动和下乡办学。以强调教学质量为名，“培养目标是普通劳动者是错误的”，等等。
二是排挤工农干部，排挤工农学生。比如，他对原在数学系任总支书记的一位被排挤的工农干部说，“你还是到农村去吧，这儿尽知识分子、教授，你吃不开。”还有，他把一大批工农子弟，撵出学院大门。有一位农民出身的廖某女生，从外地来，在会上声泪俱下，控诉他们当时被排挤出校门的痛苦境况，激起与会者莫大的愤慨。
揭批杜若牧镇压群众，极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这么几条：
1、横加阻止运动转入本单位。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我们政治系给系里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党委办请示他，说运动已经转入本单位，他很不高兴，反驳说，“这是你的理解！”6月3日，杜急急忙忙召开党员大会，选出了以他为首的校党委，试图把自己装进“红色保险箱”，他在工作报告中，转移斗争大方向，说“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地维护学校旧秩序”，“在学校里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某些学科内称王称霸”，而只字未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当晚，借各系声讨陆平之机，他和其他院领导进行游说，企图压制各系。6月4日，省委开会，提出运动转入本单位，杜参加了，但回来后，只字未露，以后有人提醒他，他借口没时间而拒不传达，并指使心腹，在历史系、中文系向“八大怪”和中文系的一位领导开火，妄图转移运动的主攻方向。
2、脱离岗位，逃避文化大革命。6月4日，杜听到北京大学改组，陆平、宋硕、彭佩云被撤销一切职务后，一股急火，得了“牙痛”，竟以院党委名义与哈医大党委联系，在6月7日强行住进医大二院。
3、欺上瞒下，策划6？18报告。所谓6？18报告是指杜若牧于头一天回学院，让副院长陆某，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所作的一个不到25分钟的“动员报告”，只字不提引火烧身和揭发院党委的问题，引起师生们的激愤。
4、挑动群众斗群众。他面对师生对6？18报告的不满，向革命师生反扑，掀起了围剿高潮，三起大浪。
第一个大浪是：6月20日组织两路围攻政治系革命师生。
1、于6月19日，指使G某组织中文系党员开会，专门搜集政治系革命师生对6？18报告的反应，将其搜集的16种谣言，强安在政治系革命师生的头上，并组织六十余人写出了一批围攻政治系革命师生的大字报。动员中文系师生签名，扬言“签不签名是个立场问题”。第二天，在小操场贴出以后，又动员人去看大字报，见政治系的师生和不同意党委报告的人就围攻，甚至掐数学系一个同学的脖子，酿成所谓师院小操场事件。
2、与围攻师生的同时，杜率领机关及各系的书记，去政治系以开会的形式对穆国兴进行围攻。声称“党组织领导运动不能动摇”，“要拿出几个（反对党委）靶子，下周转入批判”。
第二个大浪是：于6月21日，他亲自在中文系组织了一次声讨革命师生大会，会议从午后三点一直开到晚十一点，参加者达300余人。怕失密，会议地点由三楼迁至四楼，不许外系师生参加，并由G某亲自把门。发言者直呼政治系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要开除政治系某些党员的党籍，吁请“院党委立即组织力量，打击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他在会上说，“听到大家发言，我很高兴。”在中文系“像到了家一样”，“我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有了你们中文系600多名革命师生，我就有决心把这次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还讥讽地说，“政治系以前吃大葱，现在吃辣椒；以前唱南腔，现在唱北调。”给那些不明真相的同学打气，“一切革命的大字报我都不压制，你一张，我一张嘛，对大是大非必须表示看法！”
6月24日，他又在化学系以开座谈会的名义，如法炮制了一次声讨会，再一次扬言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
第三个大浪是：6月28日召开党员大会，向党员布置并组织党员对群众反扑。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认定杜若牧在文革前，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在文革中，为了保自己，一顶、二躲、三压、四狂，是破坏和镇压师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根据我们事先草拟的报告，在大会上通过决议，派人将材料飞报省委，并通过省委当即下达文件宣布将他停职反省。这在当时的哈师院震动极大，它使我们造反团声威大振，我们称之为出师大利、凯歌前进的八月。接着，我们又把党委常委兼党委办主任李群拉下了马，由省委罢了他的官。应该补充的是，要求罢党委常委兼党委办主任李群的官，颇费周折，将在后面予以补叙。
但是，八八团却和我们相反：他们怕触及这两个人。在我们召开揭批这两个人的大会时，他们把其队伍拉出院外，不知去向，当他们得知省委宣布党委书记停职反省时，他们就慌慌张张向省委提抗议，说什么“单在红卫兵召开的会上宣布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吵吵闹闹的抗议，已经于事无补了。
迫于团内压力，八八团也召开过批判走资派的会议，但是，他们只是批判在批“三家村”时，我在第一章说过的、由当时党委讨论抛出来的一个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式的党委副书记（二把手）常杰民。此人文化大革命前好舞文弄墨，写些条幅字画，同当时的一些教授经常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搞点文章之类，说了许多当时认为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话。党委把他的问题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比如，他说：“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已经开始产生‘左’的萌芽，有强调‘红’忽视‘专’、强调实践忽视理论的现象。”，“学校提什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那剩下百分之五怎么办？”，“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再晚办两年就好了”。
二是吹捧“杂家”，包庇坏人、重用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比如，说他在1956年，把一批政治面目不清的、甚至包括镇反对象、历史反革命L某、F某网络进来以后，加以重用，还把反革命分子S某从监狱里接出来，安排在数学系当主任，在反右斗争中，此人有右派言行而让他蒙混过关。批评他在1958年将别的院校不要的右派，例如Z某某、S某某、C某某网罗进哈师院，并加以重用，还同他们打的“火热”，“关系密切”。其中S某某还给常送去字幅“卧薪尝胆”四个字，后见势不妙才摘下墙来。
三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在教学中积极贯彻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腐蚀青年。主要的问题，一是攻击五八年教育革命，反对半工半读和下乡办学，反对学生参加劳动；二是消极对待毛主席64年春节谈话，反对减轻学生负担。
四是阻扰、破坏文化大革命，为反动学术权威评功摆好。
此外，八八团还给他增加了一条：贪图享乐，多吃多占，假公济私，极力推行和平演变。
就是这么个人，在批“三家村”时，以“上挂下联”、结合本单位实际的名义，由党委抛出来，组织大大小小的会议对他进行了持续、猛烈的批判，在当时已经弄得声名狼籍。就是这样一个当时被我们称为“死狗”的人，八八团对他进行没完没了的批判，并美其名曰“痛打落水狗”。八八团这么做，当时人们说成是“双保险”式的革命：既批了走资派，体现响应毛主席号召，投入文革；又继续维护党委领导，不会得罪学院主要领导。真是又革命，又无风险，两全其美，旱涝保收。
在此有必要再补充一点：当时从中央到基层，有一批被党组织认定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被抛出来同“三家村”捆起来加以批判的对象，这时造反派不以他们为重点，并认为它是走资派“舍车马、保将帅”的一种伎俩。此时，这些人从心里很欣赏这种做法，认为这样替他们说了公道话，其中不少人后来转为支持造反派。这就使后来的运动更加复杂起来。这些被抛出来的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党内各级领导人往往有着千丝万缕难以说清的种种联系，全国各地都有，在黑龙江省，有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恒轩（其把柄是他的《诗话》）等，在哈尔滨市，有市委副书记郑依平（主管文教），宣传部长牛乃文（口实是搞封资修文艺）以及各高校等一些党内领导人（如哈师院的常杰民）。这些人就是前述中央领导人称其为“黑帮”者。
写到这里，恕我直言，在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一些领导人（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他们在党内斗争的历次运动中，常常见风使舵。耍两面派，左右逢源，极尽其能事，批判别人，引火烧别人，只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就行，甚至以此作为攀高附贵之梯。林彪深悟此道，提出“用B52的力量打B52”，就是抓住了党内斗争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