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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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全市14所大专院校的红色造反团人员，倾巢出动，从学府路到大直街东端，全程30华里。各个院校的造反团成员，首尾相接，排着四路纵队，打着红旗和各种彩旗，浩浩荡荡，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反到底”、“省委有鬼”、“省委里有大鬼”、“把省委里的鬼揪出来”等口号，唱着《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接受全市群众检阅。除了哈军工的师生身着黄军装、蓝军装，斜背黄书包、蓝书包之外，其他各校每个人一色身着蓝布学生服，斜背黄书包，右手高举红塑料皮装帧的《毛主席语录》本，一个个面部庄严而郑重。那一天，秋高气爽，我们一路风尘，显得英姿唤发，生气勃勃，歌声和口号声交相转换，声震晴空，行进步伐整齐、雄健有力，显示了一代生力军的不凡风威。人们看到，面前的这些造反派大学生，并非传说中的洪水猛兽，也不是某些人笔下的恶魔厉鬼，长着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面目可憎，而是一批热血的青年、清秀的子弟，怀着报国之志，充满理想和朝气，具有敢想、敢干、敢闯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正是《十六条》所描绘、所表彰的青年，干吗不能支持他们？为什么对他们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硬要再一次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这些就是当时人们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议论。游行示威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
这次游行示威，给社会造成了比较大的震动和影响，也为造反派自己壮色壮胆。师生们在行进中，常常抑制不住兴奋之情，引以为荣。一次队伍小憩，中文系的一位男同学，绰号老虎的张春芳，弓着腰，压低嗓音，拿着一副爷腔说：“孩子们，”说着又故意咳嗽几声，假装吧着旱烟袋，啐了一口痰，继续说下去，“当年我们造反时，不怕压，不信邪，面对白色恐怖，我们就来个红色恐怖，组织大游行，你爷爷我……”，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游行之后，各个院校造反团根据大专总部统一部署，互相配合行动，进行了许多调查。深入揭批了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李范五接见八八团，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问题，申报中央。9月15日，中共中央宣布撤消李范五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对省委书记王一伦、陈雷、任仲夷“停职反省”。于是，9·7大反复又以八八团败阵而结束。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五个回合是他们火烧学院图书馆旧书及扫四旧。
这次争雄，是9月份的事。八八团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知北京第二中学《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大字报说：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不例外。”在这种新消息鼓舞之下，我院八八团同全市八八团表现了空前的魄力和勇气。一天，师院八八团把队伍拉到院图书馆，逼迫图书馆工作人员把各种旧线装本图书和旧书统统搬到图书馆门前，并命令他们点火烧掉。我们造反团得知此事之后，我和杨桂宾、董振山、贾作富等人，立即放下手中的活，飞快地赶赴现场，以造反团的名义，郑重告知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对于旧图书，只能用笔墨为武器加以批判，而不能用火去批判；藏书是学校的宝贵财富，是师生们用以批判地继承我国文化遗产的物质基础，万万不能烧，烧了就是毁了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封资修的物证，就没有了批判的对象。在我们的支持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大胆地出面做工作。于是，八八团的同志们停止了这一错误的做法，才避免了我院图书的重大损毁，从而，使我们学院的图书得以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我记得发生这件事的一两天之后，有一位来自瑞士的外国朋友访问哈师院，我根据学院外事部门的安排，在当时学院大字报馆（体育馆）参加了这次接见。在他看大字报时，我向这位朋友介绍学院两派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做法时，讲了这个故事。这位外国朋友称赞我们制止烧图书的举动，同我共同嘲笑了这种愚蠢的做法。我想，如果这位外国朋友健在的话，他一定能够挺身而出，同原师院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一起来回亿这次富有历史意义的谈话。
这件事，后来八八团倒戈的同志告诉我：后来团里有人感到很后悔，觉得使他们大丢面子；他还说，对于搞文化大革命，中央确实有不同的主张，所以，根子在上面，问题表现在下面。
再说，扫四旧，我们造反团也是持不同观点的。在我们看来，斗争的大方向是揭批党内走资派，离开这个大方向，去搞其他的事情，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这是走资派的伎俩，千万不能上当。所以，当八八团杀向社会去搞扫四旧时，我们正忙着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走资派。应该说，八八团当时搞扫四旧是得到“上面”默许，当时党委里的某些人是支持的。八八团在家里不批走资派，不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杀向社会，同一些中学生走上街头，大搞扫四旧活动，发起拆喇嘛台、姑子庙，到商店改标语，改街道名等等。哈尔滨市中心的南岗尼古拉大教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赤卫队领着拆毁的，后来，有人把这笔帐统统都算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身上，实在是没有查清历史的真相，不合乎历史实际的。
这里且听我再讲一个故事：那期间的一个上午，哈师院的八八团一位同志，乘着从外面扫四旧的余兴，来到和兴路“五满意商店”，见到商店内的两个柱子上，左右贴着一副对联：“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气急败坏地对当时在场的人说：“这是修正主义的论调，只讲经济，不讲政治挂帅，赶快把它拿下来。”殊不知这是毛泽东于1942年提出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当场被商店工作人员义正词严地指正，弄得狼狈不堪，在众目睽睽之下，灰溜溜地离开了商店。一位同学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时，正值我们吃午饭，听完首尾之后，在场的人一个个笑弯了腰。
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件事，那就是12月出现的“红海洋”——即组织人在街头到处刷毛主席语录——造成一片红色，也是八八团最为积极的。我们师院造反团认为，这也是走资派为了转移人们注意力、分散造反派斗争锋芒的做法，进行了消极抵制。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六个回合是如何对待学生参加秋收的问题。
1966年天公作美，欲与人们的热情相匹配，秋阳绵长，日照充足，肥沃的黑土地，再一次以丰收的硕果回报为他们辛苦耕作的主人，黑龙江省各农场特大丰收的喜报频传，召唤人们去拥抱。黑龙江省委于10月份发出通知，为了保证到手的粮食颗粒归仓，决定发动全省大中专学生到农场参加秋收劳动。对于这一活动，红色造反团全市大专总部召集各院校造反团负责人会议，进行了充分协商。我参加了这此会议，并在会上发了言。大家认为今年黑龙江省粮食确实获得大丰收，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它收回来。但是，应该认识，省委这样做有两个目的：
一是想缓冲一下运动，找个喘息机会。黑龙江省运动来势很快、很猛，许多事情容不得前思后想，也来不及左顾右盼，这样把大专院校学生赶下去，领导人就可以稍事休整，以便再想应付的对策。
顺便地说，当时有许多干部，对于来势汹猛的运动，只要有机会就想把它停下来，也不管中央是否允许和群众是否支持，客观上有没有可能；或者想方设法转移斗争大方向，只要运动不整到他们头上就行。
二是《十六条》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秋收事关大局，是言之有理，顺理成章的正道，谁也说不出什么不应该，明知是调虎离山之计，但是叫我们哑巴吃黄莲，有口说不出；如果提出反对就会说造反团是空头革命派，使农工不满，这样就脱离了群众，违背《十六条》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并使造反团落个“假革命”的指责，而走向被动。因此，我们不能加以抵制，而应该顺水推舟，来个将计就计。
此外，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从我们自己讲，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相结合。这次秋收，也是我们造反团广大师生向群众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宣传造反有理，宣讲我们造反团的观点的绝好机会。
经过热烈地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以哈尔滨大专院校红色造反者总部的名义，郑重向省委、省政府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今年农业大丰收，省委、省政府应该很好地组织大中学生和机关干部适时奔赴农场，抓紧时间搞好秋收，力争丰产丰收，夺取农业生产的全胜；同时各院校也应该留人在家里闹革命，不能顾此失彼，真正实现革命生产两不误。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省委始料不及，更是八八团不曾想到的。根据在总部协商的精神，各个高校造反团回去都作了认真地动员和积极地安排。我们师院造反团动员了80％的成员约600人下到肇光农场，参加抢收。行前，我召集全团大会，就下去秋收和留守家里的两个方面的工作，作了统一要求，并号召下去的同志，要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和优良作风，出色地完成秋收任务，为红色造反者争光添彩。
八八团对造反团的做法始则觉得意外，感到震惊，他们以为造反团什么事情都是同省委对着干的，这回也不能例外，万万没有想到造反团竟然如此坚决贯彻《十六条》，如此听省委的话，坚持革命生产两不误，于是他们开始采取观望造反团动静的方针，缺乏下去的必要的思想、组织和物质准备，继则见到造反团如此坚决，只好慌忙来个再动员，匆匆派出自己的成员下乡，殊不知，其被动的局面已经铸成了。对于这件事，我们师院造反团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谁说我们同党委对着干？我们造反团本来就不是反对党委，只是反对那些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路线的党委，也就是说，就像买货一样，不光看他挂的什么牌子，而重在看他卖的什么货色。把造反团说成同党委对着干，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于我们造反团的罪名，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历史的污蔑。造反团在这件事情上又一次争取了群众，得到社会的赞许。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七个回合是如何对待“三军”的问题。
在哈尔滨，1966年12月，是当时各种政治势力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之后，全国进入大串联，哈尔滨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大专院校在军工红色造反团的影响和带动下，各高校基本上分成造反团和八八团两派。到这时，各校的造反团都已占绝对上风。各校也出现过中间派“东方红”组织。这个组织原以为造反团大方向对，但太“左”；八八团不造反，不批走资派，又过右。因此，他们想既造反又不左不右，一切都那么按他们的设想的方式方法进行。然而，这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因为要造反，就要揭批走资派，这就必然有阻力；要打破这种阻力，就得有一股冲力。这股冲力究竟多大能打掉阻力，难得恰如其份。因此，跟他们走的人在各校开始都有几十人，但后来越来越少。到11月份，“东方红”这面旗帜已经打不起来了，人员自动消散。其中不少人后来参加了造反团；另一些人自觉脸上无光，不再参加什么活动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所谓“逍遥派”的一些人的来历。在我们师院，挑起“东方红”大旗的，是我们政治系三年二班的高大中；在东方红解体后，也加入了造反团。此外，也还有一些人，在造反团和八八团两边来回地“杀回马枪”，后来见到两派的人，也感到难为情，当起逍遥派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哈尔滨集中了“一五”期间办起来的现代化大工厂，少数通过公私合营办起来的企业也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因此，哈尔滨的产业工人队伍比较整齐，接受的是现代化训练。由于哈尔滨大专院校造反派活动的早，到12月，工厂企业的造反派也已经组织起来了。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哈尔滨工厂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如火如荼的局面。这时，社会的主体部分已经失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大批领导人被打倒了，因而成了名义上有地方党委和政府，而实际上只有空架子，没头脑、没主意、没能力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时间进入了完全的无政府状态。
就是在文革斗争的这一重要阶段—1966年12月初，散居社会的复员转业军人，并混杂着某些旧军人、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在内，在几天里组织了名为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史称“三军”）的组织，于12月5日，约几千人，他们身着黄军装，分别佩带“三军”红袖章，分乘100辆大卡车，组成大车队，驶上街头，高呼口号，声称他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老造反，是新时代的革命英雄，谁敢阻挡他们，就把谁砸个稀巴烂。约闹腾到12月8日。一时间，哈尔滨狂风四起，把矛头指向红色造反团。哈尔滨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面临大反复。
面对这股势力，各高校造反团一开始就认为，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必须由省委和省军区向中央报告，立即予以取缔。于是，各造反团密切注视街头的动态，积极向省军区反映情况，并再次派人向周恩来汇报。对于这样一种情势，八八团却幸灾乐祸，袖手旁观，并把它视为自己的救援。当时，在工厂企业，与造反团对立的群众是赤卫队，是由省市一些劳模通过工厂企业党委一手扶植起来的。他们和八八团串联在一起。这时，又出来个“三军”，史称“三军一团一队”，形成了对造反团的新包围。但是，这种“三军”，与八八团、赤卫队不同，他们是社会的沉渣，是一支没文化的军队。他们胆大妄为，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其反动性、破坏性，明眼人一看便知，他们同八八团、赤卫队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正是这一点，他们后来越来越嚣张的做法，使八八团感到其来头不对，也不敢同他们多沾边。造反团大专总部派人向周总理汇报，说明了情况。没过多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便通电黑龙江省委和省军区，下令宣布哈尔滨的“三军”是反动组织，必须立即予以取缔并逮捕其头头依法惩办。省委和军区果断采取措施，派出子弟兵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就是这样，“三军”被迅速取缔，哈尔滨造反派再一次得到周恩来的支持而走向新阶段。
在这里应该补充的是，在11月间，哈尔滨大专院校造反团总部，曾经派过一次由各院校派代表参加的汇报团，向周恩来汇报过哈尔滨的文革情况。周恩来亲切接见了汇报团，并同他们一起照相留念。哈师院造反团派出的代表是潘少林。顺便说，像这样抛头露面的活动，我认为自己应该推出去的，找个借口都推出去了。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八个回合是如何对待经济主义的问题。
1967年1月份，在一些工厂企业刮起一股风：一些工人要求当地党组织给他们涨工资，增加福利和劳保待遇，发放各种补贴、经费、物资，甚至强占公房，等等，有的还煽动工人离开工作
